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宽大释放”了我，并且给了我公民权。我在社会上，应该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政治待遇。但事实不然。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那种极端“唯成分论”流毒，我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例如，在我搬进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院之前，有关单位派干部，到那个大院做了安排。他们对者住户说，有一名“老右派”、“国民党少将”、“特赦释放的犯人”，要搬到那间小空房里住；你们要提高警惕，划清界限，“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政治压力，使我如重负在肩，喘不过气来。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11号文件。其中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固然感到高兴；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我本人每月仍然只拿18元生活费，不能恢复工资待遇。社会上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有人说：右派问题是个实质，不肯定是否划错了，只是摘掉帽子，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所以他们把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叫做“摘帽右派”。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其中宣布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的政策。这是一个彻底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文件，使我受到鼓舞。我决心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政策，争取改正错划我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找谁改正呢？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搞错的，我当然要先去找中国人民大学。我第一厂次往访中国人民大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得已，我去拜访成仿吾校长。成老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我把你的报告转给人事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正在从各方面向回调人。我想我的“右派”问题和工作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

        过了几天我到人事处去询问处理结果。一位干部回答说：你的报告转来了，但成校长没有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无法处理。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1978年12月22日，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决定：对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予以平反。学习了这个文件，我精神振奋！我决定依据这一英明方针，上访中央组织部，请求恢复我的党籍，平反我的冤案、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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