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党中央决定：抢先接收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第一条战线（军队）和第二条战线（地下工作）上的人员，都要尽快向东北转移。

        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计划先派人到北平建立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站，作为向东北转移的第一步。但抗战胜利之初，由西安到北平的火车还不通。去北平的“接收大员”都是坐专机去的。要派人去北平，交通是个大问题。9月中旬，赵耀斌来我家，问我是否有办法赴北平？我说：前两天西安美国空军联络站的克拉克先生来约我，和他们一同坐飞机去徐州，营救那位被扣押的美国飞机驾驶员。到了徐州，我可以坐火车去北平了。赵耀斌说：这是好机会，你多和美国空军联络站联系；动身之前，我们再谈谈。9月下旬，克拉克先生通知我乘飞机去徐州的日期，并说：他开车来接我，要我作好准备。我立刻去告诉了赵耀斌。他留我在他家吃下饭，并说：你到北平后，设法建立一处地下工作联络站。如果能接收一家敌、伪文化单位就办一个报社或书店。

        9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几位美国人来飞机赴徐州。下飞机后，我们坐汽车直接到了郝鹏举的伪省公署。我们说明来意，接待的人把我们让进客厅。不久，郝鹏举陪着那位美国驾驶员来了。那位驾驶员和来的美国人热烈拥抱，当克拉克向那位驾驶员介绍了我的情况时，那位驾驶员也和我热烈握手致谢！当他们要去飞机场时，我告诉同来的美国人说：我不回西安了，我要去北平。他们问：你妻子知道吗？要我们带回一封信给你妻子吗？我说：她知道，不要带信了，谢谢你们。他们回西安去了。我准备由徐州坐火车去北平。

        天天有火车经徐州去北平，我想买张去北平的火车票是很容易的。哪知北去火车都是日本撤兵的军车（当时铁路还由日本人控制着），没有客车。我去看望带着部队来到徐州的何柱国部田参谋长，顺便谈到我要去北平，没有客车的问题。他要参谋处通知徐州火车站站长，在北去的军车上，专挂一节客车。我坐着这节客车到了北平。时间是1945年9月底。

        这时的北平正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的时候。他们对敌、伪的房子、汽车等财产，互相争着接收，谁抢到手，就是谁的。一个职务最高的接收大员，霸占了一个有名的京剧女演员。北京市行政管理，无人负责，满街垃圾堆成山。小偷到处皆有，一位朋友晚上来看我，把自行车放在院内，不到半小时，车就被偷走了。日本侨民正在集中，等候遣返。日侨的大批家具、衣服、被褥等物品，摆在马路边上，廉价出卖。伪政权办的各大学，都已改成大学补习班，等候抗战之初南迁的各大学负责人回来接收。各中小学校，虽然没有适当课本，经费也无固定来源，但是那些有爱国心的老师，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

        我是接受我党地下组织的派遣来北平的，由于没有国民党“接收大员”身份作掩护，所以不能参加接收。我通过私人关系，在北平绒线胡同西口租到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为掩护，建立了地下工作联络站。1946年冬，赵耀斌赴东北布置工作，来回经过北京都是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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