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感怀

        1957年在春风和照的安样日子里，知识界为贯彻“双百”方针，促使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进一步发展，正在大展宏图，有所作为。五、六月间中央和地方先后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也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希望他们对各级领导提些意见，无非是为了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言犹在耳，不久就变成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了。当时唯恐人家不放或放得不够，还出现了一种“引蛇出洞”和所谓“钓鱼”的理论，千方百计地引导他们多说心里话。“反右”斗争延续两、三年（包括整风补课）之久，不知有多少人“出洞”、“上钩”！

        “反右”一开始，在《人民日报》的显著版面上登出人民大学葛佩琦“要杀共产党”的骇人新闻，孤零零的几句话，又无前言后语，令人难以置信；但赫然在目，罪责难逃，也实在够令人惊心动魄的了。

        葛佩琦，我是很熟悉的，原名葛畔珩，他是我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同学，而且还是山东平度县的小同乡，他爱人朱秀玲是我爱人在北平女一中的同班同学。看到这条重要消息，我和我爱人不禁大吃一惊，葛佩琦怎么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呢！两人窃窃自议，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对葛佩琦，我们是深切理解的，他是苦出身，靠半工半读人中学，依靠埋头用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参加学生救亡运动，从其为人处世的全过程加以论断，他又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至于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越想越糊涂，这样更增加了我们的迷惘。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我略加透露，便挨了当头一棒，险些落入泥沼。

        往事如烟缭绕脑际，退回几十年以前，我从平度知务中学初中毕业到黄县崇实中学高中读书；从平度到黄县约360里，当时还没有长途汽车，只能徒步或者“雇脚”（雇小毛驴）；一般是25里至30里便有驿站。在交通干线上有许多人以“赶脚”为生，来往不绝，我就是利用这种交通工具到黄县的，一站“脚力”为两、三吊钱（铜板约100枚）。没有顺头脚，“鸡声茅店月”，就起早背起行李赶一程。葛佩琦因家境贫寒，无力“雇脚”，用小扁担挑起铺盖卷儿，步行360里，到了黄县。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引起同学们的赞叹和敬佩。

        他半工半读维持学业。男生宿舍早起床、晚息灯，都由他摇铃作为“号令”，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学监”。学校有什么文娱活动，葛佩琦总是喜欢自动演点节目，山东梆子、毛轴棍儿（家乡小戏）、双簧一齐来，因而他在同学中是颇有点“知名度”的。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个朴诚、憨直、勤奋、心地良善、自得其乐的青年学生。

        当时北伐军已到山东，国民党政府勒令所有私立中学立案，才承认其合法地位；崇实中学是教会办的，美国人不肯立案，于是学生借纪念“五·三”济南惨案，大闹一场，学校陷于停顿。高中还差一年，我去北平考入大同中学高中三继续读书，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随后葛佩琦同学到北平崇实中学，仍然半工半读，是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铁工厂干活儿。接着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我们又成了同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踏步侵入东北、华北，国民党在“先安内，后攘外”不抵抗政策下，步步撤退，时局极端动荡。胡适的那一套“读书救国论”已被现实所粉碎，葛佩琦也从实验室走向十字街头，为抗日救国而呼号。因为苦学，学习成绩优良，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后来又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不久，就成为职业革命者了。我是1935年5月间离开北平的，历经“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双十二事变”，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对葛佩琦的情况不很了解；但坚信他一定在革命阵营里为救亡图存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全国解放，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最后的一个据点青岛也宣告解放。我随军接管山东大学时任军代表。这年暑假，葛佩琦和夫人朱秀玲到青岛，由黄县崇实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曲漱蕙（山大动物系教授）陪同他们和我相见。故人重逢，倍觉亲切，得知他曾打入国民党部队搞情报工作，先在河南，后到东北。我劝他留在山大物理系任教，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而且离家近，探望方便。但葛佩琦一定要去北平，说是为了找组织关系。不便坚留，只得让他们走了。后来知道，他在有名的通县师范教书，不久就调到人民大学去了。不料霹雳一声，他竟然被打成极右分子，生活的艰辛，自然不言而喻。

        “文化大革命”十年，雪上加霜，五荤六索，新帐旧帐一起算，葛佩琦便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先到原工作单位人民大学党委申诉没有结果，他坚韧不拔地先后到北京市委、中央组织部连续申诉，最后“告御状”到了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那里，数十年冤狱才得昭雪。他为什么会这样百折不挠，坚持到底呢？无非是自信一生光明磊落，心里无鬼；同时相信党、相信群众。此外，还有许多北大老同学热情帮助并加以指点。

        起初是听李欣、孙思白等同志详细介绍了葛佩琦的有关情况，我才能够前后联贯起来，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大半生的全貌。

        今年2月间，我从日本回来，葛佩琦的一部书稿已经寄到我的家里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简单报告近况；过了几天，他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并要我为他的书稿写一篇“序言”；因知之深，自然一口答应下来。往事历历如在目前，而我们都进入耄耆之年，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下，我仔细地看过，全文以时间为序，平铺直叙，只讲历史事实，很少发什么议论，这也是让事实来说话吧。把几十年来出生入死，为党艰苦奋斗的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我一边阅读，一边激动，心情很不平静。

        打入国民党军心脏，孤军深入，万一有失，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正是我们家乡人所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这种特殊工作，需要沉着、冷静、勇敢、机智，可以说非大勇大智莫办；但先决条件必须是对革命无限忠诚，毫不犹豫、动摇。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葛佩琦自始至终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通过这部书稿，也可以透视当年革命“三角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使读者知道革命胜利的确是来之不易。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展望未来，也只能从以往和现在作为立足点，不能架空，更不能随心所欲。愿读者都牢记我们的革命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做出应有的成绩。

        像葛佩琦这样一位苦出身，根子正，忠心耿耿，一贯为党为人民正义事业奋斗的好同志，却以莫须有的罪名，罗织成“罪”，含冤受屈长达几十年，这只能说在劫难逃或者时代的悲剧。

        乌云已经消散，面对现在春光明媚，像葛佩琦这样“劫后余生”的老同志，理应过好晚年吧？但愿如此。作为老同学，我谨向他以及全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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