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的东堤和东山之间，有个小小的岛屿，名叫二沙岛。岛上有座建筑别致秀丽的颐养园，它的全称是“珠江颐养园留医院”，人们通常只称它颐养园。园中曲径回廊，楼台亭阁，翠竹绿树，水榭荷花，景色如画，它象露出珠江水面的一颗宝石，日夜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园中最豪华的建筑名叫红楼，楼前有一方很大的池塘，塘中栽荷花，成群的红鲤，在悠闲地结伴嬉戏。坐在楼上的栏杆旁，可以飞钓自乐。夏夜里，凭栏远眺，可见珠江上小艇悠然，几点萤火与江上渔火相映，闪闪忽忽，耳畔蛙声虫鸣，更使人心旷神怡，陶醉在这诗情画意之中。

        陈济棠毫无闲情逸志。他身着长袍，左手端把银制的水烟壶，右手指夹着一支长长的纸媒，正在这宽大幽静的附台上转着，转着。他忽而跳上一张紫檀木太师椅，双脚蹲在椅面上，“呼哧呼哧”地吹燃手中的纸媒，点着水烟壶烟斗上的烟丝，嚯嚯嚯地抽起烟来。抽了几口，他又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跳下，在阳台上独自转着。他从内阳台转到露天阳台，将身子背靠在栏杆上，这里看得见颐养园的正门，那古典园林式的门楼，正中上方镶有“珠江第一岛”的横额。不过，从红楼上看去，只能看得见门楼后上方的“云山在望”几个飘逸的大字。远远望去，可见雄伟的白云山。门楼后是座小院，有几丛俊逸潇洒的紫竹，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座“点头石”的假山。此乃岭南名画家高剑父用士敏土仿姑苏城有名的点头石形状制成，上刻一尺见方的“点头”两个大字，其下碑石刻有“姑苏城外，有点头石，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高仑剑父，仿制成此，虽非顽石，亦号点头……”

        “我点不点头呢？”陈济棠两眼盯着院子中那座“顽石”，愣愣地出神。

        陈济棠自从到南京奉蒋介石以军力相助黄绍竑打回广西，收拾桂局的指令后，回到广州即乘海虎舰上溯梧州，与他手下大将余汉谋密商。那余汉谋颇有谋略，他对陈济棠道：“伯公，我们怎可为人火中取栗？”

        “可这是老蒋的意旨，怎好违抗呢？”陈济棠当然不愿为黄绍竑火中取栗，这除了牺牲自己的兵力和粮弹外，他还有着一种最大的顾虑，那就是对黄绍竑从广西跑到南京的意图，他甚感怀疑，或许这是李、黄、白对蒋对粤实行的一种缓兵计，特别是那个小诸葛白崇禧，诡计多端，陈济棠生怕黄绍竑与李、白预谋，从中算计他。目下他心里很不愿意命余汉谋再沿江而上，冒孤军深入之险，但又怕蒋介石追究他抗不从命，因此左右为难。余汉谋探知陈济棠的心意，便建议道：“白公可在梧州设立总部前线指挥所，表面上虚张声势，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如果老蒋追究起来，伯公就推说需里应外合方能成事，把责任全部推到黄季宽的身上。”

        “好，就这么办！”陈济棠便在梧州设立前线指挥所，表面上张扬一番，此举颇弄得梧州沿江上下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以为粤桂之间又要开战了。

        陈济棠正在梧州虚张声势，这一日，忽见他的盟兄古应芬匆匆来访，陈济棠甚感诧异，忙问道：“勷勤兄身为国府文官长，从南京千里迢迢到此，不知有何贵于？”

        古应芬忙把陈济棠拉到一旁，悄悄说道：“展堂先生被老蒋扣留了！”

        “啊！”陈济棠眨巴着他那双有些混浊的眼睛，惊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古应芬便将蒋介石打垮冯、阎、桂系之后，野心膨胀，要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制订约法、宪法，以便登上总统宝座，实行更大的独裁，说到胡先生如何维护党统、法统，反对蒋的做法，胡、蒋两人如何争吵，蒋如何扣胡，他如何上汤山探望胡，胡如何暗中嘱他南返，请陈树起反蒋旗帜，开府广州等等情况，详细向陈济棠说了。陈济棠觉得此举事关重大，忙问古应芬道：“我们今后怎么办？”

        “梧州不是商量大事的地方，请伯南兄立即返回广州去，以便确定方针大计。”古应芬道。

        陈济棠向余汉谋匆匆交代过后，便和古应芬乘海虎舰急忙返回广州。一路上，古、陈二人相对而坐，古应芬对开府广州，早有腹案，他对陈济棠道：“要救胡先生，必须尽快揭橥反蒋，开府广州。我已酝酿得甲、乙两案：甲案是与陈真如合作一同反蒋；乙案是联合广西的李、白，两广合作，共同反蒋。”

