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世界超级市场的位置，确立于1990年代，而且将会一直延续，只要中国保持着自己世界工厂的地位。这个小城位于经济发达的东部省份浙江的中部，市域面积1105平方公里，下辖6镇7街道。1982年，义乌在中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此后一直坚持“兴商建市”战略，结果，到2008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五易其址、九次扩建，市场经营面积达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有43个行业、1900个大类、40多万种商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

        “义乌城出售各种东西。对来浙江的朝圣者，那里就是应许之地——义乌的口号是‘商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在我们这里的中部，离海岸100英里（160公里），但是世界各地的买家涌来批量购买商品。这里有围巾区，塑料袋区，有一条大街，两边每个店家都卖橡皮圈。如果你的扣子完蛋了，不妨到宾王拉链专业街上逛逛。中国义乌国际商城，一个本地购物中心，有超过30000家店铺——如果你每家都转上一分钟，一天8个小时不停，得用两个月才能看完。义乌吸引了大批阿拉伯商人，它旁边的一个地方已经建起了23家阿拉伯餐馆，还有一个黎巴嫩面包店。我在一家叫Arbeer的店里吃饭，库尔德式的，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伊拉克商人。他到这里来买牛仔裤和电灯。”何伟在美国《国家地理》上写道。1996年，26岁的何伟来到重庆周边的小县城涪陵做英语教师，如今这位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的图书的美国记者，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细节观察家之一。

        而当《金融时报》前中国站站长金奇到义乌时，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中国的小商品之乡义乌，充斥着世界各种名牌商品的仿制品，人们可以令人匪夷所思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品牌商品。与此同时，在义乌的街道上张贴着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告示，上面还留有电话号码。只有像金奇这样天真或者说想要弄个究竟的西方人才会去拨打这个号码。他拨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对方告诉他他打错了，应该拨打另外一个，无论他如何辩解。好的，那就打下一个号码，然后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这事情不归本部门管，告诉他另外一个电话号码。最后，他记下了数个电话号码，可是没有解答他心中的任何疑问，同样富有幽默感的是，最后一个电话号码又回到了开头他所拨打的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告诉他，应该拨打这个他最初拨打的号码，去解决他所碰到的造假问题。他既看到了何伟看到的，也以一种不明就里的记者的天真想去弄明白他看到，但却不懂得的事情，或者，他想指控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把这些写入了他在2006年出版，后来获得高盛与金融时报商业书籍大奖的书《当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

        无论如何看待义乌，必须承认，这个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多山小城，它的崛起都是一件令人称赞的奇迹。你可以攻击它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不力，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拒绝它提供的廉价商品。亚当·斯密的教诲在这里得到遵循，自由贸易和市场，这才是繁荣的基本。这座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城市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描述义乌国际商贸城说：“共有四层楼，里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3万家商铺，是世界最大的批发商城成千上万的店主在近距离竞争，兜售着包括家用器皿、发卡、锤子、佛像、类似哈雷摩托的自行车以及埃及水管在内的各种东西，而且全部是以超低的价格。买主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不仅在为小商铺，也在为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

        和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一样，义乌也有自己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传奇故事。它也经历了所有中国县城都要经历的命运的磨难，政治的风暴也曾席卷这片土地，让它的人民颤栗不安。

        1980年，义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第一次开始为它的商贩们颁发临时许可证。他们都是义乌最有名的商贩，也几乎是整个中国对义乌的最初记忆——鸡毛换糖的走街串巷的小贩。从宋朝开始，这些货郎们的足迹就已经遍布中国。他们挑着装着各种小商品的货担，一手摇着拨浪鼓，用自己的小商品换取人们使用旧的二手商品。在这些临时许可证上，经营业务一栏上写着：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而经营地区可能在浙江、可能在江西，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

        另一个转折点出现在1982年，一位在街上摆摊做小生意的义乌妇女和刚刚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面对面理论，为何她要做小生意。

        1982年时冯爱倩已经42岁。她卖掉了10担谷子，拿到了80块钱。然后她又从农村信用社贷款300元，然后为自己置办了货郎担，接着她又开始在义乌县城街头摆摊。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形式和“投机倒把”商人却被政府打压。每一次被抓到，虽然她不用再像10年前，甚至五年前那样面临牢狱之灾，但她的所有货物都会被没收。直到一天，她看到义乌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被生计所困的冯爱倩直接冲了上去想要申诉自己的委屈和困境，“当时我可是不顾一切了，杀头坐牢还是反革命，都不去想了。”

        谢高华阴沉着脸说：“你跟我走！”

        “走就走！”冯爱倩说。

        在谢高华的办公室，冯爱倩开始对这位义乌县的最高政治领袖陈述一个货郎的艰辛生计。在2007年出版的《发现义乌》中，作者黄平描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在街上摆摊，政策不允许啊！”

        “我没工作，又没田种，不摆摊叫我吃什么？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那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活不下去了，我要做买卖！”

        这场持续两个小时的对话结束时，谢高华对冯爱倩说了一句话：“别哭了，先摆着吧！”

        后来义乌人将这场谈话作为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肇始。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通告称，从这一年的9月5日起，义乌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

        “说只是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张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大门口，早上稍微迟一点，车子就出不去了。据说，有一次省里一位领导来义乌视察，哪条路都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车子停在城外，徒步走了进来”，《发现义乌》中描述说。

        这一下开始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五级跳。第一代市场是1982年开始的稠城镇上的小百货市场，卖别针、线头、纽扣、头绳，人称“草帽市场”。第二代市场开在了新马路上，有了水泥地面和水泥板摊位，接着，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气派，第三代市场开始有了高楼，第四代开始被国家工商总局称为“中国小商品城”，第五代市场干脆就称为“义乌国际商贸城”。

        开始时这些摊主们大都是倒买倒卖，所谓“全国买，全国卖”，其后巨大的出货量开始带动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其中众多企业主前身正是在小商品市场上摆摊卖货的小商人。其中有楼仲平的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当初夫妻两个租用两间民房，购来两台机器，两人日夜不息做吸管的小作坊，如今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饮用吸管公司，生产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吸管，每天出口吸管8吨。也有陶海弟的拉链生产公司“伟海拉链”，此前一直摆摊倒卖拉链的陶海弟，如今是全球最大的拉链生产厂商，“伟海拉链”每年生产的拉链如果连起来，可以绕赤道200圈。还有以生产袜子著名的“浪莎”和“梦娜”，以及生产饰品闻名的“新光”——浪莎袜业还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

        这里不是什么都有，但是几乎什么都有，一位到义乌采购的商人说。现在的义乌小商品城，“5.8万个摊位、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40万多种，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次，1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人们发现，义乌的整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拥有无限包容力与张力的市场’：既有嘈杂的由2000多个1米宽的小摊拥挤而成的袜子市场，也有宽敞明亮的、由装着宽带的4万多个摊位组成的国际商贸城，还有几十条仿佛是不断膨胀地要溢出来的内衣街、围巾街、拉链街、箱包街50平方公里、68万人口的小城吸引了8000多名肤色各异的外国常驻者；大街上美式快餐、韩国烧烤、日本料理、清真餐厅和招牌上的英文、韩文、日文、阿拉伯文和谐相列；为数众多的私人旅馆里，配有连着宽带的电脑，电视里可以看到、BBC和中东地区的国际频道。在义乌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都依靠市场而生，商人、企业主、房东、工人、三轮车夫都在围着市场转，连偏远农村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靠着叠围巾的加工活每天赚上一二十元。”黄平在《发现义乌》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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