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之初，我党南京市委就派地下党员顾大椿、王振洪、刘增奎（刘野亮）等同志，以学员身分进入了战训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进步学员与反动派进行斗争。当时，在战训班中，有组织联系的地下学员20多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也在战训班中建立起了分队部，有队员约200人，成为与反动派斗争的骨干力量。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民先队员团结广大进步同学，与训练班当局在班里搞的反动活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现将斗争经过，简述如下：　在战训班成立初期，是围绕着汪精卫、刘健群等人，在“精神讲话”中散布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论点，展开的斗争。例如，他们说：必须在一个党（国民党）、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府（国民政府）、一个领导（蒋介石）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我们说：必须联合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切抗日进步力量，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为了争夺这批爱国青年，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在战训班政训处的策划下，由国民党学生出面，拉拢少数落后学生，在战训班中秘密组织了一个反动团体——“战斗青年社”。

        有一天，政训处的一位政治教官，召集一些同学开座谈会。那个教官说，为了活跃班里的文化政治生活，有些同学建议办一份墙报。政训处已经同意，希望大家为墙报写稿。

        1937年10月下旬，该墙报贴出来了，报名叫“战斗墙报”。其中除了进步同学写的几篇生活感受外，大部分稿子是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谬论。编者还要求同学们“踊跃投稿”。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我们民先队员在同学中间，指明了《战斗墙报》是受“战斗青年社”操纵的；并揭露了“战斗青年社”里几个骨干分子的底细——他们在北平上学时，都是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取津贴的“职业学生”。此后，广大同学很少给《战斗墙报》写稿子。该报出了两三期就停止了。

        战训班撤到芜湖之后，一切训练都停止了，学员的生活比较松散。我们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利用空余的时间，组成抗日宣传队，到芜湖市区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宣传　队没有经费，我们一些同学典当出卖自己的衣物，把钱捐给宣传队。在兵慌马乱的年月，衣物不值钱，我把被褥衣物连皮箱一起送到芜湖当铺，老板看我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面子”，给了我8元钱。

        政训处和“战斗青年社”的头头们，利用在芜湖学员们分散居住，自由活动的机会以请客吃饭、看戏、看电影等手段，拉拢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战斗社”。在我党地下支部的领导下，一些进步同学在吃饭时，一边用筷子敲碗，一边高喊：“战斗！战斗！”以讽刺他们，揭露他们的卑鄙伎俩，使他们发展反动组织的活动受到阻碍。

        战训班移驻到江西南陵丫山镇，地址偏僻，消息闭塞。同学们既不知道前线的抗战形势，也不知道战训班要走向何处？产生了烦闷情绪。大家见了面，就谈论怎么办？为解除同学们的烦闷，刘玉柱同学写了一篇复写传阅文章，题目是《怎么办？》其中介绍了外面来信中说的抗战情况，建议同学们多读些书，我们总有一天会走上抗日战场。文章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在传阅时，被政治教官发现，他们以为这是要鼓动学员闹事，就向班本部反映了，并建议要把几个主谋分子捉起来，押送南陵县监狱，以示镇压。政训处的教官和“青年战斗社”的头头们到了丫山，又秘密活动，用各种卑鄙手段，发展他们的“战斗社”，引起同学们的不满。

        有一天，黄仲翔副主任来到战训班，就被学员们包围了。有的同学质问他：“战斗青年社”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有人暗地里拉拢同学参加这个不敢公开的“组织”？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有的学员当场站出来，揭露拉拢他参加“战斗社”的人用的卑鄙手段。女同学们向黄仲翔揭发了中队长戴某调戏一位女同学的流氓行为，并要求撤换戴某。同学们还揭露了司务长贪污伙食费，要求黄仲翔查处。同学们的质问和揭露，弄得黄仲翔哑口无言。他被迫宣布：撤掉戴的中队长职务；不准司务长管伙食；由学员推选伙食委员管理伙食。关于“战斗青年社”的问题，他说：查询后再作答复。

        黄仲翔为表示关心学员，他把我和刘玉柱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他表白说：我来丫山是为了看望训练班的全体同学，请你们两人来谈谈班里的情况。我说：来到丫山，消息闭塞，对抗战形势不了解，同学们有些烦闷情绪，希望早日分配到前线，参加抗战工作。刘玉柱同学说：我写了一篇文章，本想写完后，送给黄主任看看，再传阅。但是刚写了半篇，同学们就拿去传阅了。黄仲翔说：未经审查，就拿出去传阅，有些不妥，以后注意。刘玉柱接着说：有人秘密拉拢学员参加“战斗青年社”；班中是否有这个组织？如果有，请把该组织的章程公布出来；如果没有，也请黄主任向全体学员说明，以解学员之疑。黄仲翔在召集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宣布：战训班没有“战斗青年社”这个组织。这样，就把“战斗青年社”打入了非法。至于政治教官提议捉人的问题，无形中被压下去了。

        战训班转移到江西景德镇时，原定的3个月训练期限，行将满期。但战训班当局借口行军耽误了训练计划，要延长训练期限。学员们坚决反对，要求按期毕业，分配到前线工作。班当局不但不答应学员们的要求，反而企图用高压手段，先从女生队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要强迫调走女生队，继续训练。女同学们不接受。班当局就把女生队的政治教官、炊事员和炊具统统撤走；要想用断绝伙食的手段，压服女生队。女同学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她们组织起来，轮流站岗放哨，不允许无关人员进“斗姆阁”（女生队宿营地）；她们自己抬水，借用老百姓的炊具做饭，以维持生活；并派代表与战训班当局谈判，但没有达到要求。战训班还派人监视她们的行动。男同学们得知后，坚决支持女同学们的斗争。党支部书记刘野亮和民先队员葛佩琦代表男生队到女生队慰问。他们一方面劝女同学们要适可而止，坚持到一定的地步，当局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了。另一方面，利用大队部与政训处的矛盾，由葛佩琦去找大队长李炳昌交涉，争取他的支持。葛向李大队长陈述了情况，并对李说：如果明天还不给女生队恢复伙食，男生队就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女生队。李大队长说：要调出女生队继续训练的事我知道；给她们断绝了伙食供应的事我不知道，办事总要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断绝了女生队的伙食供应，是不近人情的；明天一定给她们恢复伙食。第二天女生队的伙食果然恢复了。

        女生队坚持了七天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我们在战训班的斗争策略是，利用大队部和政训处的矛盾，争取大队长李炳昌的同情，以挫败政训处和“战斗社”的反动活动。在与班当局交涉时，多半是由原南京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刘玉柱、葛佩琦出面，而不由地下党领导人出面，以免暴露党领导人的身份。此次斗争的胜利，也是利用的这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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