        “嗯。”陈济棠点了点头，不知他是赞成甲案，还是乙案，或者甲、乙两案都赞同。

        “伯南老弟，你是主将，主意怎么拿，你明白对我讲吧。”

        “嗯。”陈济棠又点了点头，说道：“盟兄的事，就是我的事，盟兄要救胡先生，小弟甘愿两肋插刀。”

        “我说的这两案，你看哪一案合适？”古应芬见陈济棠迟迟不肯表态，忙催促道。以他之意，陈济棠一返回广州，就必须发出讨蒋通电。

        “陈真如嘛，”陈济棠一边嚯嚯嚯地抽着水烟，一边说：“他是个阴险的军人政客，和老蒋一个鼻孔出气，如果把这一计划告诉他，老蒋岂不很快就摸准了我们的底？”

        “唔，”古应芬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上的稀疏胡须，“看来老弟是要实行乙案了。”

        “广西李、白，虽然反蒋，但他们与老桂系陆荣廷一脉相承，对广东贼心不死，白崇禧诡计多端，跟他们联合，是与虎狼同居呀！”陈济棠又嚯嚯嚯地吸了几口烟，讪笑着，“盟兄，人们不是在背后说我是猪么，李、白见了我，他们那口水不要流三尺长才怪哩！”

        “真如不可靠，李、白不能联，老弟，你自己的资望和力量都不足以号召呀！”古应芬有些急了。

        “这事情重大，我回去必须和部下好好商量。”

        “老弟，”古应芬更急了，“我们要不快点动手，胡先生即使不被老蒋害死，也会气死，病死的！对此，你怎能无动于衷。你想想，当年我是怎样帮助你的？”

        古应芬对陈济棠的扶植，据说颇似张静江对蒋介石一般，恩重如山。早在民国十年的时候，陈济棠还是粤军第一师第二旅的一名团长，古应芬任孙中山大本营的秘书长，古向中山先生保荐了陈济棠当旅长。后来，又经古的活动，陈济棠得赴苏联考察。陈回国后，古应芬请第四军军长陈济深升陈为第十一师师长。古应芬时任广东财政厅厅长，利用职权，以大量金钱支持陈济棠扩军，培植羽翼，企图称霸广东。古、陈又结为“金兰”之交，陈拜古为盟兄，言听计从。当蒋介石扣留李济深于汤山后，古应芬又支持陈济棠在广东篡夺了李济深的军权。不到十年的时间，古应芬把陈济棠由一名小小的团长推上了称霸一方的军阀。陈济棠对古应芬之恩，自然不能忘怀。但是，陈济棠对于反蒋，又颇多顾虑。蒋军大量集结赣南“剿共”，陈铭枢的蒋、蔡两师又驻在福建，陈济棠即使联合广西李、白反蒋，蒋介石要收拾他也易于反掌。地盘、军队、权力在陈济棠眼中，比一百个胡汉民都还重要得多。

        “盟兄之恩，重于泰山，济棠怎敢淡忘。但反蒋大事，在内部统一决心之前，切不可轻举妄动。”陈济棠一边吸烟，一边看着手中心爱的银烟壶，仿佛那水烟壶也发出“不不不”的声音似的。

        “你不反蒋，你以为老蒋就会放过你吗？”古应芬对自己这位视地盘如性命的盟弟，比谁都更了解，他知道，对陈晓之以“理”或“义”是难以说动的，只能以“利”、“害”相告，“老蒋把陈真如放在广东，是何意图？你的部队在西江一带与桂系作战，陈真如趁机在省内扩充了四个保安团。他上有老蒋的支持，外有蒋光鼐、蔡廷锴两师驻在福建窥粤，内有四个保安团在身边相助，老蒋要把你一脚踢开，简直比踢一只皮球还容易。”

        陈济棠两手紧紧地抓着水烟壶，好象那是他手里的广东地盘一般。

        “老蒋对你是很不放心的，他不是要你裁减军队，削减军费吗？”古应芬进一步攻心。

        陈济棠当然知道，蒋介石不久前指责他每月在广东开支军费四百三十万元过巨，一定要他将军费核减为每月二百五十万元。如果照老蒋的指令办，陈济棠的军队就差不多要缩减一半。地盘是陈济棠的性命，军队则是陈济棠的命根子，老蒋要他裁军，等于要他的命！“哼！你准陈和尚扩军，却要我裁军，我才不上你的当。”陈济棠咬着牙，不但拒不裁减军费开支，还偷偷地把在梧州每月搜刮广西正什税八十万元用来增加军费开支。蒋介石知道了，又下令要陈济棠派其所属部队入赣“剿共”，以分陈之军力和财力。陈济棠又以需陈兵西江，防堵李、白、张为由，拒不派兵入赣。现在，古应芬把话说到刀口上，陈济棠深感反蒋难，而跟蒋亦难。

