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深圳最让人向往的地方就是中英街。这条街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就开始显得特殊。它位于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镇，街一侧属于深圳，另一侧属于香港。因为它是边界，又因为它靠近的是商业发达的香港，它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接近资本主义的敏感之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又是靠近香港的机遇之地，这让它在当时也成为繁荣之街。但是当开放的步伐加快后，地理位置带给它的商业优势逐渐丧失，中英街又要重新寻找自己的新定位。

        这里原先只是一条沙石河，河边有小路。随后河流改道，于是人们把旧河道的低洼低改成了水田，把草坡开垦成菜地。再然后，有人在旧河道的两侧把地填平，盖上房子。也有人做生意。这条由旧河道改成的小路有个好听的名字：“鹭鹚径”。

        这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它惟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历史的摆弄。1898年，英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中英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北部一大片土地和附近230多个岛屿，面积975.07平方公里，统称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期满。在划定“新界”边界线时，边界线通过0.6平方公里的小镇沙头镇，上面刻着“光绪帝24年中英地界第×号”的界碑把小镇一分为二，也把这条街一分为二。于是，开始有人称呼这条长约250米，宽3到四米的街为“中英街”，街的一侧属于中国，街的另一侧，属于英国殖民下的香港。小镇属英租界的叫新界沙头角，属中国大陆的称为华界沙头角，或者叫沙头角镇。从这时起，这条街开始与众不同。小街两侧，鸡犬之声相闻，互相多有来往，但彼此的命运却仿佛从同一起点出发，却向着相反方向前行的两个路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越来越不相似。而这种差异性，从来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样明显，这或许是因为，1949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自我认知开始强烈。

        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慢慢的，人们发现，新界沙头角的女孩子渐渐越来越少嫁到这边来；而华界沙头角的女子越来越多嫁过街去。“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中英街两边在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消费水平上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经指示过，要把中英街建设成商业街，因为这条街的特殊地理位置让它天然具备了市场的要素。于是，当时宝安县商业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来筹建这条商业街。他白天在街上工作，晚上带民兵巡逻。那时候，华界沙头角不通电，夜里只能用蜡烛和煤油灯照明。而街的那一边，港英政府的照明工具是48支水银灯，明晃晃照过来，极大地刺激了拥有过分敏感的自尊心的中国人。

        市场建立起来。但随后迎来的是一出更为荒谬的戏剧。自身的闹剧并不让人感觉荒谬，真正的荒谬往往是在对比之中发生的。中国大陆开始文化大革命之后，华界沙头角这边开始动不动就开大会、游行。每隔几天就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一发表，马上传达，连夜开大会，庆祝游行。中英街另一侧的居民，像所有爱看热闹的人类一样，站到街上往这头望。“文革刚开始那一阵子，人们在街上涂大标语，那边的香港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看了觉得很新鲜，有的还过这边书店来看书，买毛泽东著作和学雷锋的书。后来，看到这边随便抓人打人整人斗人，他们就害怕了。”一本描述中英街的书说。

        据说一个从香港新界农村来的60多岁老头，到街这头来串门，他随口问这边的干部一个月赚多少钱，回答说60多块。他说：还不够我们香港人买一只鸡的钱呢。于是，万分警惕阶级敌人破坏的群众就把他抓起来，斗了一顿，人们问他：你走的是什么道路。他回答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小山坳过来的。然后是全场大笑。想必此时戏中的人也感到了这出戏的荒谬。

        然后就是中英街这侧的人想法设防向那一侧跑。物质的诱人只有在存在稀缺和丰裕的对比时才特别明显。文革时期，过境耕作口（因为双方居民各有土地在对方领地）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虎口。结果有人说：虎口，我们不怕！我们要学武松和杨子荣，虎口拔牙去。于是，能跑的全跑了。史料记载的有两次大的迁移。一次是1960年代初期，叫做“饥饿大逃亡”。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说，那次跑出去了12144人。它的原因是大跃进引发的稀缺和饥饿。第二次是文革结束之后，统计说跑出去了17456人。其中沙头镇跑出去3000人，是原来整整一个镇的人口。

