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之际，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没有出席会议，但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3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了湘赣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当时，参加中华苏维埃“二大”会议的王震带回来两个本子，一本是中革军委关于战术的指示，讲堡垒对峙下的战术动作；一本是“支撑点构筑法”。王震说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向他交代，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王震还讲了在大会上见到毛泽东时的情况。毛泽东问湘赣有多少人？多少枪？王震回答后，毛泽东对他讲：“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会议讨论过程中，红17师政委陈洪时主张按中革军委指示，短促突击，强攻永新。少数人鉴于红17师劳师远征刚回来，主张避战休整。多数人认为：占领永新之敌，为了打通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可能有长距离的运动，容易暴露弱点，为红军打运动战创造条件，可以打。任弼时权衡利弊，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他说服主张避战休息的人，也批评了强攻永新的错误主张，决定发扬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敌。于是立即布置严密侦察周围敌人的动向。
红6军团是1933年6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将湘赣和鄂赣两省的红军合编为2个师，在永新的沙市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湘赣省的红8军改编为红17师，下辖第49、50、51团3个团，师长萧克，政委陈洪时；湘鄂赣省的红18军第52师改编为红18师，师长严图阁，政委徐洪；湘赣省红16军改编为红16师，师长高永生，政委温锦惠。军团虽然成立建制，但并没有设置军团领导机关。
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刚刚结束，“围剿”湘赣苏区的敌军总指挥刘建绪趁红6军团人马远征疲劳之际，迅速发动攻势，企图歼红军于禾水以北、袁水以南地区。敌人共4个旅之众，在第15师师长王东原指挥下，分三路扑向红军。
任弼时同萧克进行了商议，决定趁湘军进攻之机，在沙市打湘军埋伏。沙市四面大山，中间为一道峡谷，是设伏极好地点。1934年4月4日夜，萧克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地点，隐藏在两厢油茶林中。
4月5日9时，敌人前卫进入了沙市以东的小高地。当敌军全部进入埋伏阵地后，萧克一声令下，埋伏的红军一齐开了火。这时，又天降大雨，红军指战员冒雨向国民党军冲杀。战斗到下午1时，王东原的第15师第43旅全部被歼，活捉了旅长侯鹏飞、旅参谋长赵楚卿、团长徐本桢，这是河西战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胜利。红军乘胜收复了永新。这次战斗的胜利，震撼了湘军，鼓舞了红军士气。战斗之后，湘赣红军退到了象形，并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热烈庆祝战斗的胜利。
沙市战斗之后，刘建绪接受了教训，改变了战术，从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处处建堡、层层封锁、节节“进剿”的战术，妄图消耗红军的人力、物力，逐步紧缩湘赣革命根据地。
这时，中革军委大权已完全旁落于顾问李德手中，中革军委几番来电，强令湘赣红军与敌展开阵地防御战。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无奈，只好在永新城西北的台岭一带，城东的石灰桥、金华山一带，城北的松山一带，广筑碉堡，抗击湘军的进攻。
到了5月下旬，刘建绪部在永新、莲花一带的碉堡封锁基本完成，便向红军展开了新的进攻。任弼时和王震致电周恩来、朱德，报告永新、安福、宁岗、萍乡等地国民党军队动向和红17、红18师的作战部署：主力集结隐蔽在高桥头附近，以侧击进犯之敌；各独立团、营分别守备要点，截击敌交通线。
然而，湘军势力越来越大。任弼时、萧克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留红18师控制金华山阵地，红17师速转移到松山一带，阻止敌李抱冰的第53师西进。作战计划实施后，敌第53师果然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向红17师阵地发起了攻击。红军指战员在“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拼杀。进攻之湘军虽一次次被打退，但是，终因众寡悬殊，红军不得不退出阵地。这时候，红17师、红18师三面受敌，处境极为不利，只得再次转移。金华山争夺战使红军牺牲了400多人。湘赣根据地中心区域也被国民党军占领，其余地区亦被分割为若干小块。接着，红17、红18两师又被国民党军的8师之众，压在了牛田、津洞数十里狭小地带。刘建绪见状，得意忘形，～面令彭位仁、陶广、王东原修碉筑堡，一面协同东线和南线的国民党军，准备与湘赣红军主力决战。
任弼时率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地区，省委机关住牛田墟的万寿官内。面对严重的敌情，任弼时同萧克、王震等人商量，大家意见：必须改变与湘军死打硬拼的战术，乘湘军尚未完成包围圈的时机，开赴井冈山，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凭借井冈山天险，与湘军周旋。之后，中共湘赣省委正式决定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各部队在指定区域进行游击战，同时派红17师第49团开赴井冈山，后又派李贞率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增援。
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实行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使井冈山的群众产生了对立情绪。特别是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杀的处置，更增加了群众的对立情绪。红49团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红军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
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新失守后，1934年3月初，任弼时即派出独立4团到湘南的桂阳、宜章、郴县和粤赣边的乐昌一带活动，发展游击区。7月初，独立4团的第1支队回来向省委及军区司令部报告：已在郴县、宜章、桂阳三县的10个区20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郴县的5个乡建立了临时政权，独立4团的人数已由出发时的300余人增加到670多人，改称湘南纵队，辖3个支队，另有游击队8个共260多人，各区的赤卫军也开始建立。
7月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召集红17、红18两个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由任弼时向大家作关于红6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准备。任弼时说：“这一转移不是失败与退却逃跑，要反对一切悲观与动摇。”
7月8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朱德报告：敌第16师向金华山、石灰桥攻进后，现正努力筑碉堡；敌第53师已完成金华山至永新封锁线；敌第63师一部正向洋溪方面推进。红6军团主力西靠高山“不能发展运动队伍”，在敌筑碉逐步推进时“很难突击敌人”。如果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
