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上堆集着他们的全部家产。它们装在竹框中，或者木制的长方形箱子内，被用绳子捆扎在马车上。他的妻子穿着绣着大花的红色棉袄，怀里抱着一个小木箱，里面应该装着这个家庭珍贵的细碎物件，坐在马车的前端。戴着一顶火车头帽的蔡清泉则是这架马车的车夫和这个小家庭的一家之主。

        这是1952年12月18日的中国。在中国东北沈阳的铁西工业区，共和国长子的荣光吸引着无数青年来到中国的东北角。中国的新政权从1951年就开始谋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的方式则是模仿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苏联，偏重于重工业，以五年为单位，编制经济发展计划。

        长时间的战争已经让这个庞大的国家疲惫不堪。“国家的新领导面临着一些棘手的问题。社会和政体四分五裂，公共秩序和风气已经败坏，被战争破坏的经济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中国根本的经济和军事落后性给社会精英争取国家富强的目标造成巨大的障碍”，在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辑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第一章，历史学家们在事后论述中国的领导者们所要面临的巨大问题时说。

        而与此同时，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取得的高速经济增长成果甚至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它成为了世界上众多原本停滞的国家的效仿榜样。其中就包括一直努力从苏联赢取支持的中国。

        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经济官员在苏联的建议下，成立了中财委，三次修改“一五”计划，其间还曾经专门去苏联听取老大哥的建议，并且争取来自这个庞大邻国的帮助。

        1952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和陈云对苏联的访问可以被视为一项胜利。按照后来的描述，这次访问最大的成果是，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承诺，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去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去实现工业化。

        邻近苏联的中国东北，直接成为在苏联帮助下实现中国工业化的经济建设的受益者，长春和沈阳后来都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工业区，在这些城市中云集着这个大国最早的重工业工厂，从军用到民用，从飞机制造到汽车和机床制造。其中，云集着众多重工业工厂的沈阳市铁西区，更有东方鲁尔的称号。它和长春的铁北等工业区一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备受关注，吸引着来自全中国的年轻人前往，把青春投入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富有吸引力的玫瑰色前景中。那些有幸能够进入这些工厂工作的年轻人，也成为他们的同龄人最羡慕的人。

        因此，当蔡清泉和他的妻子驾驶着马车，将自己的家搬迁入刚刚建成的沈阳铁西区工人村时，他们的内心必然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感。他是沈阳市机械19厂的员工，这座工厂后来以沈阳市拖拉机厂的名字闻名全国。

        铁西工人村后来成为全中国面积最大的工人聚居区，蔡清泉和他的妻子是工人村的最早一批入住者。1952年9月，在毛泽东“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的指示下，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开始建设工人村。一排排红砖红瓦的3层苏式建筑是当时沈阳甚至中国最让人羡慕的居所。1957年143栋苏式住宅建成时，当飞机从空中掠过，如果刻意去观察，飞机上的乘客可以看到这些红色建筑整齐地排成“工人村”三个汉字。这些住户中后来不乏青云腾达之人，其中包括当时的沈阳一机的副厂长，后来成为政协副主席的叶选平。

        在这个工业区里，工厂与工厂比邻而建，错落纵横的铁路可以直通到各个工厂的内部，将生产需要的原料送到车间，也可以将它们的产品送出铁西，按照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将共和国长子的劳动产物送往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但是共和国的目光不会长期仅仅专注于它的一片国土之上。“一五”计划奠定了整个东北和沈阳的重工业基础。但是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这个地区的工业发展也并未能超越50年前的筹划。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共和国的建设重心转移到了“三线建设”之上，这使得政府的经济计划不仅仅没有继续向沈阳和铁西增加投资，而且，还将这些重工业基地的一部分力量转移到山区和内地的三线。

        而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则让东南沿海的城市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宠儿，为了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建立的特区城市，成为中国的新热土。年轻人们不再涌向位于寒冷的东北的重工业城市，取而代之，他们涌入潮湿炎热的东南沿海。个人意识复苏的一代人取代了服从国家安排的长辈们，开始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生活，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努力。

        与此同时，沈阳和铁西不仅仅没有再吸引来规模巨大的投资项目，反而因为自身的体制原因陷入困境。那些庞大的国有企业必然要服从来自中央计划的调遣，将它们的利润上缴国家，这造成了企业长期以来留利水平过低，丧失了改造和完善自身设施，为更长远发展筹划的能力。