        古应芬说了“害”，又接着说“利”：“老弟，不是为兄来拖你下水。这些年，我是一步一步把你往上推呀。你跟着老蒋，是绝无好结果的。象胡先生这样的人，为老蒋帮了多大的忙，可是老蒋他一夜之间就翻脸不认人，说扣就扣。老弟你的资历、名望、地位，对蒋的作用，比胡先生差夭远，老蒋整你，简直象踩一只蚂蚁！”陈济棠被古应芬说得心里发凉，猛地吸了一口水烟，因用力过猛，把烟壶里的凉水也吸了一口上来，嘴里顿时一阵麻辣，他连忙张开嘴，几乎要呕吐了。

        “我这次来，还是为你好。”古应芬见陈济棠吃了烟壶水，心里暗道，不刺你一下，你是尝不到味道的，“这次，还是想把你再往上推一把。你只要树起反蒋旗帜，陈真如不干，他就得走。到时广东军政大权不就操之你一人手上了吗？广西的李、白、张，正在穷途末路之中，你邀他们反蒋，使之摆脱困境，他们何乐而不为？从军力和财力上，他们都不及你，第一把交椅自然是你坐。我们开府广州，拥戴胡先生，有我在政府中奔走，包你事事如意。”

        陈济棠对此颇为动心，因为既能独霸广东地盘，又可当西南反蒋之领袖。但是，他总感到事情太重大，害怕较量不过蒋介石，到时是打虎不成，反受其害，连目下的地位和军队都保不住，他一时还不敢冒这个风险。他对蒋介石一向采取敷衍和拖的办法，他认为江西红军牵制了蒋的主力，可以遮断蒋军攻粤的途径，对自己的偏安割据有利。只要红军一日不被消灭，蒋介石就腾不出手来找他的麻烦，他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站稳脚跟，苟且偷安，何必反蒋冒将虎须之险？他一时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烟，那银制水烟壶象一个患感冒的病人说话一般，发出一串“拖拖拖……”的声音。

        回到广州，陈济棠和他的一班谋士们密谈了两天，大家都劝他采取慎重态度，先拖一段时间看看。陈济棠的谋士们，其实大都是些阴阳术士，风水地理先生，以其胞兄陈维周为首，以看相、算命、占卦、扶乩、问米、睇风水为手段，卜吉凶祸福，验符瑞谶纬。陈的谋士们推算了两天，皆找不出陈在此时反蒋有何预兆可作根据。陈济棠本来对反蒋就不甚热心，又听谋士们如此说，便不想急于发动，决定无论是对蒋方或胡、古一方都采取拖的办法。他怕古应芬上门纠缠，便托病住入了珠江颐养园留医院。但是，他人虽然住入了幽静的红楼，心却仍在不断翻腾着反蒋的利弊，因为他相信，他的那位盟兄是绝不会让他在这里躲过去的。

        果然，古应芬来了。他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人，他们已经进入颐养园正门的门楼，匆匆通过小院，从那“顽石”旁边进入通道，上楼来了。陈济棠皱着眉头，口里衔着水烟壶嘴，那银烟壶似乎很体会主人此时的心意，跟着发出一串闷声闷气非常别恤的“呼噜”声。

        “嗨，老弟，你躲到这里来了，叫我好找！”古应芬上得楼来，不断呼呼喘气。

        “嘿嘿，盟兄，我……我病了。”陈济棠咳了两声。

        “老弟，我给你献宝来了，只要你一见这宝贝呀，保你立刻消灾除难，百病不治而愈！”古应芬诡谲地笑道。

        “盟兄得了什么好东西？”陈济棠见古应芬亦不提及反蒋之事，便很感兴趣地问道。

        “这东西是你的，别人无福消受呀！”古应芬笑得更神秘了，“老天有眼，让我结交了你这个兄弟，又让我发现了这个宝贝，神呀，神呀！”

        陈济棠见他说得更加玄乎，忙问道：“盟兄，到底是什么好东西，你快让我见识见识吧！”