7月22日，任弼时和王震致电朱德、周恩来，综合报告部队情况：红17师第49、第51团，红18师第52、第53、第54团集中于横石附近，独立团在桥头、津洞、高家桥一带守备。为了巩固部队，省委派张子意率军区政治部一批干部，巡视检查政治工作，督促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健全政治保卫组织，洗刷动摇分子，严守部队行动机密等。
7月23日深夜，机要科长龙舒林送给任弼时一份电报，说中革军委指定由任弼时亲译。于是，任弼时在龙舒林协助下将电文译出，这是中革军委发来的一个《训令》，电文首先写道：“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造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保卫苏区的游击队，应无例外地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这个决定是从如下的政治与军事考虑出发的。”电文从4点进行了分析：一是“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虽然在湖南有着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在湖南力量的薄弱，而二军团（即贺龙领导的红3军——引者注）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极，湖南的游击运动还未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使湘敌可集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二是“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三是“在这种状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的有生力量及保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四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取得足以促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现有的计划。这在敌人堡垒主义优势力量的条件之下，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力量是难于达到的。或者是主力离开现有的地区，转移到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而以独立的与游击的部队在现在区域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活动，以保卫苏区。由于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我们方面一般良好（湘南红军及游击队之活动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决定是更适当的”。电文提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目的：一是“红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地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斗争，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威胁”，因而使红六军团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二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发展游击活动中加倍地扩大红六军团。三是尽力地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红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奋争赤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到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大片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为总的前提。四是为了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及独立行动游击队及地方武装，应留在现在苏区及其周围发展最积极的游击战争。
电文又用严厉的语气写道：“中央与军委坚决地指出：绝对不允许将这个决定曲解成为放弃湘赣苏区与无计划地退却逃跑。中央与军委责成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我们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的必要方法，进行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
关于红6军团离开的时机，中革军委要红6军团“看敌人的堡垒程度及我们行动顺利与否，尔后由军委各个命令决定之”。
电文确定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为：红6军团之第17师、第18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指示任弼时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留在现在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部队、重伤病员、体弱的干部及苏区的基本群众等，继续发展游击战争及党的工作。陈洪时为留任省委书记。张云逸到后，王震即任红六军团政委并兼17师的政委。
电文指出红6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和地区为：由黄坳、上下七一带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4团行动的桂东地域；迅速发展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并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即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红2军团取得联络。
电文最后指示：“这一训令仅限于给省委常委、红6军团及军区首长，不得丝毫下达。一切准备及第一步行动，应伪装进攻湖南军队的行动……一切准备工作统限8月中旬完毕。”
原来，这时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由于错误的作战方针指导，屡战不利，最严重的是广昌战役，竟然有4000人阵亡、2万人受伤，使红军遭受到最惨重的打击。红军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界的瑞金、石城地区。除此之外，蒋介石在经济上对苏区的封锁，使得苏区的处境十分艰难。中共中央面对此情，一面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保卫苏区，一面开始做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准备。这样，便电令红六军团作为先遣军退出根据地，向湖南中部挺进。
任弼时译完电报，默然无语。对于红6军团的此次行动。任弼时是早有预感的，因为战争的发展已对红军越来越不利了。良久，他问身边的搞机要和兼统计工作的龙舒林：“地方工作人员有多少人？”龙舒林回答后，任弼时又问：“你是走还是留呀？”龙说跟主力走。任弼时说了声“好”，又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嘛！”
任弼时找来王震、萧克，把电报给他们看了，王震、萧克也都感到问题严重。任弼时说：“这个任务非常艰巨，我们只要行动，必然要遭到敌人的前堵后截，这是一；另一方面，军队中干部战士要离开家乡，思想上也会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对老弱病残同志，也要做好安排，地方工作也要安排。部队此次转战，要经过井冈山，当首先占领井冈山的重要哨口封锁消息，然后迅速进入湖南，抢渡湘江和潇水，这样可出其不意地到达湘黔境，与贺龙部会合。”
萧克说：“自打袁文才和王佐被杀之后，井冈山群众中一些人对红军产生了隔阂和疑虑，咱们能不能守住哨口，能不能不走露消息，这个把握可不大呀。”
