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铁流二万五千里，中国工农红军在前有敌人拦阻、后有敌人追击的艰难形势下创造了这一时代壮举。当时，红军不仅要战胜数倍于己的反动军队，还要战胜自然界的千难万险，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1934年10月中旬，红1军团近2万名将士先后离开了根据地的群众，告别了为之浴血奋斗的山山水水，踏上了寻求解放全中国的漫漫征程。

        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离开瑞金时，正当夕阳西下。

        太阳，像一个巨大的红色的轮子，落在远处的山边上，从山的缺口背后射出了一束束很长很长的光线，它好象在收回一切力量。层层叠叠的群山，渐渐变成了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线上。瑞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走出家门，默默地站在道路两旁，用眼泪、用忧虑的表情为红军送行。聂荣臻走在队伍里，不时地回过头来。他太激动了，真舍不得离开瑞金的山山水水，舍不得离开送别的乡亲和战友。快三年了，他亲眼看到根据地人民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盐送粮，调治红军的伤病员，他们把自己的血输到伤员身上；他们不分日日夜夜，同红军并肩站岗、放哨，建设苏维埃政权。现在，红军要走了，反动派会更加凶狠地镇压和蹂躏这块红色的土地……想到这里，聂荣臻依依不舍，放慢了脚步。

        红军出发时，把印钞票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还有兵工机器等大量笨重的物资都带上了，真像一次大搬家。聂荣臻自己的行李只有一条毯子、两条被单，几件换洗的衣服和一套灰色的绒衣。这是他南征北战的全部家当。进入五岭山区以后，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伍拥挤不堪，行动缓慢，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里。

        载重行军极其艰难；蒋介石又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蒋介石经常吹嘘的所谓“钢铁封锁线”。1军团对面的敌人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这股敌人发现红军主力突围以后，边打边撤，似乎无心恋战。聂荣臻指挥部队经过3小时激战，就把这道“钢铁封锁线”冲垮了，红军主力在1、3军团的掩护下，从南康、大庾岭边缘地区进入广东境内。

        第二道封锁线设置在湖南桂广、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守敌主要是陈济棠的部队。尽管这里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互相连结，但由于陈济棠履行了同红军签订的秘密协议，只进行了形式上的堵击，主力红军没有费多大劲，一军团却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钉子”。

        第1军团对面之敌是一批保安部队，他们没有和正规红军交过手。不知何种原因，陈济棠关于为红军放行的命令还没有传到这个部队，他们驻守一个叫城口的路隘，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红2师6团团长见此情形，命令1营佯称国民党的军队，从正面前进，与敌人纠缠，2营从侧后迂回，很快缴了这股敌人的械。当他们看清站在面前的是红军时，惊讶极了，一个个举起手，说：天哪，红军怎么来得这样快。

        突破两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通过空中和地面的多种侦察手段，基本判明了红军的突围企图。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已经跳出封锁线，气得火冒三丈，拍着桌子骂这个“饭桶”，骂那个“混蛋”，骂了整整半个小时，又气急败坏地命令部队堵击围歼红军。

        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线湖南境内的良田至宜章之间。这个地段，公路铁路交通都较发达，敌人调遣兵力非常方便，敌人在这一线也修了不少碉堡。

        为了掩护全军顺利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党中央要求1军团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10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的安全地带顺利通过。

        九峰山，峰峦连绵起伏，那九座峰顶，从上到下全是苍黑的岩石，有的地方非常突出，有在转瞬间就可能倾倒下来的感觉；有的地方又凹了进去，里面似有很深的岩洞。山坡上到处长着枝桠弯曲的野生杂木，就像巨人身上长出的粗毛一般。红军如果占领了九峰山，就可以阻止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阻止他们从乐昌向红军中央纵队发动袭击和堵截。

        左权参谋长建议说：是否可以派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看看敌人到什么地方了。

        聂荣臻说：侦察也好，不侦察也好，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说不定你去侦察时敌人还没有到，当侦察连回来时，敌人就到了。军团担负着掩护中央纵队的重大任务，我们决不能做没有把握的事。不一会儿，聂荣臻又说：派出侦察连侦察，我同意。但部队必须遵照军委的命令，控制九峰山。

        左权马上命令侦察连去乐昌侦察。

        不一会儿，侦察连长跑来报告说：通往乐昌的大路上已经看见了敌人的汽车。

        11月6日下午3点，军团部到达离九峰山不远的一个小村庄。

        不久，彭德怀指挥3军团的3个师也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从右翼保障了中央纵队的安全。

        聂荣臻同战士们一起翻越九峰山的时候，是个雨天。起初雨点还只是稀稀落落的，不多时，雨水就哗哗地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天公不知为什么震怒，立时收走光明，使大地黑得如同夜晚。连日行军，聂荣臻的双脚磨起了泡，磨破了皮，雨水一浇，火辣辣地痛。九峰山上没有村庄，远近看不到一户人家，部队在崎岖的羊肠小道上行进，疲劳、饥饿、寒冷，像三个恶魔，折磨着聂荣臻和他的战士们。电讯传来，中央纵队和兄弟部队都通过第三道封锁线了。聂荣臻也兴奋起来，忍着脚上的剧痛，紧走几步，站到一个山坡上，摸一把满脸的雨水，对大家喊：同志们，加油呀，中央纵队赶到我们前面，已经越过封锁线了。

        雨还在一个劲儿地下着，部队加快脚步行进，战士们回头只望见九峰山莽莽苍苍的背影。

        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以后，蒋介石越发坐立不安。他精心组织了数十万部队，满心希望这每一道都成为截杀剿灭红军的“钢铁封锁线”，不想，皆被机智勇敢、不畏牺牲的红军全部突破了。为了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蒋介石费尽心机，调遣湖南、广东、广西的军阀部队，作出了三项决策。他于11月12日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薛岳、周浑元的部队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红军；命令粤军陈济棠的主力进至粤、湘、桂边境，截击红军；命令桂军白崇禧用5个师的兵力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堵截红军。

        湘军军阀何键，上过保定军官学校，当过浏醴游击队司令，在1927年的“马日事件”中积极反共有功，后升任湘赣“剿匪”总指挥，因其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屡战屡败，很不得志。这次蒋介石又给了他一顶“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他趾高气扬，以为这一次必定可以大功告成。他上任以后，迅速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由刘建绪任司令，率领4个师在黄沙河地域集结，筑堡堵截；第二路由薛岳任司令，率领4个师在零陵地区集结；第三路由周浑元任司令，率领4个师向道县方向追击；第四路由李云杰任司令，率领两个师配合第三路行动；第五路由李温珩率领一个师，配合粤军和桂军行动。这薛岳和周浑元的第二路和第三路军正是后来同聂荣臻交手的敌人。

        湘、桂、粤三路军阀，多至25个师。蒋介石满以为这样部署万无一失，一定能够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地区。但是，这三路军阀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他们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考虑部队的进退，谁也不想先和红军交手。当红军主力进至湖南、广西境内时，薛岳、周浑元的部队行动迟缓。从宜章至湘江的广大地区，敌人没有修筑堡垒，防御力量薄弱，出现了有利于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裂痕”。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红1军团在中央纵队的右翼前进。他们的前方，是两条由南向北流人洞庭湖的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

