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平津一带，一提起七七事变，人们自然会想到二十九军官兵的英勇抗战，也自然会谈起第一个为国捐躯的赵登禹将军……

        

跟随冯玉祥将军初显身手

        赵登禹（1898—1937.7.28），字舜诚，一八九八年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县赵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山东素有练武传统，受此影响，赵登禹少年时期即与其兄登尧拜师习文练武。

        登禹刻苦认真，膂力过人，对太极、八卦、少林等各种拳术及刀、枪、剑、棍诸种兵器，都有功夫。尤其是徒手夺刀，赤手夺枪，真杀真砍，更是令人看了惊心怵目。

        登禹与登尧自幼刚毅正直，嫉恶如仇。他俩崇尚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矢志当兵，作一国家干练人才。一九一四年春，弟兄俩步行千里，历尽艰辛，到西安投奔西北军，在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当了兵。冯玉祥十分重视体操武术，这样，登禹弟兄便以武艺出众受到冯的赏识。一九一六年，冯玉祥的部队调到平津之间的重镇廊坊驻防。一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随身护兵。自此赵在冯身边达六七年之久，成了冯的忠实卫士。

        一九二一年，冯玉祥升任第十一师师长，二次入陕，旋任陕西督军。冯玉祥得知其上司陆建章（曾任陕西督军、代理大总统冯国漳的高级顾问，一九一八年七月策动冯玉祥等反对段棋瑞政府对南方用兵，被皖系徐树挣诱杀于天津）的眷属被洗劫污辱一事，与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郭坚有关，便设“鸿门宴”请郭，企图借宴会之机杀郭为陆建章报仇。不料埋伏者都争相偷看冯与郭对盏，将屏风挤倒，郭见势不妙，起身便走。埋伏者乘机上前拦阻，郭身壮力大，埋伏者哪里抵挡得住？说时迟，那时快，赵登禹在旁挺身上前，施展其练就的武功，有如缚鸡一般，将郭坚按倒在地，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赵登禹这一手，众目昭彰，不仅使人们对他的高强武艺更加佩服，而且更赢得了冯玉祥的信任。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率西北军在绥西五原县城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时赵登禹任梁冠英师的旅长，参加了西安解围战役。其后，赵又率部到陕西凤翔剿匪。围城三日后，赵于夜间率敢死队登城，守匪惊溃。赵指挥部下，找开粮库，救济饥民；将土匪抢劫的财物，登册招领，亲临督监；放回被匪徒抢去的妇女，重与家人团聚。至今凤翔一带老人谈及此事，犹啧啧感念。

        一九三零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讨蒋，赵登禹任第四路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是年秋，赵部又缩编为第一零九旅，赵任旅长，隶属于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驻山西辽县（今左权）一带练兵。

        

喜峰口抗日立殊功

        赵登禹从入伍当兵充任冯玉祥的卫士，到带兵打仗，都出生入死，冲锋在前。

        他多次负伤，作战勇猛如虎。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恢复国土。第二十九军官兵积极响应，表示誓死保卫祖国，克尽军人天职。赵登禹统率的第一零九旅官兵积极宣传抗战，排演抗日救国戏剧，邀请东北流亡学生到部队报告东北形势。赵登禹利用演出之机，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为题，号召全旅五千健儿，枕戈待命，与敌血战。全旅官兵抗日情绪极为高涨，一齐高呼：“誓死保卫祖国，收复失地！”“战死沙场，不当偷生怕死的孬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的战士还咬破中指，血书明志，誓死报国。但是。由于蒋介石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处，下令中国守军避免与日军冲突，致使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侵占了我东北沈阳、鞍山、抚顺、长春、辽源、吉林、锦州等重要城市，除马占山将军率部在齐齐哈尔一带坚持抵抗外，其他部队均大步后撤，关外国土大片沦陷。

        次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又驱舰上海，遭到我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官兵的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其“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之野心，更加得寸进尺，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国关内，向我长城一线发动进攻，遭到我抗日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

        山海关是万里长城的起点，依山傍海，是通往东北的咽喉，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一九三三年元旦之夜，日军突然向我山海关守军（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辖第三、九两旅）提出限期撤退的无理要求，遭我守军拒绝。日军二日上午开始炮击，并有飞机轰炸，步兵轮番冲锋。我守军奋起抵抗，一直苦战到下午三时，但终因没有援军，敌众我寡，伤亡过重，致使名城山海关失陷。元月十日，日军又向长城九门口进犯。二月二十二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未加抵抗即放弃省会承德和平泉等重镇，致使在赤峰一带与日军苦战的孙奎元部退到热察山区，在凌源一带阻击日军的万福麟部退人冷口附近，在热东的张作相也向喜峰口方向撤退。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军铃木师团在得到热河后，继续尾追我撤退部队，向长城罗文峪口和喜峰口前进。