王震说：“派个小部队前去试探一下。”
萧克说：“要独立4团去执行这个任务吧。”又说：“我们应当准备两套方案，若井冈山方面有问题，我们便派独立5团打着军团旗号，采取声东击西战术，迷惑敌人；我大队人马趁机从湘、粤敌结合部突围。”
任弼时听了，很是赞同。
当即，萧克找来独立4团团长张通、政治委员刘亚球，向他们布置了任务。张、刘二人领受任务走后，任弼时便主持召开了省委会和湘赣红军政工会议。
任弼时在会上作了《争取新的决战胜利，消灭湖南敌人，创造新的根据地》的重要报告。会议决定调整地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由陈洪时、邝光明、谭余保、姚厚德、邝逸爱、张云逸等组成湘赣省委，陈洪时为省委书记，彭明辉为省军区司令员。
与此同时，各种准备工作都加紧进行：调整机关，缩减和合并直属部队，清理安置伤病员，补充部队，决定走和留的干部名单，配齐部队各级正副职干部。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发动部队准备干粮，打草鞋，补充弹药，进行军事演习，实施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全军日夜不停地加紧准备。到7月31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中革军委汇报情况：17师、18师现有6830人，18师增编了第54团。至8月15日，全军可补充至9330人，枪3752支。从省级机关抽调干部250人，随军准备做新区地方工作。不能行动的重伤员350人，分散隐蔽于永新东南山区。被服、修械、制弹三厂，人员330，随军240人，重材分散埋藏。全省现在苏区人口13万，党员1.14万余人。莲花、安福、萍乡三县委合并，永新、吉安、吉水为中心县委，新峡、清宜两县合并，遂万泰新老苏区分成两县，各县干部无调动。
独立4团团长张通、政治委员刘亚球，自接受了任务之后，便带着部队连夜到达了黄洋界哨口。他们发现湘军正在有秩序地运动，黄洋界工事早已荒废，而且附近也找不到一个群众，哨口决难守住。便下令撤退，沿隐蔽小路到达了湘赣军区在永新的驻地，二人向任弼时、萧克、王震报告了情况。
第一道方案看来是行不通了，任弼时决定实施第二道方案。
1934年8月4日，时值夏末秋初，湘赣之地，依然赤日炎炎，暑气蒸人。这时，新编入红六军团序列的独立第5团，突然出现在赣水西岸的沙塘一带。这个团的干部战士一路上摇旗呐喊，尘土飞扬，声称为“红六军团”，要兵分三路，突破敌阵，东渡赣水，挥师东进。早有探马报告了刘建绪。刘建绪闻知，慌忙上报。一时间，围困湘赣苏区的湘、赣各军，都慌了手脚，纷纷仓皇出动，前堵后追，但见枪林弹雨，炮火连天。赣江东岸的湘军急忙加固工事，封锁江面。蒋介石在南昌听说红六军团要强渡赣水东进，深恐其与中央红军靠拢，赶紧调兵遣将，重新布防，并加紧缩小包围圈。
这支称做“红六军团”的队伍，沿着赣江两岸，时隐时现，神出鬼没，连续游击了好几天，把各路敌军都吸了过去。看看国民党军的部署全部打乱了，这支“红六军团”的队伍，忽然间不见了。那些追捕的国民党军，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8月7日下午3时，红6军团9700多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了湘赣根据地的亲人，开始从西南全线突围，踏上了新的征途。
红6军团出发时，独立第4团为前部先锋。大队人马从新江口地域出发，首先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突破了刘建绪部的两道封锁线，占领了遂川的藻林。接着，又突破了刘部的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尔后，部队又克服酷热、疲劳和饥饿，昼夜兼程，继续向前进击。
这时候，刘建绪等湘、赣、粤之敌，惊悉红6军团已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才如梦方醒。刘建绪断定了红6军团西征的真实意图之后，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乃急令王东原第15师和第16师尾追红军主力，令粤敌以6个团的兵力兼程北上，妄图将红6军团包围在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的地区聚歼之。
8月9日，红6军团在猴子岭突破了湘军最后一道封锁线。至此，完全跳出了战役包围圈，于8月11日中午到达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
寨前圩乃是桂东县南的一个小集镇，为游击区。这里群众的基础较好。老百姓见红军来了，十分热情地欢迎。8月12月下午，红6军团在寨前圩举行了军人大会，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
任弼时、萧克、王震、张子意等人，扎着绑腿，穿着草鞋，腰间挂着手枪，一个个精神抖擞地上了讲台。大会开始之后，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申明了纪律，进一步做了战斗动员，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红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红17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18师师长，甘泗淇为红18师政委，谭家述为红18师参谋长，方礼明为红18师政治部主任。同时，正式宣布以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由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红6军团最高领导机关。
誓师大会之后，夜幕降临，任弼时下达了出发命令。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这一支万人大军，以独立4团为前导，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征旅途。
当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就红6军团的行动计划致电朱德，报告了红6军团的行动计划：“我们今日晚向郴县前进，预计13日到田庄，80里。14日到滁口、黄草坪，80里。15日到郴县附近，90里。相机占领郴城。如郴城占领，则以一师于16日进至桂阳；如不能占，16日则全部迸发桂阳。”
红6军团入湘后，使湘、桂军阀大为震动。
蒋介石于8月11日下令何键和余汉谋筑碉拦截。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更是慌了手脚，缘红6军团既入湖南藩篱，湘南平原已无险可守，只有湘江天险可以设防，遂急令刘建绪为第4路前敌指挥，“驰赴湘南积极设防堵御”。刘建绪接到命令后，连忙赶至衡阳指挥作战。
当湘军全力“追剿”红6军团时，广西军阀第10军的19、24两师由廖磊率领向广西边境运动。
红6军团西征之后，遇到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八面山。八面山乃是罗霄山脉分支之一，位于湖南东部的资兴、桂东境内，山上怪石横立，沟谷纵横，荆棘丛生，无大路可通，只有羊肠小道。空身人行走尚且困难，何况红6军团起程之时，又来了个大搬家，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等都带上了。特别是电台的发动机，十分沉重，需要几个人抬着走。带着如此沉重的辎重走在羊肠小路之上，那等困难，可想而知。部队行走了一夜，这些笨重东西也移动不了20里，想扔又舍不得。
就在红6军团将士翻越八面山之时，刘建绪的第15师扼守了山上各处要道，红军若正面攻击，伤亡必大，难以奏效；若后退，追兵将至。任弼时、萧克、王震立即商量如何通过此山，最后决定由王震带领一支队伍，辟出一条新路。
于是，王震选了一支精兵强将，由当地土人带路，挥舞着大刀，在深山密林之中，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新路，使得全军团一夜间从敌兵包围圈里跳了出去。
红6军团跳出敌重围之后，继续向西挺进。到了郴州境内的株江桥时，与郴州地下党派出的游击大队长张东率领的百余人会合。当下，任弼时会见了张东，张东将敌情等各方面情况介绍了一遍。尔后，在游击队的引导之下，红6军团大踏步地向郴州县城挺进。8月17日，郴州守敌弃城而逃，红军遂占领郴州。
红6军团占领郴州之后，因国民党军追兵将至，不敢久停，遂继续西行。翌日，大军到达桂阳。桂阳乃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三国时代的赵子龙战守桂阳城便在此处。红军进入桂阳城后，时值黄梨丰收，村里村外，山头地角，一棵棵梨树挂满黄梨。将士们纪律严明，无有私自吃梨之人，百姓皆呼之为仁义之师。