        “曾秘书，快把宝物献给主人吧！”古应芬随唤那陌生人。

        陈济棠这才发现，那被古应芬唤作“曾秘书”的人，手里抱着一个用黄缎裹着的长方形的包。那人将包轻轻放在桌上，又把双手搓了搓，这才小心翼翼地把那黄缎包一层一层地揭开。陈济棠象看魔术师表演似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黄缎包，说不定倏地会飞出一只神奇的鸽子来呢！黄缎包的最后一层终于揭开了，出现了两块古老的方砖，陈济棠呼了一口气，说道：“盟兄，这可不是金砖呀！”

        “两块金砖能值多少钱？为兄当财政厅长时，经手送你的金银，怕也不止一、二百块金砖罢！”古应芬指着那两块古砖，“你仔细看看，砖上边写的是什么？”陈济棠把头低下去，仔细看了看，发现砖的两旁有汉隶字体若干字。其中一块左旁的是：永嘉世、天下凶、余广州、盛且丰；

        右旁的是：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

        另一块砖的左旁则是：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

        右旁的是：岁次辛未宜公王侯陈。

        “这是什么意思？”陈济棠瞪着一双疑惑不解的眼睛，向古应芬问道。

        “曾秘书，你把此砖的发现经过及考据结果向陈老总报告吧。”若说那被唤作“曾秘书”的象个魔术师的话，古应芬此时则象个老谋深算的导演。

        “报告伯公总司令！”曾秘书忙向陈济棠深深一躬行礼，“小人是省教育厅秘书室秘书，小姓曾，名传诏，因生下时，母亲夜梦小人入宫供职，为皇上传送诏书，故名传诏。”

        “啊？！”陈济棠这才认真地打量起这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来，此人年约四十，眉眼有神，鼻直方口，身材魁梧，倒也有几分黄衣使者或御前行走的气派。

        “教育厅后座地方广阔荒芜，古树丛生，人迹罕至。厅长决定在此建筑省立民众教育馆，动工之日，在地下挖出许多旧砖，我闻讯前往，见那些旧砖皆已破碎，唯有两块较为完整。我乃将此两砖捧回，擦洗干净，发现砖的两旁有汉隶字体若干，甚感惊异。于是闭门考据，方知这是距今一千六百余年的晋砖。”曾传诏娓娓而言。

        “啊！”陈济棠点了点为，“怪不得勷勤盟兄说这是宝物！”

        “这两砖的价值，全在这四十二个字上。”曾传诏指着砖上的字，说道，“据小人考证，‘永嘉世’，即晋怀帝司马炽年号，永嘉五年即公元三一一年，怀帝为刘聪掳去，天下大乱，国中无主，即‘天下凶’也。其时琅琊王司马睿都督扬、江、湘、交、广州诸军事，陈勰为广州刺史，广州僻处南隅，故得安宁，这便是‘余广州、平且康’和‘余广州、盛且丰’之意。因此，小人断定，这两砖必是陈勰所刻。”

        “啊！”陈济棠见曾秘书引经据典，说得有声有色，深深地点了点头，眼角上浮起一丝满意的笑纹。

        “老弟，这两砖的全部价值，都在这几个字的上面。”古应芬在曾传诏画完“龙”之后，赶忙出来“点睛”，他指着砖工那“宜公王侯陈”几个字，说道，“这不是应验在你的身上吗？”

        古应芬“点”完“睛”之后，曾传诏立刻又在那“龙”周围画上几笔“祥云”，他说道：“此砖是一千六百二十年前所刻，时年辛未，而今出土，又正好是辛未年的民国二十年，可谓巧合之极！砖文的‘平、康、盛、丰’和‘宜公王侯陈’，可称千载一时之瑞应！”

        “恭贺恭贺，老弟大喜大吉！”古应芬连忙向陈济棠作揖称贺。

        陈济棠顿时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地说道：“曾秘书，我要提拔你当我的秘书长！”

        “谢伯公总司令栽培！”曾传诏立刻跪拜行起前清大礼来。

        “传诏之名，今日果应验也！”古应芬得意地笑道。

        “哈哈哈！”陈济棠往太师椅上一靠，发出一串颇似帝王般笑声。

        古应芬把头凑在陈济棠的耳边，问道：“老弟，反蒋开府之事？”

        陈济棠在得意之中，仿佛见院中那“顽石”在轻风竹影之下也在频频点头一般，他响出一拳“台炮”：

        “干！”

        五月三日，陈济棠通电反蒋，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通电响应。陈济棠挤走了拥蒋的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以武力解决了陈铭枢的四个保安团，同时接收了广东省政府。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以两广为基地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抗衡。蒋介石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二次“大围剿”方告惨败，紧接着陈济棠又从广州给了他狠狠的两“砖头”，蒋介石被打得惜头转向。紧接着“九·一八”一声炮响，强敌入寇，内忧外患，一齐俱来，蒋介石不但当大总统的迷梦被击破，而且连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地位也保不住，这年十二月十五日，他被迫发出下野通电，宣告第二次下台。