        正当长城各口险象环生的时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奉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在他的部队尚未全部进入察哈尔之时，蒋介石将该部调往喜峰口，增援罗文峪口。此时赵登禹奉命率该旅所辖的二一七、二一八两个团从遵化经三屯营向喜峰口急进防堵，仅一天工夫，跑了一百七十里，在日落前，先敌一步跑到了喜峰口。赵登禹尚未部署完毕，日军第八师团即开始进攻。赵登禹临危不惧，沉着冷静，他把王长海的二一七团派到第一线，抢占喜峰口两翼长城一线，把二一八团和特务营布置在第二线。日寇炮空联合，掩护步兵冲锋，我部利用有利地势，以猛烈的近战火力，迭次歼敌于阵地前。我部战士怀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抡起大刀，与敌肉搏，迫使敌退一千多公尺。

        敌我双方重新整理和部署，相持整整一夜。第二天拂晓日军又开始进攻，先是三架敌机轮番俯冲扫射，轰炸我长城一线和撒河桥之间的二线阵地，而后敌炮又集中火力摧毁我用麻袋堵塞的工事二十多米，第三营营长过家芳率部与敌冲锋部队展严肉搏，官兵伤亡过半。我部阵地虽居高临下，但地形陡峭，增援不易，遂转入预备阵地，与敌对击。这次战斗由于敌炮猛烈，我部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旅长腿部亦中敌弹。他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在阵地上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赵登禹简要地分析了两日战况后，提出出敌不意，于当夜绕至敌后袭击的方案。他沉痛地说：“抗日救国，乃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救亡。大家要保持我西北军的优良传统，为先我牺牲的官兵复仇！”与会者经过两昼夜的苦战，均已极度睏乏，但听了赵旅长的动员后，顿时振作起来，都纷纷举手，含泪表决心，坚决执行袭敌方案，予敌寇以歼灭性打击。

        会后，按战略部署，由一一零旅（旅长王治邦）接替喜峰口正面阵地，赵登禹率一零九旅利用夜间由潘家口、蓝旗等地绕至敌后，袭敌炮兵阵地，战斗打响后，喜峰口正面的一一零旅，立即出击，打通正面，与一零九旅两面夹击敌人。赵登禹命令部队稍事休息，准备夜战，又命王长海团组织一支五百多人的敢死队，为夜袭的先锋队。夜八时，赵登禹率全旅两千人渡过滦河，绕到敌营之后。时届深夜，正当敌寇酣睡之际，我敢死队首先闯入敌营，如天兵而降，抽出红缨大刀，趁月黑风高，逢敌便砍，日军在仓皇中来不及着衣，即作了长城外的无头野鬼。各营战士紧跟敢死队之后，怀着仇恨的烈火，猛杀猛砍。过家芳营士兵首砍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之中，并取其图囊，搜出日军侵犯我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此役，毙敌约三百余，破坏了敌炮十八门，我部亦伤亡二百余人。驻守喜峰口、罗文峪口（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和义院口（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其他部队，听到赵登禹旅得胜的喜讯，立即出动，把侵犯的日军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同时，商震、关麟征两部，抄敌人后路，也收复了冷口。

        二十九军威名自此扬名字内，很多国际友人都认为这次胜利是个奇迹，任何一国军队都无法追及，“中国不会亡”的原因就在于此。日军在退回承德后追悼阵亡将士时宣称，这是日本军侵华以来，“前所未有的伤亡与耻辱。”国民政府向宋哲元军长、刘汝明副军长（兼一四三师师长）、秦德纯参谋长和赵登禹旅长等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张北抗敌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抗日劲头十足的二十九军被撤离长城战场。第三十七师第一零九旅奉命撤离战场到阳泉、井陉、正定一带集结。某日黄昏，赵旅长沉痛地传达了上级命令，告别了为国捐躯的烈士英灵。他令二一七、二一八团先行，自己带着特务营占领三屯营指挥掩护。队伍夜间行军几十里，到拂晓时分，日机一架飞临部队上空，沿路侦察，接着就有一辆坦克和百余骑兵沿我行军路线御尾追来。赵登禹早有警惕，立即命特务营集中火力痛歼追寇。日军人仰马翻，狼狈回窜。

        赵又令迫击炮连发炮狠炸逃敌。尔后令部队向遵化转进，经过这一打击，日寇知我有备，再也不敢挑衅。赵率部安全抵达通州，换乘火车前往驻地。

        一九三三年六月，冯玉祥与吉鸿昌、方振武等西北军将领在张家口集合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和各界人士组成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等县城，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粉碎了其不可战胜的神话，吹响了全民抗战的号角。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也要求“亲率部队收复热河，戴罪立功”。

