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诸城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式让这个小城成为当年和此后一段时间内的风云地标。诸城市在山东东南角，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辖10处乡镇、3处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07万人口，1987年撤县建市。这个城市因为自己的悠久历史和众多历史文化名人知名，比如公冶长和刘墉。但是在1994年，一位大胆的市长在诸城采取的卖出产权的国企改革方式，让当时还在激辩国企改革究竟改往何处走的中国为之一震。

        1992年，陈光36岁。一年前，他刚刚由潍坊团市委书记调任诸城市市长。鼻梁上的一副金边眼镜让这位新来的市长显得文质彬彬，但是后来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体态略胖，看上去颇为儒雅的年轻市长办事风格却雷历风行，而且颇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

        没有人记得陈光当年在诸城主政的气势，但是从随后陈光在其它地区的所作所为却也能一窥这位新市长的行事风格：

        1997年6月，陈光从诸城调往菏泽担任地委副书记和行署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一篇报道说，那天，陈光在黄河大堤上忽做惊人之举，他“心海如潮，豪情勃发，双膝跪地，对着黄河连磕了三个响头……大声喊道：黄河！母亲！您的儿子来到您身边啦！”

        还有一幕是陈光在拆迁现场办公的景象。一栋市值机关干部居住的楼被划入拆迁范围，但是无人敢对居住其中的官员下达拆迁命令。听闻此事的陈光将荷泽市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像师请到楼前，对着摄像机镜头说：“今天机枪架好了，我看你们谁往枪口上撞。”所有的摄像后来都没有剪辑，直接在电视台播放出去。

        彼时的陈光已经因为他在诸城的举措成了改革的风云人物。而5年之前，他仅仅是一名新来的市长，我们已经无从寻觅他当年的举动，因为不像日后，作为风云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放在媒体的放大镜下观察。我们只能想象当日陈光的激烈和豪情。这些举措将诸城和陈光都推向了一个激烈争论的风暴之中。

        这场风暴概括成几句话平淡无奇，尤其是在今日看来。1996年出版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中说：“诸城市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改革。与以前的企业改革相比，这次改革对公有制企业的产权进行了较大范围的改革和重组，对诸城市乃至全国的中小企业改革都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如此而已。但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已经成为常识的事情却总是在中国引发过无数次的争论和辩驳，而且争论双方的人都有可能因为这场争论的成败而前途尽毁，或者名誉扫地。比如，1976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或者经济改革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是否应该放开价格的讨论，是否应该相信市场的讨论。

        《诸城企业改革探索》中描述了发生在1992年诸城的这场国有企业改革浪潮的背景。1992年3月，国务院清产核资领导小组印发了《清产核资总体方案》、《清产核资方法》和《清产核资资产价值重估实施细则》等文件，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产核资工作，其目的是摸清国有资产“家底”，以解决国有资产“跑冒滴漏”和资产闲置、浪费等问题。那时候大家关心的仍然是如何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以及如何高效率利用国有资产的问题。

        于是，两个月之后，按照国务院通知要求，诸城市对市属150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了资产清理，并对一些企业进行了资产评估，“结果把诸城市的领导惊呆了”。他们发现：

        第一，绝大部分企业负债率很高，净资产很少，甚至许多企业资不抵债，近仅市属国有改制企业负债就达8.77亿元，全市企业负债率达到85％左右。相当多的企业成了没有资产的空壳企业。

        第二，国有资产跑冒滴漏日复一日，流失严重。仅从32户市属企业的资产评估看，明亏暗亏金额就达到11564万元，损失占国有资产的63.7％（不包括土地方面的流失）；企业无法收回的呆帐和坏帐达1000万元。

        第三，亏损面大，亏额惊人。1992年4月的核算结果表明，这150家市属企业中，有103家明亏和暗亏，亏损额达1.47亿元，相当于当时全市一年半的财政收入。

        第四点则是职工收入水平低下，这是企业亏损必然带来的结果，职工年收入只有2097元，一些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只有100元。

        1992年7月，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到诸城视察，在同诸城市领导的座谈会上重新谈到了当时全中国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1/3潜亏，1/3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1/3”，“我工作这么多年，走了很多个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亏损的，也有破产倒闭的，还没看到一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亏损得这么厉害……国企的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后来的一则报道说，“陈光听到这里，暗下决心，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啊。”——这位市长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经认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正在于产权问题。

        后来诸城总是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来作为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记者和作家凌志军后来描述说：“11月，十四大报告甫出，情势立变。第一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此前后不过两周时间，中央政府数十个部委，无不争相清理旧的方针和提出新的举措，来适应新的道路；进入第三周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而且是不鸣则已，一鸣便不留余地。它的社论说：‘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同一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发表文章，宣布原有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新的战略决策。大形势终于明朗起来，中国似乎已是一致地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人人均欲捷足先登，唯恐落在后面失了自己的位置。”凌志军说，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陈光和他的同事们注意的则是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几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序地健康发展”。这成了为诸城试验保驾的尚方宝剑，尽管它后来并没有为陈光和诸城挡开所有射来的流言蜚语。产权这个不能触动之物，围绕它的保护终于开始松动。

        于是“诸城市企业产权改革从1992年10月开始试点，到1994年7月结束。工对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后来的报道说：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其中几家典型企业在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果然非常迅速地产生了剧烈变化，情形宛若在实验室内进行化学试验，一种化学物质在添加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之后，竟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诸城绝缘材料厂，采用内部员工持股的方式，将180万国有资产（这家厂子的净资产）折为1800个股，由员工自发认购，改制成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结果，固定资产两年增长3.6倍，产值两年增长2.5倍，实现利税两年增长5.7倍，人均收入两年增长8倍。其它如诸城市模具厂改制成的诸城宏达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和由诸城市食品机械厂改制成的诸城市超然食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都有类似效果。

        但是这一举措在刚刚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的中国大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陈光回忆说，1994年“有香港报纸报道，江青故乡出了个陈卖光。理论界也有争论。”

        “有高级官员、知名学者撰文或写信给中央，直指诸城改革是搞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一篇关于陈光的报道说。

        结果，“后来央行派12个人来查账，没有呆账、坏账。然后中央派来联合调查组，共21人，涉及9部委，查了8天8夜。后来在潍坊宣布调查报告。当时我们就像听判决书一样。最后的结论是，方向是正确的，措施是有力的，效果是显著的”，“（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说实话，那时也比较年轻，对复杂性有点估计不足。我就想着，企业活了，职工有活干了，谁也说不出毛病。”陈光回忆当时情景说。

        最终让陈光心里彻底平静下来的是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席话。诸城的改革也吸引了朱镕基的注意。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个企业进行详细考察，写成长达74页的考察报告。

        4天之后，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调查组和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表态，完全支持诸城的改革：“所谓诸城经验，就是诸城市委市政府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潍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深化企业改革，把国有小企业搞好了，搞活了，把效益搞上来了。如果全国都这样，那就好极了。在诸城市搞好企业的多种形式中，有一种形式是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卖给企业内部的职工，搞成股份合作制。这种形式也把企业搞活了，但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同意先不要把它抬的太高，可以看一看。但是有一条，你管他是股份制还是股份合作制，你管他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只要能把企业搞活，就是好办法。不要说把企业卖给了我们的职工，就是卖给外国的资本家，资本家帮我们把企业搞好了，我也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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