        当时沙头镇隶属的宝安县党政机关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制止外逃，堵截外逃者和偷渡者。他们方法是：派武装民兵站岗警戒；把偷渡者被鲨鱼咬过的尸体放到海滩上展览；用高音喇叭播放《社会主义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风景这边独好！”；没收偷渡者的交通工具；办班、写检讨、批斗；罚款拘留；对逃过去的，规定家属每年交几百块公积金，在门板上贴“偷渡户”黑招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沙头角居民人均年收入仅有100元人民币，而街另一侧的香港居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达到了7万港币。从1979年起，沙头角镇开始把农副产品直接运到香港新界销售；并且允许居民利用农闲和空余时间，过境打工和收拾废旧物资。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成立经济特区。中英街和中英街所属的沙头镇则成为特区中的特区。而这条街和这个小镇也开始随着深圳的繁荣开始繁荣起来。因为中英街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甚至成了一条购物的黄金街道。

        当时，大陆其它地方的人到深圳去要办边防通行证，否则不能入关。而如果到边境的沙头角镇，需要再办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因为沙头角镇被划归为边防禁区。在深圳，曾经有两种人被人们认为很有能耐，一种是能帮人办到去沙头角的特许证的人；另一种是能帮人用人民币兑换到牌价中或者中价的港币的人。一项统计说，1984年，每天平均进入深圳特区的人数由35000人上升到136000人，车辆由0.65万次上升到1.98万次。而到深圳去的人大都希望到沙头角去看一看，到沙头角就得办特许通行证；到了沙头角镇，没有人不希望到到中英街去买一些免税商品，而那时候中英街上购物只用港币。

        中英街的最鼎盛时期是在1980年代，当时这条短短的街道上有各类商铺300多间。光是给人捎货的水客就有好几千，两个同中英街相连的村子沙栏吓村和中兴村几乎家家都有铺面，一个村民在后来回忆说：“八十年代‘万元户’在内地是有钱人，可要是放在当时的中英街，这又算得了什么？当时家里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村民比比皆是。”购物、付款、开票都要排队。人们似乎对这条街上的所有货物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几乎所有的店铺日营业额都万元以上，甚至十几万元。最抢手的是黄金首饰，老板连数钱的时间都没有，金铺的日营业额大到百万元以上。当时深港在中英街开设的黄金店铺有几十家之多，销售的黄金量要按吨计算，一项统计说，1988年5月至10月间，中英街上的金铺共销售黄金饰品达5吨，金额6.5亿港元。‘购金热’一直持续到1992年达到了高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都在中英街设有营业机构。中英街仅上缴税收1年就超过1个亿。

        一篇关于中英街的报道引用深圳方面的统计资料说，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期，中英街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1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

        但是中英街的优势仅仅在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免税情况下的便宜商品。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的游客开始直线下降了。1998年游客人数跌到800万人次，到2002年只有128万人次，然后进一步减少到百万人左右。商铺从300多间萎缩到100多间，沙栏吓村和中兴村90％以上的商铺改建成了住房。2005年时，最后一家仍在街上金融机构工商银行也撤了出去。

        媒体开始重新把目光投射到这条特殊的街道上，但不是像以往那样使用惊叹和艳羡的口吻，而是对这条街道的前景开始忧心忡忡。2008年3月18日——3月18日也是当时英国政府和中国清朝政府在中英街上划定地界的日期，一批来自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学者们应邀参加研讨会，开始讨论中英街的转型。这条如今门庭冷落的街道在试图重新找回它在十年前和二十年前的辉煌。

        单一的商业手段已经难以维系中英街当年黄金街的美名；而地跨香港和深圳两地反而成为一种麻烦，因为游客们需要申请特殊的许可证。于是，有人建议中英街应该从单一的购物功能发展成吃、住、游、娱乐、购物等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旅游区；也有人建议挖掘中英街的历史价值，将这条街变成博物馆一条街。人们不知道，如果再过十年，中英街会不会成为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惟一的特殊之处，只是拥有浓厚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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