        何键急于向蒋介石表功，想把右翼的红军歼灭在潇水之滨，命令薛岳和周浑元的部队在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的潇水之滨合击1军团的部队。道县原名道州，紧临潇水西岸，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县城，也是潇水河上的一个大渡口。1军团若想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就必须先抢占道县。1军团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陈光、刘亚楼指挥的红2师。

        红2师打头阵的是4团。4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部队，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向道县急进，于11月24日拂晓攻人道县。由于薛岳和周浑元的主力部队行动迟缓，道县守敌兵力不多，耿飚和杨成武的部队只用了个把小时就消灭了此处的守敌。担任迂回的5团和6团也及时赶到了，他们向零陵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拦阻薛岳的主力，同时在潇水河上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等地架设浮桥，掩护中革军委后续部队过河。中央纵队到达之前，聂荣臻亲自到浮桥上查看了。滔滔潇水，被英勇的红军驯服了，河面上汹涌的浪涛没有成为阻拦红军前进的障碍。

        湘江，是蒋介石组织的第四道封锁线中最严密的地段。湘江对岸还有一条与湘江平行的桂黄公路。在湘江与桂黄公路之间连绵不断的丘陵上，已经修筑了140多座碉堡。蒋介石费尽心机，为了在这条以橘子洲而闻名中华的湘江上达到围歼红军的目的，汇集了20个师。湖南军阀何键把他指挥的部队从长沙调到衡阳，并命令：第1路军刘建绪的4个师迅速占领桂北全州；第2路军薛岳的4个师进驻黄沙河。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和李云杰的6个师也从红军背后似拉网式压过来。

        然而，反动军阀内部的派系矛盾和唯利是图，使蒋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湘江防线出现了先天性的裂痕。桂系军阀白崇禧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广西讨贼军和北伐军的参谋长，向来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虽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追随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但视桂系军队和广西地盘比任何什么都重要，从来不肯一心一意地为蒋介石效命。自从红1军团的部队渡过潇水后，白崇禧害怕红军攻取桂林，突然命令扼守在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系主力迅速撤离，在龙虎关、恭城一带构筑工事，阻止红军西进，同时也防止蒋介石的部队以追剿红军为名进入广西。湘军军阀何键也担心红军主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意调湘军主力前去接防。如此，湘江这道“钢铁防线”上就出现了一个缺口，兴安、全州一线，敌人兵力空虚。可惜，博古等人没有抓住这一求之不得的有利战机，使红军在湘江之畔遭受重大损失，也迫使红1军团在湘江之滨与反动军队展开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拼杀。

        11月27日，红军的先锋部队占领了湘江上的重要渡口界首和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这时候，如果全军轻装急进，就可能赶在敌人的防御部署调整之前抢渡湘江。但是，红军行军时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道路狭窄，行军速度太慢，每天只走四五十里，中革军委纵队迟至29日才赶到界首。两天，这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两天啊！就在这两天里，国民党军队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迅速集结了进剿部队。

        一场血战的序幕拉开了。

        聂荣臻接到军委关于强渡湘江的命令后，决定由1师暂时滞留在后面，配合红5军团阻击紧追不舍的周浑元的部队，保住潇水河西岸的阵地；率领红2师由道县出发，向湘江急进。

        2师以4团作前卫，很快到达界首渡口占领有利阵地；5团和6团也于27日抵达大坪，涉水渡过了湘江。

        全州既然没有能够夺到手，聂荣臻提出将第一道阻击线定在距全州16公里的鲁板桥、脚山铺一线的小山岭上。脚山铺，是一个只有20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与湘江并行的桂黄公路从全州延伸过来，正好与脚山铺的山岭相交。公路两侧，夹峙着数公里长的小山岭，小山岭高低起伏，两侧都有几个高差上百米的小山头，山坡上长满了小松树。山岭前是一片开阔地。聂荣臻来到脚山铺左侧一个叫黄帝岭的山坡上察看，觉得眼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阻击阵地，胸有成竹地说：左权同志，把2师团以上干部都叫到黄帝岭上来，现地明确任务。告诉大家，我们要学淮阴侯韩信，背水一战。背水一战，知道吗？

        聂荣臻说：1师还没有过江，军团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主要靠你们2师了。蒋介石妄图在湘江之畔围歼红军，这里的战斗一定会很激烈，敌人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三个团的工事必须在天黑以前构筑好。

        聂荣臻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看到红军直奔湘江，没有进驻广西的意图，又把他的五个师调到了灌阳和兴安两地。从11月27日起，白崇禧的部队同彭德怀的3军团激战不止。聂荣臻渡过湘江的第二天，湘军何键的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刘建绪命令部队从全州向脚山铺急进，向红2师发起猛攻。这么一来，桂、湘两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企图夺取渡河地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这时，红军的两个军团已经控制了从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大约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这个地段内，湘江有四个浅滩可以涉渡。中央纵队已经到达距离湘江160多里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担任总书记的博古组织中央纵队轻装急行军，抢渡湘江，一天就可以到达湘江边。但是，他没有，行动十分迟缓，而湘江两岸的战士为了守住渡口，保卫中央纵队顺利渡江，每时每刻都在付出血的代价。

        1、3军团在湘江两岸一展开，红军主力要渡湘江的意图就十分明显了。何键急了，他命令刘建绪的4个师从全州倾巢出动，轮番向红2师的脚山铺阵地进攻。战斗打响，聂荣臻就离开了军团指挥所，同2师政委刘亚楼一起在黄帝岭阵地上指挥战斗。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黄帝岭阵地上，几乎每一寸土里都有敌人的弹片。战士们拼杀得非常勇敢，阵地岿然不动，但是，部队伤亡很大。聂荣臻想，照这样打下去，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之前，2师是难以守住黄帝岭的。他对左权参谋长说：如果五军团已经接替了潇水河西岸的阵地，那么，就让1师尽快赶到前线。要渡湘江，脚山铺必须万无一失。

        30日凌晨，1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带领部队渡过了湘江。部队连日战斗，十分疲劳，过了湘江，有的战士站在路上就打起呼噜来，有的往树上一靠，睡得很死。左权参谋长本想让1师稍作休整，但是，聂荣臻坚决不同意。聂荣臻对李聚奎和赖传珠说：“军情紧急。军团的部署已经作了调整，你们师立即紧急动员，进入阵地。”

        一小时以后，红1军团两个师都进入了阵地。1师和2师的两个团在前方阻击，一个团在后方担任预备队。天色微明，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敌人又开始进攻了。第一次冲锋，因为没有飞机掩护，投入的兵力不多，很快就被红军打垮了，在黄帝岭、尖锋岭阵地前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太阳升高了。飞机开始轰炸，敌人组织第二次冲锋。阵地上硝烟弥漫，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往山坡上冲锋的人也越来越多。

        下午，敌人的炮火更猛，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1师把预备队也用上了，敌人还是冲到阵地上来了。米花山阵地，美女梳头岭阵地相继破敌人突破。在脚山铺的西边，1师只有怀中抱子岭一块阵地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漆黑的夜幕笼罩在湘江两岸的山岭上，脚山铺的峰峰谷谷，在阴郁昏暗的夜空里忽隐忽现。1师的米花山和美女梳头岭阵地丢失以后，对东面2师的阵地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敌人利用夜暗的掩护，从三面对2师的前沿阵地尖锋岭发起了进攻。坚守尖锋岭阵地的只有5团的两个连。聂荣臻听到尖锋岭上激烈的枪声，就对5团政委易荡平说：荡平同志，我们上尖锋岭看看去。