红6军团人马过了桂阳，便进入了新田县境。在小园镇，任弼时、萧克、王震立即召开了各师、团干部会议。会议在一座庙的大殿内召开。任弼时在会上指出：红6军团虽然已突出敌军重围，目前处境却依然艰难。敌军各路人马正从东、南、北三面对红军实行合围。红6军团的西面，便是湘江，须迅速渡过。但水深流急，对岸还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渡江绝非易事。因此，设法甩掉国民党军，选择好渡江的时间和地点是关键之处。
8月24日，红6军团将士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了零陵县蔡家埠以东的湘江右岸地域，哗哗江水声已隐约可闻。同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朱德，称：“一、23日我全军团急行军，走140里，于晚24时安抵湘江南岸之蔡家埠，无徒涉场，保安团将永州至冷水滩所有船只调去，水面又宽，南路有敌未西渡……由零、祁间西渡已无可能，四沟水间渡湘水亦困难。我们意见六军团在祁、新、常地域之阳明山及其附近地域发展游击活动，以阳明山为根据地。据说此山横直八九十里以上，地形有利，山势险要，过去大有土匪隐藏。”
阳明山位于零陵东南百里之遥，在零陵和新田两县之间。主峰海拔1520米，为春陵水与湘江的分水岭。其山势纵横七八十里，山上重峦叠障，高插云霄，为湖南名山之一。
由于湘军没有料到红6军团去翻阳明山，因此只派了1个连兵力凭险扼守山上的隘口。萧克遂指挥人马，全歼守敌，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尔后，全军团将士，一鼓作气，仅用了1天时间，便登上了阳明山。上山之后，任弼时等才知道阳明山地瘠民穷，红6军团无法立足。阳明山上有一座庙，这天晚上，天下着大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在庙里与地方党组织的人谈话。一番相商后，决定把红6军团一些不便带的武器和一些行动不便的伤员留在当地安置。
次日，任弼时即率人马下山，直取祁阳县的白果市。白果市乃是一个小山镇。镇上有保安团四百余人。这些保安团措手不及，大都成了红军的俘虏。
8月25日，刘建绪电令国民党第19师第55旅旅长兼湖南保安第5区司令段珩，要他速安排人马到同邮亭圩堵截红6军团，防其抢渡湘江。
任弼时、萧克、王震等正准备率领红6军团人马准备抢渡湘江，再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时，红17师的侦察员过来报告，说两天之前，湘军已在湘江两岸增加了两个师的兵力，正赶修工事，还抢走了江面上的大小船只，并在沿江的浅水处架设了铁丝网。三人听了，自然焦急，任弼时略加思索，遂传令道：“停止前进，就地待命。”之后，又命令身边的参谋：“把袁任远请来。”
不一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袁任远来到了任弼时面前。任弼时问：“任远同志，你们红7军当年从广西北上之时，是从哪里过的湘江？”
袁任远说：“在广西的全州。”
任弼时问：“那里可以涉过吗？”
袁任远说：“那里的河水不宽，也不深。”
袁任远把当年红7军北上渡湘江的情况讲过之后，任弼时遂命令部队，掉转方向，折向东南，后卫作前卫，直朝桐子坪迸发。到了桐子坪，部队住了一夜。清晨又出发。当前卫团走到零陵县的分水岭时与湘军王东原第15师遭遇，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展开激战。任弼时得知此情，随即下令部队回师东进，进抵湘军设防薄弱的阳明山西麓。
红6军团甩掉了尾追的湘军之后，又取道宁远，意欲由永安圩直插全州。行军途中，得悉湘军第15师又追了上来。任弼时遂命令人马，再次改变行军方向，第二次攻占新田县城，旋即进入了嘉禾县境。
嘉禾县乃为萧克的故乡，他对这里的地理民情颇为熟悉，遂率领人马绕道而行，避开湘军，神速地直奔蓝山、道县。
红6军团入湘后，桂东、郴州、新田、零陵等地国民党政府告急文书，雪片般地飞到长沙。何键拿着这些“报丧帖子”，在屋里不住地打磨磨儿，他摸不清红6军团此行的目的。起初，红6军团到达桂东一带时，何键接到报告，曾对左右说：“萧匪此举，乃声东击西之术，想把我军人马从所占之匪区引出，而后寻机歼之。传我命令，所占匪区兵马不可妄动，另调人马，加紧追堵。”如今，红6军团这来势，不像是声东击西，像是要转移到他处。这样一想，心里着了忙，遂发急电，向蒋介石报告。
蒋氏见电，当即起草了一个命令。命令湘、桂、黔三省“围剿”部队，合击红6军团；又命令20架飞机起飞，一齐扑向红军。
红6军团自西征之后，几乎是天天行军，不得休息，加之天热，许多人走得脚都肿了起来，磨起了一串串大水泡。每天都有许多人掉队。那些连排干部更加辛苦，除了自走路，还要鼓动掉队的战士，帮助体弱的战士背枪；到了宿营地，又帮他们洗脚挑泡。尤其辛苦的是那些炊事员，他们到了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们还要找柴找草，烧水做饭。
红6军团将士急行军到达道县后，9月1日在道县以南徒涉了湘江上游的支流潇水，进入湘、桂两省的交界处永安关。这永安关，有桂军1个团守卫，听说红军主力到了，立时如鸟惊飞，如兽走散。红军没费几颗枪弹，便占领了永安关。
红6军团占了永安关后，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当晚，前锋部队袭占了广西灌县的文市。部队连夜渡过灌江，又继续向西挺进。
当红6军团转战湘南时，白崇禧也派出主力第7军前往“协剿”。新桂系与蒋介石夙怨很深，自然不肯卖力，同时也怕与红军较量丢了老本钱。因此，与红军作战，虚虚实实，遮遮南京耳目而已。但红6军团一入广西，白崇禧就着了忙啦，深恐红军进攻桂林，捣其老巢；更怕蒋介石人马乘机人桂，达到“明取西川，暗夺荆州”的目的。惊悸之余，立即命令灵川、临桂、恭城各县民团火速集合于桂林之东、北两面，防堵红6军团南下；命令在桂、湘、粤边界钟山县设防之所部第24师70团，星夜赶往兴安县的界首，防堵红军渡过湘江；命令第19师向红军追击。
红6军团主力，马不停蹄，人不下鞍，连夜向湘江沿岸推进，于9月4日凌晨顺利地到达了界首。界首地处湘江的上游，探明岭下。这里江面不宽，江水清沏，卵石游鱼历历可见。指战员们不顾行军劳累，纷纷跳人江中涉渡。后续部队又找来了几只渡船，及时地架起浮桥。近万人马，不到一天时间，便胜利渡过湘江。
在红6军团涉渡湘江的时候，廖磊第7军的覃连苏第24师第70团正在离界首不远的塘市蒙头睡觉，被红17师第51团打了个措手不及，一哄而散。第70团团长汪玉珊因失职而被罢免职务。
红6军团抢渡湘江之后，何键立即就“追剿”红6军团向第19师师长李觉、第1纵队司令刘建绪、第2纵队司令刘膺古、国民党军第1军军长兼“赣粤闽湘鄂剿匪军”西路军3纵队司令陈继承下达了追击命令。
此时红6军团指战员，经过数十天的紧张行军，都练出了铁脚板儿，真是越走越有劲儿。渡过湘江之后，一鼓作气向兴安县的西延急进，并迅速占领了西延。
9月8日，中革军委以“火急”电致任弼时。电文谓：“在中央局、军委7月23日训令中，规定的六军团第一步的动作，基本上是结束了。对6军团以后的行动，现有如下的补充训令。”“补充训令”首先介绍了敌情，尔后指出：“如六军团继续北进，则在敌人这种部署下可迫使我军于资、沅两源河套之间与之决战而消灭我军。”又指出：“目前六军团行动最可靠的地域即是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6军团应努力在这一地区内最少要于9月20号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力求消灭敌人一旅以上的单个部队，并发展苏维埃和游击运动；以后则转移至湘西北地域，并与在川、贵、湘边境行动的红6军团取得联络。为避免渡大河的障碍与不利的战斗，应规定沿湘、贵边的前进路线如下，即由绥宁、通道至贵州之锦屏、天柱、玉屏、铜仁，再转向湘西之凤凰地区前进，这是9月20日后的任务。”并强调：“六军团即应协同二军团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并于凤凰、松桃、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后方则背靠贵州，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补充训令”明确了五点任务：“一、每日行程应缩短到三四十里；二、要在有利的地形下，如隘路、山地、渡河场，伏击或袭击敌军单个的部队；三、当大敌来攻时亦利用优越地形，消灭敌人的先头部队；四、当敌人成并行路追击时，则应折转到侧面阵地，侧击前进之敌；五、为扰敌及发展游击战争，应暂由主力中抽出一团以上的兵力出去活动，并应派地方工作同志同行，以便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为要执行这两周内的任务，六军团可暂停留于西延西北山地行动，首先钳制桂敌，而侧击向城步前进之胡旅；在执行这任务后即钳制西进之湘敌主力，折转过来消灭桂敌先头部队；最后则向城步、武冈佯攻游击，诱敌北进，我则背靠城步西南山地，以保守我真正的企图。”“补充训令”最后说：“这一训令是绝对秘密的，只有中央代表与军团首长应知道并严禁下达。这是一般行动原则，详细行动得依情况变动由军委个别命令决定之。”