        却说陈济棠打出那两块“砖头”之后，广西的局面也为之一变。粤、桂之间化敌为友，粤军余汉谋部奉令撤出梧州一带，由桂军黄鹤龄师接防，至此，残破的广西复归完璧。

        李宗仁在广州国民政府中，得任国府委员。蒋介石下野后，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均退居幕后角逐，宁、粤两个政府，在一片国难声中对峙，时而攻讦，时而议和，政局如走马灯一般变幻。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发表宣言，严正指出，宁、粤两个政权“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罪人”，真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之论！

        这天，李宗仁、白崇禧去广州开会，到广州后，他们顺便去香港窝打老道看望黄绍竑。黄绍竑穿着一身蓝条格子的睡衣到客厅接待他们。白崇禧笑道：“季宽，你这一身打扮，怎么象个广西善后督办的样子啊？”

        李宗仁道：“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当你的广西省主席吧！”

        黄绍竑摇着头，说：“我这神仙似的日子，你拿个省主席来也不换！”

        “那你想怎么办啊？”李宗仁问道。

        “还不是和唱戏一样嘛。”黄绍竑耸了耸肩膀，“有人在台上唱啊蹦啊的，到时候得下来歇一歇，又有人跳上去接着唱啊蹦啊的。”

        白崇禧见黄绍竑这话说得模棱两可，便问道：“你还盼老蒋上台么？”

        “你以为老蒋是真的下台么？”黄绍竑反问道。

        “老蒋上台后你准备怎么办？”白崇禧最怕黄绍竑投蒋后来拆广西的台。

        “以前是怎么办，今后还是那么办。”黄绍竑垅的话仍然是那么模棱两可。

        李宗仁忙将黄、白的话题引开，问黄绍竑道：“你在香港生活、经济上有困难尽可跟我们说一声啊。”

        “困难？嘿嘿！”黄绍竑冷笑道，“不瞒你二位说，我这三幢洋房，用的是老蒋给我到梧州就职的二十万块钱买下的。”

        “啊？”李、白二人恍然大悟，似乎一下子明白了黄绍竑的心意，却又似乎一下子更加糊涂了，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人也变得更难以捉摸了，真是“楚客莫言山势险，世人心更险于山”！

        李、白二人劝黄无效，只得怏怏而返。他们回到广州，开了几天会，又和陈济棠在颐养园密谈了几次，无非是为了巩固自身地盘，攫取更大的权益，进行多方活动。忽一日，张发奎突然由上海南返，到广州来找李、白。原来，当粤、桂合作，准备开府广州时，白崇禧、张发奎由南宁到广州，劝陈济棠和古应芬，应请汪精卫来粤主持大计，白说：“目前和蒋对抗，胡先生还未回来，汪先生正在香港，唯有争取汪的合作，才能增大我们的号召力。”张发奎在政治上本来是依靠汪精卫的，汪能到广州来主持大计，自然对己有利，因此要求亦更为迫切。古应芬是胡汉民的心腹，深知胡、汪之间明争暗斗，势难合作。而汪在胡被扣之后，又在香港发表了一番对蒋、胡各打五十大板的谈话，为此以古应芬为首的胡派对汪更为不满，本不拟请汪来广州合作，但见白崇禧、张发奎力主请汪，古应芬生怕拒汪而引起粤、桂联盟的破裂，因此只得请白、张赴港迎汪来粤。

        却说汪精卫自从北平扩大会议被迫散伙之后，跑到山西太原依附阎锡山，备尝“雁门关外度重阳”的萧条与苦闷。后来阎锡山下野，他只得又跑到香港来等待机会。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后，两广正在酝酿反蒋，汪精卫心里暗喜，他估计此时蒋介石不来请他，两广实力派也会派人来请他的。只要天下大乱，对汪精卫才会有好处，他盼乱，就象久困池塘的鱼，盼望暴风雨一样。汪精卫之才，实是乱国之才。有人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戏改为“国家不幸汪家幸”赠汪。

        这天，果然他见白崇禧和张发奎联袂来请，便惺惺作态说道：“健生兄，向华兄，你们还是让我好好休息吧，我正准备赴巴黎住尽年，这些年也实在疲乏厌倦了。你们要反蒋救胡，你们干去吧，展堂先生这个人啊，他是自食恶果，假若当初他不到南京去倡导什么五院制，又何至于今日为蒋之阶下囚呢？”

        汪精卫唏嘘一番，很有些看破红尘的味道。张发奎见他的后台老板不肯出山，便急得叫喊起来：“汪先生不到广州，我们根本就没有出路，因为我们不需要跟陈伯南搞什么合作！”