        一听这话，刘亚楼一把拉住聂荣臻说：聂政委，你千万别去尖锋岭。我同易荡平一起去。易荡平说：聂政委，刘政委，你们不能离开主阵地。说着，他向聂荣臻和刘亚楼敬一个军礼，带着警卫员上了尖锋岭阵地。

        尖锋岭，敌人像蚂蚁似地往上涌。5团的两个连，伤亡得只剩下不到100人了。易荡平政委还没有上阵地，就和敌人拼杀起来。在山腰上，他打死了6个敌人，自己的右胸和胳膊上也被敌人击中了三枪，伤口血流不止。

        5团的阵地被敌人攻占了。2师只剩下黄帝岭一块主阵地。中央纵队不知何时能渡过湘江。

        敌人又向黄帝岭逼近。黄帝岭上，一场惨烈的拼杀之后，敌人丢下数百具尸体，被迫缩回去。黄帝岭终于守住了。

        夜深了。枪声炮声渐渐消失了，黑暗下，湘江水同两岸的群山在低沉地悲鸣。

        聂荣臻坐在军团指挥部里，没有一丝睡意。他最担心的是中央军委和后续部队的安全。渡过湘江以后，军委要求过江的红1军团24小时都同他们保持无线电联系。军委拍来的电报，十万火急。一旦湘江西边的阵地守不住，后果不堪设想。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决定把阵地上的情况加急电告军委。电文如下：

        我军向城步前进，则必须经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圩。由脚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电报发出两小时。时针已经指向12月1日凌晨一时半。聂荣臻收到了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向全军下达的紧急作战命令，其中命令：1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全州之敌，并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向西前进之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

        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不眠之夜。

        为了红军的生存，为了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从军团指挥所到每一个连队，从聂荣臻政委到各级政工人员、参谋人员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投入了紧张的战斗准备。

        天刚破晓，敌人又开始新一轮进攻了。经过一夜的调整，敌人的火力更猛。画有“青天白日”徽号的飞机轮番在红军阵地上盘旋，数百磅的大型炸弹掀翻了阵地上的巨石，炸毁了红军修筑的工事。

        一位参谋拿着一份电报到阵地上来见聂荣臻。电报是总参谋部发来的，要求红一军团两个师在12时以前保证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

        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口号声中，敌人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红军战士的身上也在流血。敌人猛攻3团的阵地，没有得手，却突破了1师和2师的结合部。

        两个营被敌人包围了。

        2师也面临着被敌人包围的危险。聂荣臻看看太阳还未至中空，坚决命令2师：即使用刺刀也要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时针终于指向12时。

        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湘江，越过桂黄公路，1师和2师可以互相掩护，撤出阵地了。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气。

        谁知，更危险的情况又发生了。

        1师和2师撤出阵地以后，分别从木皮口、鹞子江口和庙山、梅子岭这两个山隘口进入越城岭山区。

        聂荣臻赶回军团指挥所。军团指挥所在离前沿稍远的一个山坡上。聂荣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研究部队的行动计划，警卫员邱文熙急促地跑过来，一把拉起聂荣臻，说：首长，赶快转移，敌人端着刺刀上来了。

        聂荣臻一惊，说：敌人？来得这么快。

        首长，是敌人上来了。我没有看错。警卫员边说边拉聂荣臻。

        聂荣臻走到前面一看，果然有一队敌人，端着刺刀向军团指挥所冲过来，就大声命令：赶快撤收电台，指挥所向梅子冲山隘口转移。

        左权一听，急忙放下饭碗，组织警卫部队准备就地抗击敌人，掩护聂荣臻和指挥所转移。聂荣臻看见警卫排长刘辉山，说：刘排长，你立刻去山坡下通知刘亚楼政委，要他带着政治部立刻向预定方向紧急转移。话音刚落，敌人的一排子弹就向指挥所扫过来。

        刘辉山才迈出几步，突然“啊”的一声尖叫，跌倒在地。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脚。

        聂荣臻和左权同指挥所人员一起，边打边撤，没走多远，头顶上出现了敌人的两架飞机。当时，红军还没有高射兵器，蒋介石的飞机很猖狂，几乎是擦着树梢向红军扫射，投炸弹，偶尔也撒下一片“不投降就要葬身湘江”之类的宣传品。炸弹、子弹和狗皮膏药之类的宣传品，红军战士都不在乎。但是，飞机飞得太低了，发动机“嗡嗡”的轰鸣声和气浪的冲击声，往往把战士们惊得收住御步，呆呆地看着飞机。聂荣臻急了，厉声喊道：快走，大家快走，头上的飞机掉不下来，后面的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快走呀！

        接近梅子冲的时候，1师也撤退下来，与军团指挥所会合。

        梅子冲，是进入越城岭山区的两个山隘口之一。说是隘口，实际是一大堆岩石从上到下裂开，中间留出一道空隙，人行小道就在裂缝中穿过。小道两边都是巨大的石壁，冲子顶上的那两块大岩石紧挨着，只能让一个人勉强地通过。聂荣臻知道梅子冲这个隘口太窄，部队拥挤，不可能很快通过，就命令1师派出两个连到梅子冲右侧的山坡上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通过山隘口。

        聂荣臻赶到梅子冲的山隘口时，红9军团军团长和政委也带着部队赶到了。听到敌人追赶的密急的枪声，聂荣臻焦急起来。见鬼，山隘口本来就拥挤，9军团也拥过来了。他问罗炳辉：罗军团长，你们有多少部队要从这里通过？

        连军团部，共两个团，罗炳辉说。

        聂荣臻微笑着，往岭上跨了一步说：那好，罗军团长今天你就发扬风格吧！你们部队少，可以从左侧的庙山通过。从庙山到越城岭，虽然要绕点路，但也不远。梅子冲这个隘口，今天一定得让我们军团通过。片刻，聂荣臻又说了一句：你们从庙山走，我们掩护你们。

        罗炳辉，这个曾经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的云南将领，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很钦佩聂荣臻的学识和人品。这几年，他和聂荣臻虽然都在苏区参加反“围剿”战争，见面的机会却不多。今天在梅子冲相遇，很想同聂荣臻谈谈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想法。看到拥挤在山隘口的部队，罗炳辉毫不犹豫地说：那好吧，我们从庙山走。梅子冲，留给你们军团过，也够挤的了。

        聂荣臻很高兴，握住罗炳辉的手说：1军团的全体指战员都感谢你们了。

        左权催促聂荣臻，说：聂政委，你快走吧，我在这里指挥。

        聂荣臻看着红九军团的队伍远去，回过头来说：左权同志，你带部队先往越城岭赶。这个小隘口，我来调遣部队，我来指挥。

        1军团的部队缓缓地通过了梅子冲，聂荣臻还静静地站在山坡上，望着滔滔湘江水，思绪万千。突然，8军团的一位团长跑上来说：聂政委，情况不好，我们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切断了！

        聂荣臻心里一急，说：你们赶快通过梅子冲，能过去一个团，先过去一个团。

        天又渐渐黑下来，夜间过梅子冲就更不容易了。

        中央纵队渡湘江时，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还不时地询问毛泽东过江了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向湘江边大步走来时，急忙迎上去，请毛泽东赶快渡江。毛泽东提出和周恩来一起过江。周恩来坚持要毛泽东先过江，他还有任务要交代。周恩来过江不久，敌人就围追上来，把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阻止在湘江东岸。第二天，当聂荣臻得知彭绍辉指挥的第34师等部队没有过江时，毫不犹豫地派遣一个营，重渡湘江，要求他们把湘江东岸的部队接过江。