红6军团在西延稍事补充后，便西越蔡石界，向车田前进。当前锋红52团进到蔡石界顶时，几架敌机对红军进行疯狂的轰炸和扫射。国民党军的飞机欺红军无高射武器，肆无忌惮，竟越飞越低，越炸越疯狂。战士们气得暴跳如雷，亦无办法。一见飞机来了，人马只好就地卧倒，如此行行卧卧，行军速度大减。战士们气坏了，竟举枪对空射击，还真有一架飞机被打中，坠落在石溪的稻田内。战士们一拥而上，把飞机烧毁。其余敌机吓得钻入高空。
步枪能打下飞机的事儿，立时在军中传开。任弼时得知后，当即传令，组织一些好射手，专打飞机。各师团马上执行。这一招还真灵，那些飞机不敢低飞了。
9月13日，中革军委批评红6军团的行动，指出：“一、军委前令六军团袭击绥宁与侧击李敌，你们均未照军委命令执行。二、现六军团的行动，应以小部箝制绥宁李敌，集结主力突击尾追胡敌。如胡敌改由城步河绕道开绥宁时，则六军团应转移至绥宁以西山地，以一部取得通道为我托足地，主力则相机突击李敌向靖县前进”。
9月15日9时30分，中革军委又电示任弼时、萧克、王震，批评“红6军团近日行动与中革军委8日‘训令’不合，不应强行军过早进入贵州，更不应该保持不打仗的战术原则，应求消灭绥宁、靖县及通道三角地带的敌人，并在城步、通道、绥宁、靖县地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在红6军团与桂敌周旋于广西之时，何键就命令其女婿李觉率19师和第32旅，共8团之众，开往绥宁、靖县一带，拦截红军。红6军团再度进入湖南时，李觉已率部进入绥宁，其第32旅也开进了城步。这时，红6军团前面有湘军8团之众阻挡，后面有桂军两师之众紧紧追击。这一带均是高山峻岭，茂密森林，人烟稀少，部队行动十分困难。9月16日，红6军团将士来到了大山中的一座小县城。
这座小县城名日通道县。县城不大，仅有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小街，居民多为侗族。住户和商店也不多，仅有一个保安队，几十名保安队员。红军先头部队到县城边儿时，乒乓放了几枪，就把保安队吓跑了。红军入城之后，正值中秋佳节到了，任弼时、萧克、王震决定在此休息过节。
当晚，中革军委发来敌情报告，说廖磊和李觉的桂、湘军正从两面奔来，要夹击通道县城。萧克对任弼时和王震说：“通道地僻人稀，不可久居，我军当迅速转移。”
任、王二人同意。当即，萧克指挥红6军团，兵分两路，沿着崎岖小道穿过深山老林，朝靖县新厂地区进发。
9月18日，任弼时等致电中革军委，提议李达为军团参谋长，苏杰为17师参谋长。
9月19日晨，漫天大雾笼罩着通道的山山岭岭。这雾别提多大了，人走对面都看不见。廖磊的先头部队进入通道城后，与湘军误打起来，双方都损失惨重。
任弼时率红6军团人马率部在靖县稍事停留，又踏着晨星晓月，急急西行，来到了渠水。这渠水乃是湖南四条大江之一的沅江上游的一条支流。适逢水涨，江面上有许多从山上顺流放下的木排。这些木排都是流向沅陵、常德等地的。工兵部队立即将上游漂下的木排连在一起，搭成了浮桥。大队人马顺利地过了江，继续西行。
9月20日，朱德电令红6军团“不应让敌人将我们压迫到所规定前进路线以西的地域”，情况许可时，“在途中可稍事停留，10月中旬以前到达新指定的地域就够了”。
这时，白崇禧给廖磊发来了一纸电文，令其率部队将红六军团迫入四川境内。廖接到此电后，即邀李觉至军中，商谈此事。二人计议一番，决定由李觉率湘军由靖县经会同、晃县、玉屏向蕉溪、镇远前进，从东侧堵截红军。廖磊率桂军人贵州黎平，尾追红军。这时，廖磊又拟好了一道电文，电请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迅速发兵，从西面堵截红军。廖磊拟好了电文，正要发时，机要副官送来了王家烈发来的电报，说贵州已发了兵，由王家烈亲自指挥，要湘、桂两军协同作战。
此时，王家烈令驻榕江之旅长周仁芳，率全旅人马开赴黎平；又令黔省公安局长王天锡为前敌总指挥，先率第1、第6两团，由贵阳出发，开赴施秉布防；再命万式炯率第8团在乌江北岸箐口一带扼守；又令驻铜仁之师长柏辉章及原驻思南之旅长李成章，率本部人马，协力对印江、沿河方面的贺龙部进行封锁，使其不能南进与红六军团会合。接着，王家烈又组织了第25军军部指挥所，任命刘名杰为指挥所参谋长。尔后，王家烈到达贵定县内的马场坪，在此设指挥所。何键又建议湘、黔两军组成湘、黔边区“剿匪”司令部，司令由黔军第1师师长何知重兼任，副司令由湘军第19师长李觉兼任。
红6军团人马进入贵州锦屏县后，遇到了周仁芳部的阻击。萧克遂指挥人马将周部击退，顺利通过锦屏，进入剑河县境内，到达清水江流域的南嘉地区。这一带是苗族、侗族的聚居区。由于历代官府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苗、侗两族的民族仇恨很深，每有官府军队经过，两族人民都要手持利器，扼守山寨，遍山呼应。由于这里地形险要，曾一度为古战场。据史载，250余年前张秀眉、姜彦芳领导的苗、侗民族起义军，与清军血战，把清江水都染红了。所以，当红6军团人马经过这里时，这些少数民族将红军误认为是反动军队，都持刀剑守卫寨前。任弼时得知此情，急令红军各级政工人员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执行红军的纪律，不入民宅，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并在沿途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扶危济贫，对山寨主、土司头人进行争取工作。苗、侗两族同胞很快对红军消除了误解，并变敌对为支援。时任军事裁判员的何辉对此回忆说：“部队在贵州苗族地区时，有一次师部通讯连押送来一个老太婆，50来岁，虽然用绳子捆着手，但毫不示弱，说一口土话，可惜我们听不懂。据通讯连的报告和来人说，她不让红军在村里宿营，还想用刀砍杀红军战士。说着，来人将一把苗族人砍柴的刀递交给我。这刀长柄，钩头，非常锋利，是苗民上山劳动必带的工具。看来持刀行凶，人证物证俱在。如何处理？我去请示弼时同志。他看了报告，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少数民族人民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们不了解，我们不能简单化处理！’他考虑半晌，说：‘把人放了，刀还给她，向她表示红军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经过这里是过路，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我照他的意思把老太太的绑松了，用手示意表示红军和他们是兄弟，把砍刀交还到她手里，准备送老太太回山寨。这一来，苗族老太太脸上表情突然变化，不像押来时那样气势汹汹充满着对抗情绪。”
9月20日，任弼时等接到以朱德名义发来的电报，指出：据尚未证实的情报，2军团的部队已占领思南、印江、清江并向石阡前进。为取得协同动作，依据我们8日的训令不变。而你们的前进路线特确定：由现地域经清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2军团首长取得联络，在前进中将要渡过两道河：（电文中指定的两道河一道是清水江，一道是沅水，均在黔东镇远以东地域）。来电还规定了渡河地点，强调渡沅水时，向西不得过镇远。电文又指出：“A、渡清水江时，如在锦屏附近便于渡河时，则可直经邛水到青溪，否则经过黎平之北于清江附近渡河；B、渡沅水应于青溪渡河，否则可于镇远对岸渡河，如再向西时，对于我们的行动是不利的；C、当在贵州东部前进时，应注意贵州敌人调动进攻二军团的部队。黔敌数量少，战斗力弱，没有与我作战的经验。当与贵州敌人遭遇时，应迅速坚决消灭之，以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
其实，镇远以东的清、沅两水间正是国民党军企图围歼红六军团的地域。特别是镇远，是黔东门户，扼荆楚上游，据湘黔要道，山川险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黔军早已调兵设防。中革军委遥控指挥，红6军团按这条路线北上，必将接二连三地与湘桂黔军遭遇，处处被动，但命令又必须执行。
红6军团人马离开清水江地区时，苗、侗同胞得知红军渡江有困难，便积极为红军侦察水势，收集船只，侦察敌情，绑结木筏，架设浮桥，协助红军在清江县（今剑河县）的南家堡渡过了清水江。红六军团大队人马渡过清水江之后，穿森林，越溪谷，日夜兼程，向北挺进，以期早日与贺龙部会合。