        白崇禧也说道：“汪先生到广州，我们将予以全力合作，希望汪先生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北伐。”

        汪精卫见白、张手上握有实力，请他赴粤又出于至诚，便叹道：“古人云：‘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二位都是北伐名将，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兆铭虽然无拳无勇，但孙总理在病榻前留下的遗言犹在耳畔，好罢，我就跟你们走一趟。”

        白、张请注固然出于至诚，岂料广州实权是操在陈济棠和古应芬手上，汪精卫到了广州，虽然没有吃闭门羹，但却被扒掉“皮肉”，只剩得一身“骨头”，陈济棠和古应芬只欢迎汪精卫一人入粤，对汪手下的大将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等却拒之门外。汪精卫心里明白，也不计较，一到广州，逢人便说：“过去我和胡先生政见不合，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大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汪精卫虽然说得慷慨堂皇，但背地里却命陈公博、顾孟余到上海活动，与蒋介石暗拉关系，看看哪头肯出高价，他便往哪头跑。汪到粤不久，粤方反蒋非常会议召开，产生了党、政、军领导机构。由于胡汉民还被囚于双龙巷，论在国民党中个人的资历，应该以汪为首席，但陈济棠、古应芬等胡派人物不愿为汪抬轿，也考虑到胡汉民有一天会回来，因此就决定各领导机构采用常委制，不设主席，由各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汪精卫在广州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两个机构中均为常委，与孙科、邓泽如、邹鲁、李文范、古应芬、唐绍仪、许崇智等七人平起平坐。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后，心里总想当党国第一人，绝不愿甘居任何人之下，也绝不愿与任何人平起平坐。民国二十八年他投降日本当汉奸，他的夫人陈璧君曾大言不惭地说：“投敌也要当第一人！”这是后话。汪精卫见粤方胡派有意排斥他，口中虽不言，心里早有打算。这次入粤，他本来以为胡汉民身陷囹圄，反蒋这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属，谁知仅得一常委，愤恨之余，便决定以在粤作政治资本，为以后与蒋合作讲价钱作准备。他命陈公博、顾孟余抓紧与蒋介石勾结。果然不久，陈公博便从上海传来信息，蒋介石通过宋子文说：“广东要汪先生只是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尸起要。介公辞去国府主席后，党、政两方面均由汪先生主持，介公专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接着顾孟余也来广州对汪精卫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汪精卫见老蒋来请，且价钱远比粤方优厚，便趁北上与宁方谈判之机，带着张发奎由广州去了上海。嗣后宁粤合作，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府由孙科组阁，汪精卫还是没有捞到什么实权，便托塘尿病为名住院，闭不见客，实则加紧与蒋介石勾结，他深知如蒋不复出，他的“皮包公司”仍将空空如也。孙科以行政院长统率内阁，蒋介石命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宋子文将国库金银及科长以上部员全部搬走，孙科上台后，发现国库现金空无分文，新政府无法开张，蒋介石又指使流氓特务扬言要焚烧日本使馆，日本在下关江面上的炮舰全部卸去炮衣，黑洞洞的炮口对准南京政府，孙科吓得逃往上海，再也不敢回南京来主持政府了。孙内阁不满一月，便告夭亡。汪精卫潜往杭州，在烟霞洞和蒋介石开秘密会议。不久，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组阁，蒋介石重新上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戈至此，蒋、汪合作告成。

        张岑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到广州来的。

        “德公，我准备率第四军北上黑龙江，援助马占山部抗日。”张发奎一坐下来，便迫不及待地说道。

        “啊？！”李宗仁、白崇禧见张发奎突然要把第四军由广西拉走，不由暗吃一惊。李宗仁想了想，说道：“九·一八东北事变，日本占我疆土，杀我同胞，马秀芳率部奋勇抵抗，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荣光，实为将吏之楷模。不过，广西至黑龙江间关万里，向华兄孤军援黑，虽精神可嘉，但又谈何容易？此事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为好。”

        张发奎见李宗仁不放他去，急得大叫道：“马占山以一旅之众，首赴国难，我第四军乃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为何不北上援黑参战呢？”

        白崇禧忙劝道：“向华兄，抗日救国乃炎黄子孙之责，不仅你要去，便是德公和我也要去的，但是，此事需要慢慢商议。”

        张发奎更急了，嗓门也越来越大，感情也愈来愈冲动，还不断地响着“台炮”，最后说道：“你们要不准时，我只有迫得将第四军解散了事！”

        张发奎说完扭头便走，李宗仁“向华兄、向华兄”地呼喊了一阵，也挽留不住他。

        “这个张飞！”白崇禧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恐怕背后有人在拉线。”