        第34师是新成立的部队，携带的物资多，行动比较慢。聂荣臻派出的一个营虽然把一些部队接应到西岸，但是，由于敌人来得太快，在其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湘江东岸的部队虽经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血洒湘江，壮烈牺牲，突出包围的同志也未能过江，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湘江战役，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折损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呀！

        摆脱了敌人，部队在一片大树林里休息，聂荣臻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浑身上下像是散了架。几天几夜紧张激烈的战斗饥渴、疲劳几乎要把他压垮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忽然想起身上还有一包饼干，这是警卫员为他在路上准备的干粮。

        在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有一座20世纪30年代初期修建的砖木结构曲尺形洋房，洋房一楼一底，面向街道。楼上四周有走廊相通，楼下正门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这里原是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邪。自从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驻于此地，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以后这座曲尺形洋房，在中国革命史中，在世界历史上，就有了特殊地位。

        60年代中期，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遵义那座楼的影像被铸在精致的徽章上，为千百万革命群众所仰慕。毛泽东主席说：在这次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而聂荣臻正是对这投“关键的一票”的王稼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

        让我们重温历史的这一页吧！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便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并将何键的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一面协同白崇禧的桂军尾随红军追击，一面要黔军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这时候，红军的行军纵队中有两副担架特别引人注目。一副担架上躺的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蒋军飞机炸成重伤，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另一副担架躺的就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聂荣臻在翻越九峰山时双脚磨掉了一层皮，因为没有时间治疗，早已化脓溃烂，无法行走，过湘江以后，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戴济民为聂荣臻开刀疗伤。这样，聂荣臻就不得不被担架抬着行军了。

        王稼祥和聂荣臻都到过苏联莫斯科，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都经历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和湘江战役的艰苦岁月；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为红军的前途而担忧。当这两副担架并排行走的时候，两位同命运共呼吸的战友总有说不完的话。

        有一天行军，王稼祥说：我参加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那两次战斗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就是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避强打弱、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结果。

        聂荣臻说：你也知道，第五次反“围剿”打得多惨呀，把根据地都打完了。

        王稼祥悄声说：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聂荣臻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是这样想的。

        王稼祥说：博古、王明这几个人，到开会的时候，要把他们轰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你看他这一路行军，都是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就忙个不停。

        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缓缓西进。聂荣臻躺在担架上，望着婉蜒前进的行军队伍，深深为部队的减员和士气而担忧。连日战斗，部队伤亡很大，补充兵员就是一个大问题。红军行动飘忽，新区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不像老区那样踊跃地送子弟兵参军，离开根据地以后，红军减员多，补充少，在优势敌人的追剿下，这不得不引起这位军团政委的忧虑。敌人的湘江防线虽然突破了，但离根据地却越来越远了。一些干部见面，总是有意无意地问：聂政委，我们到底向哪里转移呀？聂政委，红军到哪里开辟根据地呀？现在，“转移”两个字已经在广大指战员的心头积下了许多疑问。他作为军团的政委，应该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尽管前面有千难万险，中央已经决定一军团要与2、6军团会合。

        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时，党中央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迫于敌军围追堵截日益严重的情势，许多人已经感到毛泽东提出的改变原定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才是挽救红军的正确道路。

        12月14日，红军突破黔敌防线，抢占贵州黎平。黎平守敌听到红军进攻的枪声，即放弃该城，不战而逃散到城外。聂荣臻很想进黎平城看看，但是想到自己的脚还难以行走，就随先头部队出发了。

        王稼祥留在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毛泽东再次提出了不去湘西去贵州的意见，认为在严重的敌情威胁下，到湘西去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初始以遵义为中心，一旦形势不利，就可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拥护，继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于是，红军改变前进方向，向遵义进发。

        欲取遵义，必须先跨越天险乌江。军委命令1军团的1师和2师分别在江界和回龙场两地强渡乌江。聂荣臻躺在担架上，在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指挥渡江。

        墨乌色峡壁之间的乌江，如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奔腾。江面不算宽，大约只有200多米，流速却达到每秒钟1.8米，江水拍击崖岸，溅起数米浪花，涛声振天；无论投下什么东西，落水的瞬间就被冲得无影无踪。乌江南北两岸，是十里陡峭的石山。上下乌江，就得经过这十里陡山。为了顺利突破这道天堑，4团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冒着鹅毛大雪，亲自到江边侦察。第二天组织数名勇士试渡时，准备架桥的绳索又被敌人的炮弹打断，两批竹筏子也被激流卷走。

        一天一夜的偷渡没有成功，急得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连夜赶到乌江边，组织部队紧急绑扎了60多个竹笺。组织强渡时，还借了一名神炮手，军团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连打三发炮弹，把敌人的滩头阵地打垮了，才把桥架起来。与此同时，聂荣臻不顾风雨交加，与1师的勇士们一起，在龙溪口龙坝渡口组织强渡。这个渡口水势稍缓，但由于夜暗风急，许多战士都落水了。聂荣臻也险些被风浪卷下水。

        突破乌江以后，王稼祥和聂荣臻两副担架之间，又多了一个骑马的人：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聂荣臻猜到了刘伯承到红一军团的意图，笑着对他说：伯承同志，人还在马上，心已经进遵义城了吧！

        黎平会议上，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经验教训。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军事指挥是失败的，红军不能再由他们摆布。中央红军出敌不意地攻占遵义，把敌人的数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如此，党中央就赢得时间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们尚未深刻认识到由于自身的错误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进遵义城以后，仍四处活动，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游说。

        1935年1月15日。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日子。

        战争的风云暂时消散了。何键虽然没有被免去“追剿军”总司令的桂冠，却率领20个团转至常德地区作战去了。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在长江南岸摆了一线，由于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轻易冒进。尽管蒋介石十万火急调粤桂军队尽速北上遵义，但粤桂军阀们知道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仍将部队迟滞于黔南。蒋介石嫡系薛岳、周浑元的部队又被滔滔乌江阻隔，难以施展他们的枪炮。

        中共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却白热化、公开化了。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月15～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会议的前一天，聂荣臻接到军委指示，将1军团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前来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的脚伤没有好，三天会议，都是坐担架来回。

        在反“围剿”战争中实际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他曾在30多年后回忆说：遵义会议的情况同“文革”时期举行的中央全会有类似之处……遵义会议上，除政治局委员外，还邀请了军事指挥员和毛泽东的其他支持者出席，他们成了与会者的多数，并最终使会议有可能对前一时期的军事战略进行了谴责。显然，布劳恩是把聂荣臻等军事指挥员看作毛泽东的支持者了。

        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在其《邓小平》一书中亦对遵义会议提出了大胆的猜想。他说：我们也不知道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如何通过和由谁参加表决的，它很可能是与会者在毛泽东的主张已经占上风时，以齐声口头表示赞成的办法通过的。

        话说得很平谈，其实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在关键时候是非常激烈的，这是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生死悠关的斗争。

        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对“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提出严厉批评。

        王稼样在毛泽东讲完后立刻站起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博古由于形势所迫，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承认错误。

        李德坐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很低落，态度却十分顽固。遵义会议没有给这个外国人安排正式席位。

