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我由太原公安医院，回到祁县山西省第一监狱。当天晚上队长给我送来一张减刑裁定书，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原判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对于一个被关在监狱的人，这当然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在监狱的减刑幅度，一般是从无期徒刑减到有期徒刑20年（这是法定的有期徒刑的最高年限）。从无期徒刑一次减到有期徒刑15年的为数不多。我为什么一次能得到这样大幅度的减刑？我不知道。我只想谈谈我在监狱里所持的态度。建国前我坐过两次国民党的监狱，建国后坐的是共产党的监狱。我是否应该用对待国民党监狱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的监狱？这是我被判刑坐监后，首先考虑的问题。国民党的监狱是敌人的监狱，破坏敌人的监狱是革命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所以共产党员被关进敌人监狱，对监狱应持破坏态度。例如，进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生活，发展秘密组织，鼓动犯人闹事、逃跑……以至发动全体犯人越狱暴动。共产党的监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份。如果破坏了共产党监狱的秩序，也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秩序。所以一个共产党员即使因冤案被关进共产党的监狱，对监狱秩序也应采取维护的态度。例如，带头遵守监规纪律，帮助不识字的犯人学习文化完成生产任务等等。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坐敌人的监狱要经得住考验，坐共产党的监狱，也要经得住考验。

        判决书判我为“历史加现行反革命”，那是审判员的错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那种“运动压倒一切”的形势下，也很难做到公正执行法律。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党的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免“牢狱之灾”，就说明了这一点。不管判决书上的错误是怎样造成的，错误还是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根据我的革命实践，我坚决自信我是一个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过去我经得住国民党监狱的考验，今天也要经得住共产党监狱的考验。于是我决定对监狱秩序采取维护的态度。

        被关进监狱的人，第一关是“认罪服法”，这一关不很好过。有些对判决和事实有出入的人，常常想不通，采取了消极态度和错误作法：如消极怠工，散布不满情绪，破坏监规纪律，甚至越狱逃跑等等不法行动；结果受到关禁闭或加刑惩处。我是一个无罪被判无期徒刑的人。看来我对“认罪服法”这一关是很难闯过的，但我却依法过了这一关。党的政策是“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判决和事实不符，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或上级法院提出申诉。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我多次向政府提出申诉，详细陈述事实经过，有一次申诉我写了12万字。我在申诉中多次表示：如果政府查清事实，我绝对服从裁决。这样，对“认罪服法”关，不过而自过。对监视纪律我带头维护，我每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主动帮助被关押的人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文化；并帮助他们写学习心得和家信。我自己也每天坚持学习革命文献，例如，我不但通读、精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我还能背诵《实践论》、《矛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十篇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我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著作。在太原住医院期间，我还坚持每一季度写一篇学习心得，寄给第一监狱我所在的中队指导员。我想以上这些，可能就是我得到大幅度减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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