红6军团人马北进赶到八卦河时，因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无法渡河。这时，廖磊部队由锦屏压了过来，李觉部也凭借河险阻击红军先头部队。任弼时见红军有三面受敌之险，遂与萧克、王震商议。三人一番计议，决定绕过沅阳河，避开湘军，改由大广、小广西移，再伺机北上。不料9月26日当先头部队行抵大广时，遇到湘桂两军伏击，红六军团主力在红18师掩护下，进入大广偏西的大山；但担任前卫的红18师第54团却遭受严重损失，团长赵雄阵亡，红54团因此拆散，编入其余各团。这是红6军团入黔后第一次遭遇战。
时红6军团前临沅阳河，后濒清水江，处境非常不利。直到9月29日，中革军委领导才认为红6军团“在两大河间是绝对不利的”，要他们当晚渡沅阳河，迅速向江口前进。
9月30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中革军委，称：“一、我军25日由凯寨撤入八卦河、米溪。当时湘、桂敌集结南洞司至汉寨一线，且镇远以东不能徒涉，而沿河敌已有准备，故决定26日由大小广西移或南渡清水河脱离敌人。二、26日晨，18师之前卫团到大广即遇敌。当时52、54团进入战斗。因敌25日到达，已占居高临下之阵地，当时我们是两团，且南洞司之敌有由八卦河合击之，故决定以18师靠大广偏西大山掩护军团通过，到乌坪寨一带宿营。是役因敌伏击，我52团、54团遭敌猛烈火力射击，伤亡一百四五十，阵亡团长、营长各一，伤团政委2人，营长2人，且54团有一人失联络，并失机枪筒一挺。三、27日，我军到良上宿营。28日，整日行军，于29日早到施秉。下午至以西之石洞口宿营。30日拟向黄平、施秉前进时，准备1日在施、黄间渡河。四、我们所过地区，均系高山峻岭，道路很少。我们无黔省军用和较详的地图，居民多苗、侗人，少有知二三十里外道路，行军颇困难。以后布置之小地名望指明所靠近之大地名。”
致电后，红6军团撤到了沅水南岸。经过几天几夜的行军，接近了老黄平县城。
老黄平县城亦称旧州，位于蓼黄县的西北部，四周筑有高一丈五尺、宽六尺有余的坚固城墙。自古以来，这地方便是沟通内地与西南边境的交通要道。此时，守卫这里的为王家烈妻舅万碧斋。
10月1日，红军大队人马到了城下，万碧斋慌忙弃城逃走，那些团丁们也都四散而逃，萧克部队占领了旧州。红军入城之后，张榜安民，百姓见队伍秋毫无犯，才放下了心，第二日都照常营业。
旧州城内有一个教堂，教堂里有两名传教的神父，一个名叫薄复礼，一个名叫海曼。由于红军进占旧州行动神速，两名神父没来得及逃跑。红军进城之后，军团司令部就设在教堂之中。两名神父开始吓坏了，后来见红军没有难为他们，也没动用他们的东西，这才放了心。
在这教堂墙上，挂着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地图。萧克见了这张地图，真是喜出望外。红6军团一路西征，只有一张中学生用的地图，这图上只略标了些省会和较大的县城、河流、山脉，很不精确。如今见了这张地图，萧克自然高兴。可惜的是，图上标的均是法文，没有中文。萧克到薄复礼的房中，满面笑容地同他攀谈起来。薄复礼这时已对红军不怎么畏惧了，便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同萧克谈话。萧克同神父拉了些家常话后，便要神父帮助翻译这张地图，神父欣然答应。这天晚上，在一张方桌油灯之下，薄复礼神父便按照萧克的指点，对图上一个一个的地名进行翻译，两人边比划边说，整整翻了一夜，终于把这地图都标上了中国字。
后来，薄复礼随红军行进，跟着红6军团走了18个月，使他对红军有了较深的了解。到了1936年的4月12日，红6军团进军到昆明附近时把薄复礼放了。任弼时不仅给了他足够的路费，还特意请他吃了顿饭。薄复礼离开红军后，说了红军不少好话。
1934的10月3日，也就是红6军团占领旧州的第二天，红军侦察员探得湘、桂、黔三省兵马又围了过来。任弼时知旧州不能久留，便率领人马在施秉和黄平间抢渡了大沙河，西进至瓮安县的猴场。同日，任弼时接到了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指出：“桂敌现向南开动。据谍报称：3军已占印江。六军团应照军委1日13时半电令，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
10月4日，中革军委再次电令任弼时、萧克、王震，要红6军团“由黄平经施秉以北之清沙、金蓬场、马鞍山、狗牙向江口县前进，并与谍报所传贺龙已至印江县的红军相呼应。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对不可再向西北转移。”
中革军委从10月1日至4日，3次电令任、萧、王，“迅向江口前进”、“不得再向西移”。
本来，任弼时拟从猴场出敌不意地抢渡乌江，甩开国民党军，设法与贺龙的红3军联系，由于中革军委的连电指示，只得调头向东北经石阡到江口地区。而这时，国民党湘桂黔军的三方代表李觉、廖磊、王天锡正在施秉县的滥桥召开军事联集会议，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廖、李、王三人料定红6军团不会西渡乌江，而北上寻找贺龙人马，而且必经余庆、石阡，于是星夜出动，打算把红6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如此一来，红6军团正好向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内行进。
10月4日，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发布了防堵红6军团和红3军的通令。10月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6军团人马，从猴场北进，朝石阡县甘溪进发。上路不久，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干部战士的衣服很快都湿了。土路之上，一步三滑，黄糊糊的泥浆溅得人们满身都是。由于大家都想早些赶到甘溪休息，尽管雨天路滑，行军速度却依然不慢。
这时，任弼时竟得了疟疾，烧得他满嘴起泡。长长的黑发使他显得更加消瘦。战士们只得绑了副担架，抬着他走。
红6军团人马朝甘溪进发之际，湘、桂、黔军也正向甘溪集结。原来，中革军委的情报有误，桂敌没有向南开。当红6军团人马在旧州时，廖磊、李觉、王天锡便依据滥桥军事会议部署，入黔的湘、桂两军主力开进到石阡及镇远阻拦红军，以桂军之第24师、湘军之补充第1纵队及黔军之一部分，由南向北压迫红军，企图通过南追北堵，腹背夹攻，将红军消灭在石阡县内。这重要敌情，对红6军团的进退存亡关系极大，而远在江西的中央苏区的中革军委对此全然不知，盲目判断，竟下达了红6军团北进的指令。
时红六军团的前卫第49团也派了侦察员打探。在甘溪，红49团第1营第2连与桂军第19师人马遭遇，红军仓促应战。这时，军团参谋长李达刚刚到达红49团团部，他听到枪声急骤，忙问团长李大新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团部作战参谋急急地跑了进来报告情况，说敌人已包围了甘溪，是哪处敌军尚不清楚。李达一听，急下令部队迅速突围，但为时已晚。国民党军已将红49团和红51团切开，并占领了甘溪镇一侧的白虎山和寨面坡高地，分数路向红军这两团进攻。红51团腹背受敌，被压迫到街后的夹间中，进退维谷；李达和红49团的大部，也被国民党军团团围住。国民党军越聚越多，红50团也被国民党军咬住。
这天，任弼时正在发高烧，躺在担架之上。他听到四周枪声激烈，忙问怎么回事。警卫连长忙说：“前卫部队遇到了敌军抗击。”
任弼时翻身而起，问道：“多少敌军？”
警卫连长说：“情况一时不明。”
任弼时又问道：“萧克、王震呢？”
警卫连长答：“都去指挥战斗了。”
任弼时问：“参谋长呢？”
警卫连长答：“被敌人隔断了，联系不上。”
这时候，王震来了，他提着手枪，袖子卷着。任弼时见到王震，急问道：“怎么回事？”
王震拧着眉头道：“我们撞上敌军主力了。”
任弼时问：“是哪路敌军？”
王震说：“现在还弄不清楚，我已派人去抓舌头了。”
说话的工夫，红18师侦察连连长便抓来两名国民党军的下级军官。王震审问道：“你们是谁的队伍？”
两名军官战战兢兢地答道：“是廖磊21团的人。”
接着，王震又进一步问明了情况。这时，萧克也满身硝烟地走来。他见到任弼时和王震说：“我们被湘、桂、黔之敌包围了，部队要迅速突围。”
当下，任弼时、萧克、王震带着部队突围。甘溪的四周全是高山深谷，山势异常险峻。红军打来打去，不仅冲不出国民党军的重围。反被压在一条山谷之中。说话天色已晚，国民党军又四面烧起火堆。王震对萧克说：“部队今夜一定要突围，若待天明，就麻烦了。”
任弼时说：“告诉龙云，要他带52团，掩护主力突围。突围方向是东北，那里有贺龙部队，可以得到他们的接应。”
当下，萧克令人叫来红18师师长龙云，任弼时亲自向他交代了任务。之后，大队人马向东北方向开去。红军这一突围之举，立时为国民党军所察觉，廖磊、李觉下令阻击。龙云便指挥红52团奋力钳制敌兵，使得主力得以走脱；而红52团却被国民党军团团围住。龙云率领全团官兵，与国民党军激战三昼夜，后弹尽粮绝，全团官兵大都壮烈牺牲，龙云负伤后被国民党军杀害。
红6军团主力趁夜色突围之后，便在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的大山里转悠。这里是梵净山西侧，全是高山峻岭，人烟稀少，物资奇缺。由于山路崎岖难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下，许多人没有鞋穿，只得打赤脚在山路上走，荆棘把脚都扎破了。队伍走在临近石阡的地方，将士们又因误食桐子油中毒，一个个腹泻不止。