        聂荣臻想得最多的是革命的发展，红军的生存。在与会者情绪激昂，争论激烈的会议上，聂荣臻坦率直言：我和伯承同志都觉得，我们应该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不是我们偏爱四川，而是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要比在贵州好得多。这一路上，大家也看到了，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多，又没有工作基础。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困难会很多。四川则不同。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开辟了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四川是西南富庶的地区，人烟稠密，这些年军阀横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只要我们能发动群众，站稳脚跟，一定可以大有作为。四川对外交通不方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很难往四川调大量部队。

        遵义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聂荣臻和刘伯承这两位军事家的建议得到肯定和重视。

        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产生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否定了博古《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提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并且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使党的领导人发生了重大变化。会议决定：（一）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长征开始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这个决定，实际上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的决定，震撼了敌人，振奋了军心。聂荣臻在给仁怀县一家地主场院红1师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这时天下起了小雨。一些人坐在屋檐下，还有一些人就坐在场院上。1师政委谭政给聂荣臻举着一把雨伞，整整3小时，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没有一个人走开。

        聂荣臻讲完了，干部们热烈鼓掌欢呼，完全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受过王明路线打击、义愤填膺的干部，此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分开心。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为了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沿西昌大道继续北上。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的训令指出：在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红军“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不畏艰辛，演出了巧过彝民区，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等一幕幕震撼世界的历史壮举。

        此时，为了在地理环境险恶的地区为北进的红军开辟一条道路，中革军委临时调整了聂荣臻的职务，离开红1军团，担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

        先遣队，就是要逢敌开路，遇河架桥，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北上开路。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使聂荣臻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先遣队的司令员是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聂荣臻眼里，他的这位四川老乡军事阅历丰富，遇事深谋远虑，工作作风细致扎实，对当地的地理情况和风俗人情也很熟悉。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但他少小离家，对四川西北的情况了解不多，对于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彝族地区，什么“黑骨头”、“白骨头”之类的，知道得就更少了，有刘伯承这位老军人作搭档，聂荣臻心里踏实，自信前方没有跨越不了的天堑。

        先遣队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天堑是大渡河。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登相营、越西到富林。这条大道上不仅有国民党刘文辉的第24军防守，四川军阀刘湘所属的王泽潜部也正在向富林开进，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段；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到安顺场，这不仅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还必须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民区。听了侦察组的报告，刘伯承对聂荣臻说：荣臻呀，敌人显然是判定我们要走西昌至富林的大路，所以沿途都有重兵把守，我军要从富林渡过大渡河，与敌人主力顶牛，不易成功呀！

        聂荣臻思考了一会儿，说：是否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呢？

        刘伯承点了点头，说：走这条路必须经过大凉山彝民区。彝族分为黑彝和白彝。纯粹是彝人血统的叫黑彝，汉人称其黑骨头；彝汉混血儿叫白彝，汉人称其白骨头。黑彝和白彝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主要是与汉人有矛盾，他们对汉人疑忌很深。要走这条路，得做好彝人的工作。

        聂荣臻说：不管黑骨头白骨头，我们都能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彝族人总比刘文辉的枪杆子好说话。我建议红军走这条路。

        刘伯承立刻起草了给军委的电报。出发前，刘伯承对大家说：今天我们要到冕宁。冕宁曾经是彝人聚居的地区，后来被反动政府把彝人赶跑了。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炮，但他们同反动军队不同，也是被压迫者。在彝民区，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我和聂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傍晚，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先遣队进入冕宁。伪县长闻风丧胆，在两连护城兵的保护下，带着一群土豪劣绅逃往西康去了。由于中共冕宁地下党做了许多解放冕宁的准备，红军进城时，商店红灯高挂，街两旁都是欢迎的人群，不时地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忽然，3名彝族同胞突然跪倒在聂荣臻和刘伯承面前，满脸热泪，又是叩头，又是作揖。聂荣臻连忙把他们扶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有人说：官长先生，大牢里关了许多彝人首领。

        聂荣臻好纳闷，问：他们犯了什么罪？

        他们是被政府当作人质关起来的。如果彝人不听政府的话，就杀这些首领。

        聂荣臻一听，愤慨地说：快派人把彝族兄弟放出来。

        刘伯承也十分气愤，说：反动派制造民族隔阂，坑害了多少人呀，我们要好好款待这些彝族同胞。

        聂荣臻还叫人把这些彝族首领请来一起喝酒。酒杯一举，双方随意多了。有几个会说汉话的彝人首领还讲了不少当地反动军队的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为红军带路。

        先遣队的司令部设在冕宁县城的天主教堂里。聂荣臻进入教堂以后，特地召见了这里的神职人员，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的政策。当聂荣臻得知教堂里有5名法国修女时，又耐心地用法语同她们交谈，劝说她们不要惊慌。

        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这片彝族区，山势险要，道路崎岖，野草丛生，树木葱茏。山涧之上，往往只搭设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先遣队的前卫连刚刚走完彝汉杂居区，忽然看见10多个男男女女被彝民驱赶着走下山来，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了，身上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前卫连的指战员急忙找了一些衣物给这伙人遮身体，一打听，这伙人开始自称是小商人，是到彝民区做生意的，看到红军没有什么恶意，才说出他们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兵和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他们想通过彝族区，被彝民抓起来缴了枪，衣服被剥得精光，侥幸留下一条命。

        战士们一听，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萧华说：“我们是红军，我们不欺侮彝民，他们会客客气气的。”前卫连继续前进。可是，红军战士走了不到10分钟，突然被一伙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武器的彝民堵住了路。彝民们“吗呼”“吗呼”地吆喝着，人越聚越多。工作团的冯文彬想起聂政委交待的话，连忙带着“通司”（翻译）走过去。一个小头目说：白彝要点钱。

        冯文彬问：他们要多少钱？

        对方回答：200。

        冯文彬立刻给了他们200银元。彝民们一抢而散。

        先遣队走了不到500米，又有一群彝民来要钱，说他们是另一个部落的。交涉之际，有人喊了一声：我去找爷爷来。

        不一会儿，一个披着头发的赤膊大汉带着十几名身背梭镖、腰围麻布的青年走过来，那大汉自我介绍说：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我们大家讲和。

        原来，这个彝族区有沽基家和罗洪族两个较大的部落。当时，这两个部落正在“打冤家”。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助他们“打冤家”，所以对红军友好，而罗洪族则想袭击红军，刘伯承和聂荣臻得知这个情况后，认为不能偏袒支持任何一方闹自相残杀。

        于是，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在一个名叫海子边的池塘旁并排跪地，按照彝族的礼仪，杀鸡滴血至米酒中，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口念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悔，天诛地灭，同此鸡一样的死。”说完，俩人将鸡血酒一饮而尽，结拜为金兰之盟，留下了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一阵阵欢呼声，在海子边久久回荡。

        晚上，刘伯承又准备了一些酒菜，请小叶丹和彝族兄弟们一起吃饭。

        聂荣臻得知彝族区有100多里路，部队得用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便与刘伯承商量，选择一条便于行走的路线。小叶丹说：明天我叫沽基家的娃子送你们出境。

        聂荣臻想到彝族区里还有其他部落，先遣队不摸清情况就往里闯，太危险，提出把前面的队伍撤回来，像当年司马懿似的“倒退三十里”，由沽基家派人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刘伯承听了，连声说：你想得周到，你想得周到。