        但是，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不许破坏“中央统一部署”，胁迫张学良辞职出国考察，另派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更以恶毒的手段，派庞炳勋率军包围张家口，以逼冯离察，停止抗日。冯玉祥将军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决不对内”的坚定立场，提出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回察主政，凡经磋商，将驻井隆、正定的一三二师赵登禹部（此时一零九旅扩编为一三二师，赵任师长）

        调到张北县二台子一带。赵到张北后，立即与吉鸿昌、方振武联络，准备收复沽源、多伦。当耿德星营攻克沽源时，俘获日特电台，两个日特被击伤逃走。这是战争中的常事。本无足怪。但此时日方外交官坚持要我交出两个日特，诬我俘虏未放，期以制造事端，并要耿德星营长到日本使馆去对质。赵登禹师长闻讯，对耿说：“这是日寇的贯伎，你不要去，一切责任由我负，你们准备好，有机会多杀几个日本鬼子，用铁血来报仇！”我不予理睬，敌人也无可奈何。

        不久，日方在多伦医院找到了这两个伤残的特务而作罢。

        

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

        一九三五年，一三二师驻防北平南苑，所属二一七团驻十四营房，其第一营负责监视敌人的武器库。库内有日军飞机并驻有日军一个排。日寇恃强，不准我军民通过该地，引起一营官兵的义愤。赵登禹师长得知即派一个连包围日寇机库，不许日军出入，经过几次谈判，直至日寇守军排长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无理阻拦军民通过始止。

        一九三六年夏，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先生突然被日本人抓去。

        赵登禹、冯治安（三十六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刘汝明（一四三师师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在北平住所议论：“日本鬼子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对我们侮辱太甚，不能示弱甘休。”于是将负责中日传话的陈某（亲日派）叫来，问明情况。陈某说，日本人说宣主任是中央派来的，是给中央打报告的……冯治安当即反驳说：“他（指宣）是中央派的，我们哪个不是中央派来的？他向中央打报告，我们不也是向中央打报告吗？竟敢擅自抓我们的高级将领，真是岂有此理！”

        赵登禹愤怒地对陈某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以内，好好地把入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干啦！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杀光再说！”冯治安和赵登禹都气愤地拿起电话向部下发布命令，冯命他的参谋长，赵令他的副师长，命令驻平津一带的部队，两小时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此时，陈某被吓得脸色苍白、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刘汝明对陈说：“你马上去和日本人交涉！”陈仓皇地去找日本人，不久，日本人将宣介溪送回，并向二十九军表示，此次抓人纯系误会，还假惺惺地道了歉。

        

南苑激战为国捐躯

        北平是华北军事政治中枢，丰台为平汉、平绥、北宁铁路之交汇处，丰台西边五、六华里之卢沟桥乃是北平之咽喉。所以日军对丰台、卢沟桥及其旁边的宛平县城垂涎已久，处心积虑，制造事端，以乘机攫取北平。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二十师团河边旅团故意制造事端，强行侵占了丰台。此时，我驻卢沟桥、长辛店的部队是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与丰台日军第一联队之一木清直大队极为接近。日军提出购买丰台、卢沟桥问土地，供其军用。在遭到我方拒绝后，仍不死心，继续制造事端，企图进占卢沟桥。丰台日军不时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演习，昼夜实弹射击，并非法要求进入宛平城，遭到我政府严辞拒绝。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间，日军事先未通知我地方当局，又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当时驻守宛平县的二一九团，每天日落西山之时，即紧守城门。军部有令，非经二十九军军部许可，夜间任何人绝对不许进城。

        可是当晚十一点多钟，日军翻译来到宛平城门，喝令开门，声称日军要进城搜索逃兵。守城官兵婉言拒绝，但日军蛮不讲理，一面恫吓“如不开城，就要发炮轰击”，一面派人架云梯偷偷登城。我守军发现登城的日本兵，当即开枪，霎时十余个爬城的日军，纷纷坠落城下。这震破夜空的枪声，就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

        十一时四十分，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打电话，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此时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主任及北平绥靖主任宋哲元回山东原籍未归，七月十六日回平）报告日军要搜索逃兵情况，秦对魏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事前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在该地演习已是违背国际公法，侵犯我国主权；因此，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惟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当地军警代为寻找。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

        可是日方对此答复并不满意，通过办理对日外交的专员林耕字转告秦德纯，日军一定要派人进城搜索，否则就要包围宛平城。秦德纯警觉到这是日军有意挑衅，立即电话通知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加强北平周围的防务，令驻宛平的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注意丰台日军的动态。

