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村”之名闻名于世的开弦弓村几乎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缩影。开弦弓村地处长江流域太湖东南岸的吴江市七都镇，是一个典型农业加手工业的江南农村社区，享有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的美誉，因为社会学家费孝通的26次访问和他的社会学名作《江村经济》，开弦弓村以“江村”的名字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之一——同其他著名村庄如大寨、大邱庄、华西村等不同的是，开弦弓村从没有达到意识形态或者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这让它更能代表普通的中国农村发展脉络，其中纠结着土地和农业问题、乡村工业问题、基层自治问题等等。

        2003年4月，人类学家费孝通最后一次访问江村。此时的费孝通已然垂垂老矣。这是94岁的老先生第27次访问这个因为他而知名的村庄。在他1939年于英国出版的著作《中国农民的生活》中，他将这个位于太湖东南角的再普通不过的村子开弦弓村称为江村。

        同样是在这一年的4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名为《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的论文。论文中说：“20年来，我在家乡看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看到了小城镇的由衰转兴；然后走出‘江村’，在祖国各地的农村和市镇间奔走。在实际工作中，我深刻地感受到由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并且逐步产生了‘区域经济’的概念我所访问的苏州地区的几个小城镇，都是地处我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经济区里。我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一个超越行政区划的、金字塔型的经济区域结构——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在苏、锡、常、通、杭、嘉、湖、甬等这些发达的中等城市的簇拥下高居塔的顶端；中等城市的下面是一大批新兴的、实力强劲的小城镇和千千万万个生机勃勃的农村构成的基础。这个基础越宽广、厚实，金字塔就越牢固。这个‘塔’充满活力，从塔顶到塔基，纵横交错的‘血脉’延伸到每个基层单位，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比较靠得住得现代经济区域。”

        后来费孝通在这一年总结自己研究的基本思考路线，其中一条具体路线就是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

        此时的费孝通已经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甚至终于赢得了难以掌控的命运的青睐。他自己不再被反复的政治浪潮冲击和打压，从他担任的政治职务来看，他已经是身居高位。他曾经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每一句话都会对学界和学界之外的务实的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只是他已经不是60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书生，一袭长衫、身材瘦高、头发乌黑浓密，内心激荡着去了解现实和改革现实的热情。时间将他和江村都改变了。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也变得稀疏，身体早已发福，他面上的表情也不像从前那么忧郁而若有所思，取而代之的是爽朗的笑容。

        在这一年的江村大事记上写着：2月，村党总支书记周玉官作为农民代表，当选苏州市政协委员。3月，中共党员、私营企业家周永林任村党总支书记，接替周玉官主持全村工作。

        周玉官本人绝非一个普通农民。他也是江村最知名的私营企业主之一。2003年时，周玉官的“吴江万达电络板有限公司”生产总值可以达到300万元。当时访问了周玉官的学者王淮兵纪录说：“10多年前，楼下厂，楼上家，全家齐上阵，雇了三五个工人，敲敲打打，是个家庭作坊；现在厂归厂，家归家，厂房建筑面积达1200平方米，雇工30多人，分车间进行操作。我们走进周玉官办公兼会客的房间，宽敞明亮，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办公桌上摆着电脑、电传、电话，主人坐的当然是可以转动的老板椅，靠里边还有卫生间。”

        1995年时，王淮冰将江村划分为三个阶层，包括不到1％的温饱户，接近90％的小康户和五六户富裕户。这些富裕户“有的办工厂，雇工15人左右，年缴税20万元，富在明处。而有的则在外经商，或做包工头，从住房的华丽，甚至包‘二奶’，只知其富，但无法得知内情”。纯粹的农户已经越来越少，1990年王淮冰访问江村时，就已经发现，真正纯粹的农户，全家劳动力全部从事农副业生产的，只有5家了。

        1939年时，年轻的费孝通在《中国农民的生活》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者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如果农村企业不立即恢复，农民只得被迫选择后者。在这项研究中，我试图说明，单纯地谴责土地所有者甚至高利贷者等邪恶的人是不够的。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地减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必要步骤，因为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引起‘反叛’的原因。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时间的发展正验证着费孝通的这个判断。只是，历史要绕了一个大圈之后才意识到这点。

        1935年，在广西考察时不慎落入瑶人捕虎的陷阱，结果自己受伤，妻子出去呼救时死亡。伤心之下费孝通回到内，听从姐姐费达升的劝告，到吴江的开弦弓村养伤，同时，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江村通讯，“开弦弓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的一个村，离京沪线上的苏州有60公里。我姐姐曾在这里开始她的‘复兴蚕丝业’工作。她和这地方的关系已有10年，没有一家农民不信任她。由她介绍，我可以得到很多方便。”

        紧接着，费孝通取得公派留学机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读人类学。在从上海到威尼斯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路程上（费孝通要从威尼斯再转到伦敦），他将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整理成篇。后来他在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以“江村经济”为主题，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这篇博士论文在英国出版，取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

        随后的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然后是共产党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孝通留在了大陆。1956年，他的同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格迪斯到中国访问，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前往江村访问，这一举动重新引发了费孝通对江村的兴趣。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在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去“下马看花”，了解中国的现实。于是，费孝通在1957年的4月重返江村。结果，21年之后，费孝通重新回到他在《江村经济》中的结论，农村的贫困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在发表于《新观察》的报告《重返江村》中，不断强调农村工业的重要。

        “（村子里自建缫丝厂）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答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外输送地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深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了这种小型工业轻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批判过一阵……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地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结果，文章连载还没结束，费孝通就被打成右派，因为“在副业上大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恶毒指责人民政府忽视副业生产”，“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当时江村农民的生活则是穷困有加，孩子都不能上学，而去放羊。

        1981年，当费孝通再次起心前往江村时，时代又一次发生变化。工副业已经占据了江村农民生活收入的一半。后来以“苏南模式”闻名的社办企业已经出现萌芽。这一年江村的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达到155万元，其中农业占29.8％，副业19.1％，工业51.1％。

        此后，几乎每年费孝通都会前往江村考察一次。而他也在1980年代初关于社队企业的争论和1988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打压乡镇企业的数次风潮中，发表言论，继续支持所谓“乡村工业”的发展。

        在他1987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名著《江村经济》的结尾，费孝通写道：“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然而在他们的废墟中，内部冲突和巨大耗费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出现在这个废墟之上。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至今仍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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