        李宗仁猛省，说道：“汪精卫北上谈和，把向华带上，我就感到有些奇怪。”

        白崇禧道：“这个拉线人便是汪精卫，张向华北上援黑是假，率部投蒋是真，这必是蒋、汪合作的一笔交易！”

        “对！”李宗仁点头道，“汪精卫和老蒋都想发一笔国难财！”

        “事不宜迟，请德公即电吴梧生率第四军驻防百色，以免张向华令第四军离桂得逞。”白崇禧忙献计道。

        “嗯！”李宗仁沉重地吐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说道：“你不能用对杨腾辉的手段来对付张向华。”

        “德公让他把部队拉走？”白崇禧不以为然地说道：“养猪要肉，养狗看门，我们节衣缩食养第四军何用？”

        “不要急，此事我们可请广州国民政府出面予以挽留。”李宗仁道。

        “这样也好，张向华走不成也怨不得我们了。”

        此时古应芬因拔牙突然死去，胡汉民刚获释回到广州，广州国民政府的大权，实际上操在陈济棠手里，胡汉民、陈济棠当然不愿让张发奎把第四军拉到蒋介石那边去，以削弱两广反蒋的军事力量，因此一致极力慰留张发奎。那张发奎虽有张飞之猛，却也有张飞之谋，他见李、白和粤方不让他走，便使出一着“杀手锏”来，带着他的亲信、桂张军经理处长陈劲节离穗去港，陈劲节留下亲笔函给李、白，略谓：四军北上抗日，奔赴国难，所求不遂，群情激愤，兹特提出最后呼吁，如德、健二公不准四军所请，劲节将扣存在香港所掌握之外汇，何去何从，请两公择之。原来，粤桂合作反蒋后，陈济棠的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李宗仁、张发奎的桂、张军则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广州国民政府在财政方面截留关余，每月拨发第四集团军军费三十万元。李宗仁为了拢络张发奎，特任命张的亲信陈劲节为第四集团军经理处长兼驻粤办事处主任，以便按月领取军费，购买军械、军需品补给军用，陈劲节几月来共领得军费一百八十万元，除向广州沙面德商保庇洋行订购枪械，通讯器材用去百余万元外，尚余数十万元存在香港银行。张发奎一翻脸，命陈劲节将余额存单及与德商订购的军火百余万元合同带往香港作为要挟，李、白没了这份合同及在香港的银行存单，既领不到进口的军火，也取不出在港的存款。

        “好呀，他张发奎做得出，我白崇禧也下得手！”白崇禧愤怒至极，对李宗仁道，“我们不过丢一百多万现款，我却要他张发奎把老本丢光！”

        事已至此，李宗仁倒反而不急不怒了，他摇了摇头说：“古人云：‘得鸟者，罗之一目也；今为一罗之目，即无以得鸟也。’黄季宽要走，我不但放他走，还为他置酒饯行；今张向华要走，我还要请南宁民众欢送。”

        “张发奎要带第四军去投蒋靠汪，德公怎可把薪助火，与虎添翼？”白崇禧对李宗仁如此宽待黄绍竑，心虽不满，但黄毕竟是他们的多年伙伴，而又只身出走，倒还想得通；今见张发奎要把部队拉走，又指使陈劲节扣留军火合同和存款，李宗仁还要放他走，心里如何想得通？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让他走吧！”李宗仁早已打定了主意，对白崇禧道，“我们要个两全其美，不必要个两败俱伤，第四军走了，目下可减轻广西负担，日后仍可相见合作。你叫张定璠到香港走一趟，告诉张向华和陈劲节两事：一我们同意吴奇伟率第四军北上；二，陈劲节必须回广西交代清楚。”

        白崇禧见李宗仁已作决定，便不再多言，即命他在北伐时期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的参谋长张定璠由广州去香港，与张发奎谈判。那张发奎虽然处事鲁莽，但却是个痛快之人，也即命陈劲节返桂办好经济上的移交。

        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吴奇伟，率部集中南宁体育场，举行了隆重的北上援黑誓师大会。南宁民众和各界人士，前来热烈欢送，四军将士，颇为动容。誓师毕，吴师长奇伟即率第四军登程北上，途经柳州，桂林，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早奉李宗仁之命，除给第四军发了若干饷项和开拔费外，还沿途组织人员招待。广西民众，深恨日本侵略东北，见四军将士请缨北上抗日，更是热情洋溢，箪食壶浆夹道欢送。李宗仁尽了义，广西民众尽了情，多年之后，张发奎、吴奇伟仍不忘这一幕动人而又苦涩的悲剧。