        七月八日凌晨，日军步兵一营，附山炮四门及机关枪一挺，由丰台向卢沟桥前进。秦德纯得知后，立即向守军命令道：“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驻守卢沟桥的我守军接到命令后，迅速进入阵地。到五时，日军已完成对宛平的三面（东北、东、东南）包围，日军始而炮击宛平城，继而又向我卢沟铁桥（铁路桥）守军猛攻。吉星文团长指挥所部官兵当即还击，手榴弹、大刀一齐上，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所谓“皇军威严”，扫地殆尽，桥头阵地被我军夺回。

        我地方当局企图以外交手段消饵战祸。经派员交涉，双方停止射击，各回原驻地。但日军并未履行诺言，七月十日午后，其增援部队到达，再次对我卢沟桥阵地攻击；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日军又向廊坊进攻并派十几架飞机轰炸，遭到第二十九军张自忠部的顽强抵抗；同日，日军又强行进入北平广安门，被二十九军第二十五旅之六七九团歼灭殆尽。二十七日，日军又进攻通县，并派飞机数架轰炸我平郊驻军，还南下侦察开封、郑州、洛阳等地。事态更加扩大，战争空气日趋紧张。

        此时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驻守河间、大名。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即令二十六路军军长孙连仲率两个师及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的第三十九师兼程北上，军政部密拨二十九军三百万发枪弹，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的高射炮队调赴保定，交宋哲元指挥。来哲元下令中止冯治安师南调，石友三保安队布防西苑，赵登禹的一个团进驻北平，赵师集中永定河以南。当赵师之一个团到达南苑南二公里之团河时，正遇敌兵截击，伤亡过半。赵率余部与佟麟阁死守南苑。

        七月二十八日拂晓，日军向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和北苑我方阵地进攻的同时，又另以步兵三个联队，炮兵一个联队，飞机三十余架，向南苑进攻。其时驻守南苑二带的部队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处军官教导团、平津大学生军训团等官兵约二千多人。日军以强烈的炮火猛轰我方阵地。在飞机大炮轰炸后，以一个联队向我方阵地推进，当日军行至我方阵前二百米处，赵登禹亲率部队挥舞大刀，向敌冲杀，日军吓得魂不附体，向后溃逃。正当赵部追击敌寇之时，受到日军大炮的猛轰，赵只得被迫停止前进。

        赵登禹怕部队败退，急令预备队增援，而他则一手紧握驳壳枪，一手挥舞大刀向前冲杀。官兵见师长亲自冲锋陷阵，士气大振，一鼓作气把日军驱退了一里多路。日军被我部击毙者不计其数，路旁到处可见日军的尸体。

        南苑一带全是平原，无险可守。我部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赵登禹见自己官兵死伤不少，为避免无谓的牺牲，遂下令退回原阵地。正在整队退回之际，日军飞机又来轰炸扫射，赵见后退仍不能减少伤亡，就又下令向日军进攻。此时日军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一齐发射，赵军只得且战且退，待机再攻。

        入暮之后，赵登禹见空中的威胁解除，再令所部夜袭日军。当接近敌阵地时，日军发射几颗照明弹，使我部整个暴露。赵见此情景，毫不畏缩，率部冲杀。在率部经过大红门时，被日军机枪射中，身中五弹，当即倒在农田中。

        赵登禹的传令兵见赵倒下，立即向南苑报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急忙带教导队前来支援作战。当将赵登禹抬上担架，准备送往后方医院时，赵忙阻止道：“我不会好的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慌，还请副军长派人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有什么心事了！”说罢，头一歪，壮烈牺牲。疯狂的敌人继续向我部射击，佟麟阁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亦壮烈殉国。

        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最先为国捐躯的烈士，在二十九军官兵与教导队学生中，引起极大悲痛，他们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怀着为副军长和师长复仇的无比义愤，踏着烈士的血迹，奋勇冲杀，终于攻下了日军的阵地。

        当晚，由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参议田春芳协同北平红十字会到大红门将赵的尸体就地掩埋。北平市闻知佟、赵两将以血肉之躯，捍卫国土，无不落泪，全国军民、海外侨胞也同声哀悼。国民政府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布褒恤令，追赠侈、赵两将军为陆军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彰忠烈。

        佟麟阁、赵登禹系冯玉祥将军的多年袍泽。冯对佟、赵两将军之殉国，曷胜惋悼，于八月一日作《吊佟赵》诗一首，全文如下：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

        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习：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赵入教导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

        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地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受国家培养，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抗日胜利后，何基沣奉冯治安师长之命，到北平将赵登禹将军和二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忠骸，迁葬于卢沟桥畔，实践了“卢沟桥是二十九军的坟墓”的誓言。

        全国解放后，赵登禹将军之墓经人民政府拨款重建后，屹立在旧宛平城东门外铁路桥侧，更加庄严肃穆。前来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北京市政府将西城白塔寺东侧的马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与民族文化宫前的伶麟阁路相连，以表示对抗日烈士的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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