        第二天，小叶丹领着一帮人亲自为红军领路。彝民们打着赤膊赤脚，围着麻布、毯子，夹道欢送红军兄弟。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接近红军，双手比比划划，表明他们的心意。红军战士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气氛非常热烈。小叶丹送了一程又一程，渐渐收住了脚步，依依不舍地说：刘司令，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我不能再走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过村寨，另外挑选了20个娃子到红军去学习军事，学好了回来打刘文辉。

        刘伯承也依依难舍地对小叶丹说：后面的红军部队还多，拜托你一定要把他们全部安全送过彝区。

        临别之时，刘伯承又让警卫员抬过擦得锃亮的10支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很受感动。

        告别了小叶丹，聂荣臻还不时地回头望望远离的彝寨，心里想：这次先遣，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然，这种局面我还真难对付呢！

        一股无敌的铁流，直向安顺场、大渡河奔去。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渡河河宽近百米，水深约30米，流速达到每秒钟4米，很远很远就可以听到大渡河激流的咆哮声。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所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当年，太平天国著名将领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人马，陷入了这条险道，先头部队已经冲到了安顺场，后尾部队却遭到袭击，北渡未成而全军覆没。因为有大渡河这道天险，蒋介石企图以薛岳、刘湘等部队南攻北堵，把红军围歼在大渡河以南地区，梦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要飞越这道天堑，必须经过安顺场和泸定桥。

        5月24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先遣队到达安顺场。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河底乱石丛生，水面形成了无数漩涡，当地俗称竹筒河。这个地段鹅毛沉底，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这里不但无法架桥，船横渡时，也要先拉纤到上游二里，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船工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并用，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河对岸有石级，渡船要是对不正渡口一旦碰到两侧石壁上，就可能船毁人亡。尽管如此凶险，先遣队也必须渡河，红军也必须过江。

        夜，多么深沉的夜呀！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到处昏暗一片。聂荣臻和刘伯承为了检查先遣队的渡河准备情况，冒着绵绵细雨，向前卫营走去。天太黑，路又不好走。聂荣臻想到刘伯承的视力不好，特意把刚刚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个法国手电筒带上，在前面为刘伯承照路。

        大渡河水轰轰隆隆，巨大的咆哮声淹没了司令员和政委的脚步声。聂荣臻和刘伯承在一名参谋的陪同下，走进安顺场边一间老百姓的棚子里。草棚里，一支蜡烛忽闪忽闪地跳着。刘伯承用浓重的乡音问：“一营营长来了没有？”

        孙继先营长赶紧回答了一声“到”。刘伯承仔细询问了渡河的准备情况，不时地点头表示满意。聂荣臻问：“孙营长，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一愣，说：“政委，我不知道。”

        聂荣臻笑了笑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当年在清兵的追击下率领数万人退到大渡河安顺场，没有能渡过这条河，全军覆没了。前几天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说红军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你朱毛插翅难逃，说我们毛主席就要成为石达开了。但是，我们决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与吃苦精神，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渡过去，我们的行动就自由了。你回去以后，好好作个动员，把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再仔细检查一遍。”

        孙继先说：“我们已经夺到了敌人的一条小船，这条船是民团的一个营长带过来的，有几个地方已经坏了，我们正在组织人修理。其他地方就难以找到船了。”

        聂荣臻说：“走，咱们到渡口看看去。”

        渡口附近，一群战士为争当渡河的突击队员而争执不休。一名十六七岁的通信员看见聂政委走来，第一个迎上去，给聂荣臻敬一个礼，说：聂政委，你帮助说句话吧，我的水性好，一定得让我参加突击队。

        聂荣臻哈哈一笑，说：“要当突击队员？这得由你们营长最后决定啊，叫谁去就谁去。”

        孙继先营长沉思片刻，说：“你快去准备去吧！”

        通信员敬一个礼，高兴地走了。

        拂晓，雨住了。晶莹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洒在草茎和树叶上，蜘蛛网沾上这水珠，闪着银光。空气里弥漫着破晓时的凉意。聂荣臻和刘伯承站在河岸的一个坡地上，他们身旁就是掩护渡河的重机枪阵地。不一会儿，一个40多岁的老船夫和1团2连的17名身强力壮的勇士来到河边，他们每人带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和八颗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登上了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

        刘伯承举起单筒望远镜看了看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问：“赵章成来了没有？”

        黄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

        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只有几发炮弹了，一定要打准。”

        轻重机枪哒哒哒地响起来了，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这是一条希望之船，一条负命千钧重的船。

        渡船带着十七名勇士，一颠一簸，向河对岸斜冲过去。敌人的机枪子弹在渡船周围“簇！簇！簇！”地射落到水里，溅起朵朵浪花。河岸上，红军战士的心一阵紧似一阵。

        冲锋号停止了。

        刘伯承厉声问道：“为什么不吹号？”

        萧华一把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又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吹响了号。

        河岸上，干部和战士们都争着往前站，把聂荣臻和刘伯承挤到了后面。此时此刻，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宁可子弹打到我身上，也别打中我们的船，别打中政委和司令员。

        哒哒哒！哒哒哒！红军的几十挺轻重机枪不停地怒吼着，把敌人的机枪压哑了。

        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身下船，向敌人扑去。突然，一股敌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用火力压制登岸的勇士。刘伯承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晰，连声喊：“叫赵章成开炮。”

        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的碉堡顶上；接连两炮，又在敌群中开了花。赵章成，真神！

        勇士们乘机冲锋，一举击溃了北岸的守敌一个营，在大渡河这道被敌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上，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

        聂荣臻站在滩头阵地，心情无比激动。这位南征北战的将军深深为红军战士的英勇无畏而感到骄傲。

        安顺场水深流急，不可能架桥。尽管红军战士又寻找了三条船，但每条船一次只能渡40多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渡了一天，连一个团也没有渡过去。这时，敌人的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20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路程了。望着汹涌奔腾的江水，聂荣臻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他让工兵连去劈竹扎排，试验架桥，但竹排放入水中，立刻被激流冲走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赶到渡口。聂荣臻让警卫员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伯承、荣臻和先遣队的干部战士们。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们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

        周恩来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你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聂荣臻说：我们正为架桥发愁呢！

        毛泽东得知安顺场渡河困难时，当即决定让先遣队迅速夺取泸定桥。当时，敌53师已经渡过金沙江，正向安顺场赶来，红军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毛泽东了解到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340里路时，便特别交待说：“伯承、荣臻同志，你们只有两天半的时间呀，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顺利渡过大渡河，免遭石达开的厄命；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夺取泸定桥，是战略性措施呀！”

        聂荣臻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是万一两军会合不成，就得由他和刘伯承带着1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去开创新局面。因此，他们先遣队的任务千钧重。

        任务明确以后，聂荣臻和刘伯承就随着1师的部队向泸定桥急进。没走多久，天就黑了，路又不好走，他们只好找一处村庄宿营。第二天天未亮，聂荣臻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清脆的枪声，起来一查问，原来先遣队指挥部同一股敌人住在同一个村子里了。这股从安顺场败退下来的敌人是比红军早几个小时进村住宿的，他们也不摸红军的底细，噼里啪啦地打了一阵，有的被红军俘虏了，有的逃走了。