        第四军由桂林进至全州，不料湖南省主席何键怀疑第四军将进攻湖南，云集大军于衡阳抗拒，封锁北上之路，扬言若无中央命令，便不准第四军进入湖南。第四军北上援黑，其实是汪精卫指使张发奎做下的一个骗局。汪精卫为了在汪、蒋合作中攫取更大的实权，当然要使他那“皮包公司”有一点硬货撑门面，因此便要张发奎以北上援黑的名义将第四军由广西拉出来，一可削弱桂系的实力，二可使自己在与蒋介石打交道时有实力可恃。张发奎在政治上一向听汪精卫摆布，因此便从上海赶回广州，向广州国民政府和李、白提出准第四军北上援黑。经过一番波折，第四军终于成行了。但是，到了全州，一被何键所阻，二因军费无着，致使全军寸步难行，滞留全州。恰在此时，由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所组成的第十九路军，于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日本海军陆战队的挑衅，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全国民众，抗日热情鼎沸，李宗仁也在广州电张发奎云：“此时沪战正急，热词危殆，若四军停兵不进，殊难自解。故无论北上或东进，弟当力为赞助成行。如何请早作决定。”张发奎窘困万分，急得无路可走，只好跑到南京去找他的后台老板汪精卫请示办法。

        却说汪精卫自从与蒋介石合谋挤走了孙科后，便当上了行政院长。国府主席林森为人淡泊，他平日除了鉴赏古董外，并不介入党争，因此国家权力均由蒋介石和汪精卫把持。汪精卫坐上行政院长这把交椅后，正颇为得意，忽听秘书陈春圃报告，张发奎求见。汪精卫眼珠转了转，忙问道：“他来干什么？”

        “请求中央给第四军颁发北上命令和饷项。”陈春圃答。

        汪精卫怔了一怔，他虽身为行政院长，但这军队调动之事他无权过问，也没有钱给张发奎发饷，他更怕此时与张发奎拉得太紧，引起蒋介石的疑忌，这行政院长的交椅坐不下去，因此便不管与张发奎多年的交易和张军目下的窘境，对陈春圃道：“你告诉他，就说我病了，不能见客！”

        陈春圃来到客厅，对张发奎道：“汪先生病了，不能见客。”

        张发奎此时正急得火烫眉毛，他也不管汪精卫病与不病，径往室内冲去，一边走一边大叫：“这事非找汪先生解决不可！”

        汪精卫正躺在床上装病，听得张发奎冲进内室，急得即从床上逃入卫生间躲避。张发奎奔进室内，汪夫人陈璧君阻挡不及，只得以好言哄骗张发奎：“汪先生的糖尿病又犯了，已经几天不见客不出席会议了，向华，有事改日再说吧。”

        张发奎虽然粗莽，但却粗中有细，他到南京时曾先见过陈公博，陈说上午与汪先生开会商议迁都洛阳之事，并无说汪生病，又见汪的呢帽大衣均挂在衣架上，证明汪必在家中，便说道：“汪先生既是病了，我就来探探病吧。四军的行动，乃是奉汪先生之命而北上的，到了这进退维谷之地，必得汪先生出来说话才行。”

        “汪先生到中央医院住院去了。”陈璧君说道。她知道，如不把这猛张飞哄走，准会闹出事来。

        此时，汪精卫躲在卫生间里，心情甚为紧张，他生怕张发奎闯进来把他拖出去，问他要钱、要官、要开拔命令。又因他躲得太急，没有穿多少衣服，卫生间又无暖气，一时又惊又冷，两排牙齿兀自发起抖来。张发奎听得卫生间里有人牙齿打架，便知是汪精卫有意回避他，一时气得目眦皆裂，高声叫骂起来：“丢那妈，只恨我老张瞎了眼，跟错了人，姓汪的，你听着，我们后会有期！”

        张发奎说罢扭头便走。汪、张多年的政治关系，至此彻底破裂。抗战时期，张发奎在柳州当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仍能与李、白再度合作，而抗战胜利后，张发奎负责接收广州时，对陈璧君一家则进行严酷搜捕，丝毫不客气，除了对汉奸汪精卫夫妇的投敌叛国出于清算外，也含有报当年被骗之仇的意思，这是后话。

        却说蒋介石得知汪、张关系破裂，不禁心中暗喜，为了收买张发奎和第四军为己所用，他即命宋子文给张发奎送了十万块钱，请张暂时出洋考察。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电令吴奇伟率第四军由衡阳、经醴陵进入江西剿共，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拨发该军的开拔费，蒋介石再一次把第四军抓到了他的手上。第四军将士和广西民众的抗日热望，遂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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