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在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以堡垒对堡垒，仗越打越惨，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次战役几乎都要损失二千至三千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到了白军手里。1934年4月11日至4月28日，历时半月的广昌战役，红军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打击。

        广昌战役，是白军第五次“围剿”的决定性胜利，为蒋介石占领仅数十公里外的红都——瑞金扫除了屏障。

        7月上旬，白军调整部署，将31个师兵力分成6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推进。

        此时，红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本应突击到外线广大无堡垒区域寻机歼敌。但毛泽东两次提议红军主力绕到敌人碉堡后，到白区作战的提议都遭到否定。

        “左”倾领导者固执地采取“六路分兵”的战略，命令红军从6个方向同时出兵，抵御白军的六路进攻。

        我记得最清楚，陈毅来信，从来不说红军打败仗或者失利的事情。

        但红军毕竟是失利了。由于战争形势日益紧迫，党校提前结束了学业。结业前，我们班的一部分同学，被指派到福建蒲田一带工作实践了一个多月。之后，我回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将我分配到石城县委担任妇女部长。

        这一年，我与陈毅除了通信，极少有见面的机会。我自己工作越来越忙乎，他却在枪林弹雨中过日子，这样，夫妻之间的儿女情象树上慢慢红透的五月杨梅。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队伍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敌人挤牙膏般一点点挤掉了。

        9月下旬的一天，石城县委指派我下乡动员群众把粮食藏起来。十几天过后，我完成任务赶回县委，走进县委大院便觉得情况异常。

        两旁不见了戴红袖套的哨兵，院子空荡荡的。屋内，县委书记肖习友拖着一条被枪弹打瘸的腿，正将一摞文件丢入火盆。他直起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不说。

        我擦把脸上的汗，问道；“老肖，到底怎么啦？”“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肖习友说着，泪水滚滚落下：“红军主力不知去了哪儿，一下子全走光了。上午，接到省委命令，石城县委立即解散。”“解散？那么，其他同志哪里去了呢？”我不免着急起来。

        “都已经分头撤离，到西山坳阻击敌人。白军有一支队伍正向这里进犯，情势危急，我们也得马上离开这儿。要不然。便走不脱了。”肖习友烧毁文件，把驳壳枪从腰间退出来，压满子弹提在手上：“我还得去看看县分队的同志，也许会和他们在一起打游击。你抄近道去瑞金中央报到，你爱人可能还在那里等你。”“真的，那我这就走了！”我高兴得跳起来，一想，不宜高兴，又说：“要不要我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打游击。”“算啦，月明同志。”肖习友侧耳听听城外的枪声。枪声里夹杂着隆隆的炮声，他急忙道；“反动派人多势众，连大炮都用上了，县分队肯定抵不住，月明，你赶快走吧！”与肖习友分了手，我急匆匆跑出县城，刚冲出城门不远，迎头就碰上一队白军。

        几个白军端枪乒乒乓乓地放了几枪；那个白军头目张嘴大骂：“妈勒格！不许开枪，蛮标致的妇娘子，追！抓活的有赏！”仗着道路熟悉，我赶紧冲过小溪，朝旁边的山包跑去。一拐弯，我便一头钻入一座树林。

        后面的匪军眼看捉不着我，就放起了排枪。

        一株紫荆树下，我被野藤绊倒了。一排子弹射了过来，把几棵茅草拦腰打断。一只受惊飞起的野鸡中了弹，在地上扑腾，血一点一点地洒落。

        我惊出一身冷汗，一颗子弹从我胳肢窝下穿过，把衣衫打了个洞。

        在石坡顶上，我看见了几个同志的尸体。大概也是与白军正面碰上的。有一个年轻人被枪弹打中肚子，肠子拖在地上一米多长，死了，他还大瞪着眼睛，咬牙切齿。

        我忙折了些松枝盖在他们身上。

        太阳一点一点地落山。坳口，有只早早出来溜达的饿狼，在那儿怕人地叫。

        我的泪水流了下来……

        夜色灰蒙蒙的，我独个儿赶着夜路。

        已经数月未与陈毅见面了。前几日，忽然收到他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他很好，在前方领兵打仗，叫我遇事听从组织安排。

        第二天拂晓，我抄小路来到中央所在地瑞金。

        这里的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城外的山头挖满战壕，一队队红军战士，正挥汗如雨地挖筑工事。

        几十里外，隐隐约约传来激战的枪炮声。

        城门口的哨兵吆喝着，不允许我靠前。从岗哨棚跑出几个战士，围着我检查。

        证件丢失了，我暗暗吃了一惊。我清楚，中央驻地的保卫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尤其在这种时候，我仍不停地在身上掏呀掏，希望有奇迹。

        几个战士见状退开数米，警惕地端起了枪。一个班长模样的厉声问道；“你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做什么弄成这个鬼样子？”“我是石城县委妇女部长，刚突围出来。”这时，一个战士认出了我，说我是会唱兴国山歌的地方同志。的确，在石城县，我慰问过不少红军队伍。

        他们把我放入城。城内更加忙乱，许多简易马车装载着各类笨重的物体。担架队来往穿梭。时不时有骑马的传令兵流星般地奔过去。

        中央办事处设在东街口的一个大词堂内。

        毛泽覃和梁柏台一前一后地走出来。我不认得梁柏台，但跟毛泽覃相熟，因为他过去常找陈毅商量事情。这时，毛泽覃看见我忙站住了，说他们刚去看望了陈毅，陈毅的样子不好看，心情也不好，要我见着他不必吃惊。

        “陈毅出了什么事？”我听出对方话中有话。

        毛泽覃为难地摆摆手，扯扯梁柏台的袖子，赶紧走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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