        先遣队沿着大渡河东岸继续北上。为了攻取一处隘口，刘伯承带领一部分部队先走了。聂荣臻率领本队，一边走一边审问俘虏。几名俘虏异口同声地说：“跟在长官后面的是刘文辉的一个营，山后还有一个旅，就在长官行进右侧的山地上，都是布置在河旁的部队。”聂荣臻一听，急忙派人去告诉刘伯承，要他暂时停止前进，必须先夺取右侧的几个高地。否则，敌人居高临下反扑过来，先遣队将难于抵御而被压到大渡河里去。与此同时，聂荣臻指挥身边的3个团，背水仰攻，一鼓作气，夺占了右侧那几个山头。

        红4团的勇士们冒着大雨，日夜兼程，以一天240里的速度急行军。29日早晨，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的勇士们就抵达了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是我国著名的铁索桥。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横跨于天险大渡河之上扼守川康要道。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4旅第38团守备。红军到达的前一天，敌人已经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九根光溜溜的铁索悬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在桥头看一眼都令人头晕目眩。

        为了迅速夺取泸定桥，当天下午4时，全团火器一齐向对岸开火，连长廖大珠带领22名共产党员和勇敢战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踏着悬空的铁索，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真是奇绝惊险。勇士们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火墙，胜利占领大桥，冲进泸定城内。后续部队紧跟着前进，很快歼灭了守敌，攻占了泸定城，为中央红军打开了北上的通路。

        雨，大一阵，小一阵，不停地下着。聂荣臻一把把抹掉脸上的雨水赶到泸定桥时，已是后半夜两点了。自从赶到安顺场，聂荣臻就发烧不止，四肢无力，一口饭也不想吃。这两天，聂荣臻硬撑着在风里雨里行军，赶到泸定桥时，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但是作为先遣队的政委，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在激励着他。他不顾众人劝说，坚持要去查看泸定桥。不亲眼看看大桥被敌人破坏的情况，他心里不踏实。杨成武无奈，只得提着马灯为聂政委引路。聂荣臻在铺上了门板的铁索桥上走了一遍，心中无比激动。他扶着一条铁索，情不自禁地喊起来：“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红军主力都从泸定桥上通过了大渡河这道天险，国民党的追剿部队又被甩掉了。历史是公正的，中国工农红军毕竟不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毛泽东也绝不是石达开。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终于成为泡影。1979年10月建立“大渡河纪念馆”时，聂荣臻回想起当年勇士们夺桥渡河的英勇气概，感慨万千，挥毫题词：

        长征路上，尽是险恶的山山水水。聂荣臻率队渡过了大渡河，又艰难地翻越了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险峰。

        为了尽快与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合，避免与四川军阀的部队纠缠，聂荣臻率领部队越过了二郎山脉附近一座名叫甘竹的高山。这条50里长的山路虽然只是一天的路程，部队行军却十分艰难。山上荒无人烟，道路两旁，到处都是纠缠不清的葛藤和被雷击倒的横七竖八的枯树干，路面上铺着厚厚的一层腐枝败叶和苔藓。部队进山时，正下着绵绵细雨，天色阴暗，道路泥泞。许多地段，还要临时砍树开路，部队行动十分困难。下山时，战士们不得不用裹腿结成绳索，攀扶着向山下滑溜。为了及时走出这片山林，聂荣臻专门组织人把重机枪、辎重装备和牲口上的驮子滚下山去。

        翻过甘竹山，来到天全和芦山，战士们就觉得好像到了天堂，高兴得跳了起来。聂荣臻已经接到军委通知，要部队迅速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合。为了迎接大雪山的考验，聂荣臻让部队在天全县休息之际多购买些蔬菜食品，改善生活，卫生部门要全面检查伤病号，补充营养。

        夹金山，是一座终年积雪、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这座山空气稀薄、道路险峻，路是雪铸的路，树是雪裹的树。生长在秀媚的川东的聂荣臻看到如此壮丽的大雪山，顿时觉得心旷神怡，精神爽爽。6月12日，当聂荣臻得知陈光师长已经率领部队翻过大雪山时，高兴极了。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和战士们一起向雪山进军。

        聂荣臻刚退了烧，身体很虚弱，脚伤也化脓了，行走十分困难。开始，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聂荣臻上山。当聂荣臻得知左权参谋长也在生病时，连忙从担架上翻下来，对身旁的战士说：“你们快去抬左权参谋长。左参谋长还在后面呢，你们去帮帮他吧！”

        当战士们坚持要再抬聂政委一段路时，聂荣臻说：“那好吧，我在这里等一等，你们先去抬左参谋长。”

        几名战士刚走开，聂荣臻就拄一根棍子，一步一步地往雪山顶上走去。

        中午，忽然大雾弥漫，天气骤变。转眼之间，又飘起了皓皓白雪。风，一阵紧似一阵，雪花在暴风中狂舞。气温骤降，空气越来越稀薄。聂荣臻让战士们往前后传话，打开背包，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衣服太少的，就把被子、毯子披上，坚持往前走，谁也不许掉队。但很快，聂荣臻就感到自己喘不上气了，他只得闷着头往前走。想到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聂荣臻又兴奋起来，脚上也就有了劲儿。

        凛冽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在人身上寒冷刺骨。聂荣臻每跨一步，都感到双腿有千斤重。突然，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政委，你休息一下吧！”

        聂荣臻一回头，看见警卫员小吾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小吾手上的伤刚好，身体非常虚弱，实在迈不开步了。聂荣臻大步返回，双手去拉拽小吾，说：“小吾，你千万别坐下。这雪山上，你一坐下来就永远也起不来了。医生千方百计保住了你的手，你可不能把自己留在雪山上呀！”

        小吾大口大口地喘气，说不出话来。

        聂荣臻让人牵来一匹马，说：“你抓住马尾巴，一定要抓住呀！”

        狂风卷起雪尘，扑打着每一个战士的脸。接近山顶，行动更困难了。战马嘶鸣着，拼力向山顶走去。警卫员小吾死死地抓住马尾巴，似乎把生命都系在了马尾巴上。聂荣臻反复对小吾说：“咬咬牙，坚持住就是胜利。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往前走，要永远向前，向前。”

        雪山，又一道天堑，终于被英雄们征服了。当聂荣臻在山下看到左权时，两个人都异常激动，高兴得相互拥抱起来。

        正当红军在长征路上跨天堑、斗顽敌，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浴血奋战时，华北大地发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6月9日，日本关东军驻天津参谋长酒井等人，以中国破坏《塘沽协定》和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为借口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各种无理要求，在武力胁迫下，达成没有经过签字手续的《何梅协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又以四名日军在张北县被国民党驻军扣留为借口迫使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于6月27日在北平与土肥原签定了《秦土协定》。这两个协定都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退驻军，解散机构，撤免抗日将领。10月，日本侵略军还指使香河县汉奸举行暴乱，策动汉奸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进行所谓“五省自治运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华北丧权辱国的一连串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燃起了华夏大地的抗日烽火，也激发了长征途中数万工农红军的爱国斗志。富有爱国心的聂荣臻十分关心“华北事变”的发展。

        9月中旬，尾追红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周浑元纵队集结雅安，胡宗南的4个师也在新疆、漳腊、包座一线筑起了碉堡群。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以后，临时组织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向甘南地区前进。

        当时，甘南的西固、蜗县、临潭一线，敌人只有鲁大昌的一个师，对行进中的红军威胁不大，但是有腊子口这个关隘。红军进入甘南，腊子口是必经之地。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城西北约120公里的迭山，是岷山山脉中的一个山口，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在甘南这黄绿相间的漫漫山中，隘口只有10多米宽，仿佛是一把巨斧劈开了一座大山。两壁峰峦对峙，高耸人云，中间有一条咆哮奔腾的河流，称为腊子河。腊子河水深流急，河上架有一座木桥，桥头筑有碉堡，抬头只见一线青天，地势十分险峻。民谚有“人过腊子口，象过老虎口”之说，素称天险，是四川通往甘肃的一个奇峻的隘口。红2师到达腊子口附近后，聂荣臻等人打电报给彭德怀：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