        等到公众再次将目光聚集到铁西身上时。共和国的长子已经是一片凋零景象。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再次聚焦同一位年轻的记录片导演的努力密不可分。1967年出生在西安的王兵在他24岁的时候来到沈阳，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读书。四年之后，1995年，他离开沈阳，到北京电影学院继续学习。但在1999年年底，他回到沈阳，开始用DV拍摄铁西。

        后来呈现在观众面前的记录片《铁西区》漫长的令人惊讶，但是它的长度也没有掩饰住它带给人的震撼。这部记录片由三个独立部分组成：4个小时的《工厂》，3个小时的《颜粉街》和2小时15分钟的《铁路》。在王兵拍摄《铁西区》的1999年到2001年间，铁西区和整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衰败已经展现无遗。它是因为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产生的职工“下岗”的最主要受害者。曾经备受羡慕的工人村的居民们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困窘。

        而铁西区，因为它集中了沈阳市99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的90家，成为不景气的重灾区。曾经制造出众多全国第一的工厂们（这里的工厂曾经生产出全国第一台车削普通机床、第一台50万伏超高压变压器和第一台125万吨挤压机）如今成为新的负担。铁西区北二路上的众多工厂，因为长期停产，工人放假，被沈阳市人讥讽为“度假村”。

        从1986年开始，政府就开始进行对铁西区进行整体改造的努力。但铁西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6月，沈阳市政府决定将铁西区和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将这两个区组建成一个新的铁西新区。政府组织结构变革之后，大量的老国有企业开始从原地铁区迁出，搬迁到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各地的房地产商开始进入。

        超过一百家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从之前一片衰败的地区离开，烟囱和厂房逐渐消失。当这一过程逐渐进行时，首先是汽车分销商看到了空白，如今在铁西北二路的两侧，布满了各个品牌轿车的4S店。然后是各种新兴建的楼盘。

        它的变化体现在各个表层：1998年建立的高楼饭店，19层的高度让它在铁西无人不知，但是如今超过20层的建筑已经比比皆是；一位当地资深媒体人说，在他的印象中，从2006年开始，这条叫兴工街的路开始堵车，他讲这句话时，我们乘坐的出租车正拥挤在兴工北街上，我们的面前，是铁西地区第一个五星级酒店荣富饭店；在铁西的各条大道上，本来很少见到的私家车比比皆是——之前甚至连出租车也很少涉足铁西，倒是从铁西离开的很多工人加入了出租车司机的行列。

        如今那些想要到铁西重新目睹《铁西区》中那一套衰败景象的人们定然会失望。“在那里，少年在堆积着脏雪的街头打闹、对骂，生锈的铁路上火车头一次次穿过破败的厂区，烟囱依然伫立着伸向天空，工人在钢铁支架纵横的车间里劳动，在四壁斑驳灯光黯淡的休息室吃饭、打牌、下棋、吵架、聊天；班组长动员大家上好最后一班岗，注意安全，说不定以后真有点儿奖金；狼藉的换衣间，壮实的工人翻拣还值得被拿走的小物件；人们在雪中卸下自家的门板，离开已经拆掉的艳粉街；工人疗养院里，成群的老爷儿们用塑料袋在河沟里捞虾米，光着膀子对着电视里的新闻联播或卡拉OK或毛片发呆”在一篇讲述王兵和《铁西区》的文章写道。

        如今所有这些场景都已经消失。尽管空气中仍然漂浮着从尚未搬迁的制药厂中飘散而出的味道；当车辆掠过铁西的街道时，路上密布的铁道线路仍然会造成车的颠簸。

        五十六年之后，让蔡清泉和他的同事们骄傲的铁西工人村，也已经在逐渐消逝。从空中向下望去，再也看不到工人村三个大字。人们纷纷离去。他们旧有的辉煌必须让位于毫不温情默默的时代。

        有“中华商业第一街”之称的南京西路成为地标，是因为它见证了商业的兴衰和大亨的沉浮。1956年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三位商业大亨在南京西路代表上海工商界宣布自己欢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之前在上海这个冒险家乐园诞生了无数商业大亨；之后则是漫长的衰落，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南京西路才现繁华和大亨身影。这条路是上海南京路的西半部，跨越上海黄浦区、静安区。静安区路段东起成都北路，西迄延安西路，全长2933米，穿越静安寺闹市地区，横贯全境。从清末开始，南京西路就已经是著名的商业街道；今天它则是中国最昂贵的地段之一。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