虽然如此，无论干部战士，都咬紧牙关，坚持行进。任弼时虽身染疟疾，不时寒热间作，且没药物，但他不肯躺在担架之上，凭着意志，手拄木棍坚持步行。
10月10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致电中革军委：“一、我军7日在甘溪遇桂敌，17师与战不利。李达率49团、51团各一部（约六七百人，据探报昨日已经向江口方面去了）与主力失去联络。我主力因后卫亦发现追敌，由右侧高山临时开路，经一昼夜行军，到达刨溪。而桂敌由大路大抄击，8日，18师与敌对峙半日。我军仍向东前进，在路赖又遇桂敌，我尖兵缴获驳壳6支，是晚仍在高山对峙。二、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伤病员、枪支极多，行军缓慢，平地需4时，山地要6时至10时，遇敌须掩护4、5时才能通过，因而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弹药也很缺了）。三、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每次行动萧王李都是分开到前、后卫及本队指挥。在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地战斗十分不利。应速转至苏区附近，避免零碎的无益消耗。但集中行动太笨重，易被敌追击截击。因此提议分成两个纵队，王震率18师，任、萧随17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四、我们准备12号分开。五、我军本晚进至距施秉20余里宿营。”
10月13日，中革军委复电，不同意任、萧、王的意见，指示：“六军团兵力不应分散与分成二个梯队，而兵力应集结使用，以便与敌进行战斗；六军团不应渡乌江北进，或由现地域一直北进，仍应向铜仁以西乌江以东之江口前进，继续执行军委原规定的任务。”
这时候，湘、黔、桂军共24个团的兵力，依然尾追不舍。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部队，在这大山中转来转去，只是转不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大家未免焦急。这天下午，军团主力行至石阡至镇远的大山之中，任弼时正与萧克、王震商议军情，参谋报告说一老人求见。任弼时忙起身相迎。在一大树之下，见一老者，银须白发，目光炯炯，年约七旬，身穿粗布裤褂。任弼时见到老人，连忙施礼。老人还礼后说：“敢问将军尊姓大名？”
任弼时道：“不才姓任，名弼时。”
老者道：“原来是任将军。我老汉为此山一猎户，今见将军带数千人马，困于此处，老汉知将军人马为仁义之师，故来此为将军指条明路。”
任弼时忙道：“老人家，先受我一拜。”言罢，任弼时躬身施礼。
老者道：“将军千金之身，如此岂不折杀老汉我了。”说完，转身指着莽莽大山道：“此处诸山，均为梵净山余脉，虽为余脉却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若不识路径，纵然插翅，也难飞出。据老汉我所知，如今各处山口关隘，均被湘、桂军所占，这些山口，均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处，将军人马，若从这些地方出去，要比登天还难。”
任弼时说：“请老丈为我红军指条明路。”
老者道：“我本穷人出身，闻将军队伍是穷人队伍，为将军队伍带路，我老汉纵然粉身碎骨，亦是应该。”老者继续说道：“这大山之中，有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夹沟，可通山外，只是这路十分难走。”
任弼时说：“只要有路就好。”
老者说：“这条夹沟，在20年前，是一条通往岑巩的大道。后来，由于梢林长得越来越密，一层连着一层，这路就断了。如今，只要你们砍开梢林钻出去，10里之外就有人家。夹沟两边的山很陡、很高，王家烈的那些烟鬼就是知道你们从此通过，他们想爬也爬不过来。”
任弼时听罢，握着老者的手，连连说道：“老人家，红军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这样，红6军团主力便在老人的带领之下，向这条夹沟走去。到了夹沟，干部战士们都纷纷用刺刀拨开荆棘，许多人的手脚被划破了不吭声，肚子饿得咕咕叫不言语。碰到野果子，吃上几口，整整一夜，红军大队人马，终于通过了梢林，冲出了国民党军的重围。
红6军团主力冲出国民党军重围之后，任弼时紧紧握着老猎人之手，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红6军团主力突围出来之后，到了一个叫冷家榜的小镇。时已至10月18日，任弼时、萧克、王震遂致电中革军委：“今日全军进至冷家榜（离石阡70里、姜家厂80里），明日继续向姜家厂前进。”
电报刚发完，警卫连的几个战士兴冲冲到了军团司令部，把几张标语送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我们在这小镇上见到了红3军的标语。”
任弼时接过一看，果真是红3军的标语，立即问道：“你们没问问群众，红3军什么时候到的这里？”
战士们齐说：“我们问了，红3军半个月之前来过此处。”
任弼时拿着标语，立即集合了部队，兴奋地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苏区啦，贺龙同志的红3军离此不远了！”
一听说要与贺龙队伍会师了，许多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都嚷嚷着要看那几张标语。任弼时就让人把这几张标语分到各团。干部战士们在此时此刻看到这样的标语，别提多亲切了。
红6军团主力在小镇稍事休息后，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
后来，在国民党军中纷传红6军团遇上了山神爷，是山神爷带的路，才使红军化险为夷。有人向任弼时问起此事时，任弼时笑道：“不错，红军是遇到了山神爷，这山神爷就是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寸步难行。”
红6军团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率领下，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来到了印江的木黄，得知这里是黔东苏区的边缘，大家甚为高兴，便派人四处打听红3军的下落。这日，红6军团人马在苗玉山下一个寨子宿营。任弼时同一以钓鱼为生的百姓闲话，这人姓吴名春和。任弼时问他这里到没到过红军。吴春和见任弼时和蔼可亲，说：“10天前，这地方来过一支人马，他们对穷人特别和气；对有钱有势的人就不一样了，牵走了他们的牛羊，挑走了他们的谷子。”吴春和还告诉任弼时，说这队伍里有个人，长得挺威武，留着小胡子，看样子是个官儿，挺爱钓鱼，一边钓鱼一边同他谈话。
任弼时忙问道：“都同你谈什么呢？”
吴春和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加贝。把钓的鱼都给了我。我问他为甚不要鱼，他说他这个人不钓小鱼，要钓大鱼。”
任弼时听后对萧克、王震说：“10天前来过这里的人叫加贝，这加和贝合起来是个‘贺’字，定是贺龙无疑了。”
当下，任弼时传令，凡遇到穿便衣的军队，不准开枪。同时又增加了便衣，加强了侦察活动。
贺龙这时也派人四处寻找红6军团的主力。10月23日，贺龙率领黔东独立师来到松桃县内一个叫石梁的地方，刚刚住下，便有侦察员进来报告，说他们听做生意的老百姓讲，印江木黄地方新近来了不少红军。侦察人员说这很可能是红6军团的主力。贺龙听了，立即吩咐侦察员，速去木黄侦察，若果真是红6军团主力，马上回来报告。
派去的侦察员很快回来报告说木黄来的红军正是红6军团主力。贺龙听了十分高兴，传令做好迎接准备。
第二天，也就是1934年10月24日，一大早，任弼时率红6军团的将士朝石梁出发。指战员们听说要到石梁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会合，一个个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往日疲劳一扫而净。
说话的工夫，队伍就到了石梁村边的圈马河。这时候，只见河堤两边，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震天响。一杆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的大旗，插在圈马河堤上，大旗迎风招展。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指战员。在堤旁的龙家祠堂墙壁上写着“庆祝红2、6军团会师”的标语。当红6军团指战员们走到近前时，红3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呼起了口号：“热烈欢迎红6军团同志们！”“红6军团同志们辛苦了！”红6军团指战员们也呼起了口号。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双方都挥手致意。