        为了夺取腊子口这个要隘，聂荣臻同陈光师长和萧华政委一起，冒雨前往察看地形，并根据杨成武等人的建议，决定用一个连正面强攻，夺取木桥，猛攻隘口；用两个连沿峭壁迂回到敌人侧后，出奇制胜。

        战斗中，虽然正面进攻的连队屡次受挫，由于有一名会攀藤附葛的苗族战士自告奋勇，攀上敌人右岸峭壁悬崖的后坡，用裹腿带牵引战友，从背后偷袭敌人，在强攻连队的配合下，夺取了腊子口，占领了大草滩，不但歼灭了敌人，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2000斤盐。这些战利品，对于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真是无价之宝呀！

        穿过腊子口聂荣臻骑着李先念送给他的那匹骡子，冒着绵绵细雨，顶着阵阵寒风，又翻越了一座山，黎明时分，来到大草滩。大草滩是回民的一个集镇，当地回民很善于烙烧饼，集镇的烧饼摊上，一个烧饼有脸盆那么大，当地人叫作锅盔。一夜行军，聂荣臻饿极了。部队宿营以后，警卫员买来四个大锅盔。聂荣臻切下一块，咬了一大口，顿时觉得又香又脆甜，味道好极了。聂荣臻接连吃了两大块，连声说：“好吃，真好吃。小吾，你再去买些带上，行军路上也可以吃。”后来，毛泽东来到大草滩，吃了老乡烙的大烧饼后，也赞不绝口。

        第二天，聂荣臻同红2师的部队一起进驻哈达铺。警卫员小吾知道聂政委爱吃当地回民烙的大烧饼，行李一放，就到街上买了几个大烧饼，顺手抓过烧饼摊上的一张《山西日报》一包，兴冲冲地捧到聂荣臻面前，说：政委，这是老乡刚烙的烧饼，还热乎哩，你快吃吧！

        聂荣臻接过纸包，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一边翻看那张国民党编的《山西日报》。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聂荣臻每天都要看十多种报纸，通过报纸这条公开的渠道寻觅党中央最需要的信息。长征途中，由于日夜行军，有时候几天也看不到一张报纸。今天这张包烧饼的《山西日报》，聂荣臻看得特别仔细。

        忽然，聂荣臻的嘴不动了，双眼紧紧地盯住一行大字标题：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率领国军进攻刘志丹，陕北红军的根据地又遭到围攻。

        聂荣臻异常兴奋，高声喊道：“小吾，小吾，快找一匹好马来，立刻把这张报纸送给毛泽东，送给党中央。”

        小吾一愣：“政委，这张报纸……”聂荣臻不等小吾说完，又催促说：“你快走，一定要亲手把这张报纸交给毛泽东。”

        陕北还有一片革命根据地？刘志丹还领导了一支红军？

        聂荣臻很兴奋，红军长征以来，由于受到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多次改变行军路线，尽管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战胜种种艰难困苦，但是尚未确定一块理想的根据地。红军在哪里立足？到哪里发展？这是红军指挥员时刻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聂荣臻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红军在陕北还有一片根据地，就好像在茫茫大海的航行途中发现了一片新大陆，这对中央红军大重要了。他兴奋极了，恨不得马上就去陕北根据地，就去找刘志丹。

        刘志丹，是陕北保安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北伐战争以后，曾担任西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第四路军政治处处长。1928年初，参与领导渭北起义。“九一八”事变后，和谢子长等人一起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领导这支红军部队打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多次“围剿”。长征开始以后，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攻下，刘志丹与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但是，陕北的革命火种并没有熄灭，刘志丹开辟的这片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聂荣臻的发现实在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贡献。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的第三天，就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了第1、3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妄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有革命的根据地。前一个时期，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他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事实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这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根据地，只有七八百里路，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至此，长征途中的红军有了明确目标，陕北根据地将插上井冈山上的那面革命红旗。

        在这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还宣布，中央红军改称陕甘支队。支队之下编为三个纵队，聂荣臻担任第1纵队政委，下辖五个大队。红3军改编为第2纵队，彭雪枫和李富春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3纵队，叶剑英和蔡树藩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会后，陕甘支队第1纵队继续北上，走向刘志丹那一片陕北根据地。

        在通往陕北的前进道路上，聂荣臻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与敌人的骑兵作战。

        骑兵，是配有马刀、枪枝，骑马执行作战任务的陆军兵种。骑兵进攻的速度快，机动性强，能实施迅猛有力的突击。冷兵器时代，骑兵作战曾是两军搏杀的主要形式，随着热兵器的广泛应用，骑兵的作战威力受到影响。但在草原上作战，骑兵仍然具有相当威胁。多年来，红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两条腿的敌人，到了陕北草原，见敌人的骑兵倏忽而来，倏忽而去，刀光闪闪，声势夺人，有的部队一时不知所措。

        1纵队越过六盘山，前往青石嘴时，聂荣臻突然接到侦察连的报告，青石嘴村口发现了敌人，大约有两个骑兵连，可能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聂荣臻听后，爬上一个山坡，举起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的骑兵卸鞍拴马，乱哄哄的在青石嘴村口休息，似乎根本想不到红军已经来到眼前。此时，毛泽东也来到了这个山头上，聂荣臻把望远镜递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看，说：一定要消灭这股骑兵。

        于是，1纵队动用了3个大队的兵力，1大队和5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4大队从正面突击，3个大队像猛虎下山，干脆利索地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100多匹马。这一仗，不仅树立了步兵打骑兵的信心，聂荣臻决定用缴获的马匹装备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梁兴初成了第1任骑兵侦察连连长。

        这一仗以后，敌人的骑兵似乎也知道红军的厉害了，不敢轻易同红军正面冲杀，而是以小股骑兵分队追随红军的行军纵队。红军掉队的战士和一些伤病员，都被敌人的骑兵杀害了。10月19日，聂荣臻同一纵队一起到达吴起镇，红一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到长征的尽头，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但是，红军进吴起镇的当天，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跟到了吴起镇附近。这“二马”是宁夏陕甘地区出了名的恶匪，杀人不眨眼，带了这条“尾巴”，对红军十分不利。

        一天，毛泽东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让敌人的骑兵一直跟到陕北，我们就被动了，得想个办法打痛他。你带几个人到前面去摸摸情况，摸清了情况，再下决心。”

        聂荣臻心里早憋了一股气。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当天下午，聂荣臻就骑着马，同骑兵连的梁兴初连长一起到前沿侦察。傍晚，聂荣臻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刚下马，就对毛泽东说：“这股骑兵，也只有几千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要交起手来，他们也不得不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我觉得我们应该出击，能歼灭这股敌人。”

        毛泽东听了，微微点头。

        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三天，1纵队和2纵队左右配合，首先在吴起镇西北歼灭敌35师骑兵团2000多人，然后又分别击溃了敌32师和36师的两个骑兵团，狠狠打击了敌人骑兵的嚣张气焰。聂荣臻还要求部队把俘虏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补充到红军的骑兵连里，扩充了红军的骑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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