这时候，贺龙和黔东独立师的负责人见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走了过来，立即飞步迎了过去。大家会面，紧握双手，一时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贺龙拉着任弼时、萧克之手，将众将领带到了石梁街前的一个平坝子上。
这个平坝子名日蒋家大田。时值10月天气，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时已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哗哗地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和迫击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子并排摆成的。任弼时、贺龙等两军领导人站在台上。贺龙挥手大声说：“红六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认识我吧，我叫贺龙。国民党反动派骂我是‘祸龙’。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你们多想休息休息，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儿上。”
贺龙讲完之后，任弼时也讲了话。会场之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万岁”等口号，不断在石梁上空回荡。
当天，任弼时便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称：“二、六军团已在松桃之石梁会师……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出到乾（城）、松（桃）、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任弼时、贺龙便带着人马离开了石梁，翻山越岭，到了川东酉阳境内的南腰界。这时，在南腰界的夏曦、关向应带着部队到10里外迎接。迎接的人们敲锣打鼓，燃鞭放炮，真比庆祝节日还热闹。双方战友拥抱着，诉说着革命的情谊。当天，在南腰界的毛洞大田，召开了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
会上，任弼时、夏曦、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这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时，双方战士都表演了节目。有杀马刀的，有拼刺刀的。
当天，中革军委给红6军团领导回了电报，称：“任、萧、王：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以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地按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接受中央及军委的直接指挥。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所规定的地域行动，勿再延误。C，六军团所携带的两部电台，如能修好，望留一部及译电人员给红二军团。”
任弼时、贺龙等看了军委的电报后，都觉着两军团在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分开。贺龙说：“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也只有数千人，两下分开，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往永顺、桑植一带发展，那里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到常德、澧县、沅陵，退可到四川、贵州，且那一带富庶，能养兵马。”
任弼时很赞同贺龙的意见。10月28日夜11时，任弼时、贺龙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电报，“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
翌日，中革军委回电同意。
任弼时在两军会师之后，便对红3军的情况进行了解。他听说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大搞肃反，杀了大批干部，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3000余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独断专横，家长作风甚为严重。10月29日16时，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称：“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在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又执行了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使得红3军目前只有200多党员，一些连队无支部、无指导员。在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政干部都被当做反革命而拘捕了。由于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夏曦又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在湘鄂边，如按敌情和群众条件，均有利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但夏曦逃跑主义路线导致了反‘围剿’失败。直到现在，夏曦还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在敌进攻黔东苏区时，不去领导红3军及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及各方面打击敌人，而是要红军退出苏区，放弃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机会，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最近，贺龙率红军到白区迎接六军团时，敌军进入了苏区，夏曦又率领独立师逃命，以至使新苏区缩小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30里之大小，人口仅3万余人。地方党的工作，由于夏曦取消主义错误，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苏区党员还只有50人，团员20人。黔东苏维埃和群众工作，没有真正建立。鉴于夏曦同志错误严重，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为分局军委主席。”
两天后，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回电，同意任弼时的意见。同时指示红2、6军团组织新的领导机构，红3军重新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红2军团军团长为贺龙，政委任弼时；红6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又经中革军委批准，成立了红2、6军团总指挥部，总指挥为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至此，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为首的红2、6军团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此后开始了新的长征，并终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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