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的政治动员

        1934年10月中旬。兴国东南靠近瑞金一个村庄里的红1师师部。

        波浪翻滚的绵水河，泛着银光，在深秋洁白的月色下，默默地绕过瑞金城。油灯下写完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的谭政，伸了伸疲惫的身躯，走到窗前，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月夜皎洁的东方。远处，不时传来早已听惯了的隆隆炮声和嗒嗒的枪声。

        谭政陷入了深思。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保卫兴国外围的防御战，而是如何说服红1师部队撤出苏区，实行重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明天，红1师指战员就要离开中央红色根据地，告别血肉相系的父老乡亲，这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

        原来，正当红1师指战员死守高兴圩、狮子岭防线，不让敌人前进半步，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红1军团长林彪突然来到红1师师部。他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战况，尔后对师领导李聚奎等人说：“你们回去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第5军团的第13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稍停片刻，他又小声而神秘地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有什么行动，以后再说”。

        这里林彪所说的“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即将开始的长征。啊！红1师撤出高兴圩以北战斗，原来是为长征作准备。然而，长征一事在当时是一个绝对保密的军事行动。

        10月15日，红1师刚刚收拢集结，军团司令部便派机要参谋送来了林彪、聂荣臻写给师长、政委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信中指定红1师（附红1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红1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即次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当天，上级又给红1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500块大洋。红1师长征就此起步。

        以往，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即便遇到情况紧急，不便开会，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一反常态，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红1师按照行军路线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所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所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所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便不得而知。其实，由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保密，不但师一级领导蒙在鼓里，就是军团一级的领导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

        这样，就给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来许多困惑和烦恼。

        几年来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苏区生活，军队和人民已结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现在，要莫名其妙地离开，离开后，苏区人民的处境将会如何？怎样做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说服情深似海的父老乡亲？

        是的，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怎么能忍心丢弃？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怎么能与他们离别？怎能放那些凶恶的敌人进来，让地主恶霸复辟，听任他们蹂躏、屠杀我们的人民？想到这，谭政的泪水夺眶而出。

        对于红1师的撤离，战士们不会答应，群众也不会同意的。但红1军团的命令已下达，又不能不执行啊！现在关键是做通部队的工作。

        营级以上的干部会就要开始了，谭政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走进了会场。

        然而，会场的气氛却使谭政吃了一惊。一个个低着头，苦着，好像有一种说不尽的委屈。

        见此情景，谭政心想：“营级以上干部都是这个劲头，战士们的情绪又会如何？处于这种思想状况的部队何以能战胜敌人？”

        谭政下意识地骤然扭转了自己的伤感情绪，抬高嗓门说：“同志们，抬起头来！”

        空旷的会场上寂静无语，大家依然低着头。

        谭政又恼火似地大声说：“怎么搞的！都霜打啦？”

        突然，刘得胜营长打破沉寂，首先开了腔：“谭主任，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

        “你说吧！”谭政的火气有点消了，回答道。

        刘营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如此凶狠地进攻苏区，咱红1师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线打击来犯的敌人，而是什么‘准备出发’？”

        紧接着，又有几名干部也表达了与刘营长类似的意见，要求谭主任回答。

        谭政一见会场开始活跃起来，便因势利导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我也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来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呢？还是让目前凶狠的敌人，大兵压境，把这颗种子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统统搬家？”

        嘿！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顿时平和了起来。

        本来，会场在座的都是红1师部队营级以上的领导骨干，都是水平很高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有指挥部队作战的丰富经验。对于这次反“围剿”阵地战的战术，他们早就有意见，只是上级命令不可违反，只好硬着头皮执行。对于目前的战局，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敌人兵多、枪多、弹药多，而我们是兵少、枪少、弹药少。敌人步步为营，重重封锁，紧缩包围圈，如果红军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的火种也只能就此熄灭。

        这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所以，谭政把关键问题一挑破，用不着再说很多大道理，大家便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会场上，干部们的头抬起来了，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愁云和牢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有这么多懂道理、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干部，何愁战士工作没法做？

        谭政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开始向与会的干部布置工作：“同志们，散会后，大家分头检查部队出发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不，同志们，我们不光是准备‘走’，还要准备‘打’！这是最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钢铁、石头，但也不是豆腐一块。我们一旦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还会组织力量前截后追的。所以，我们的作战行动，不仅要敏捷，还要似箭穿梭，打垮敌人的围追堵截！”

        散会后，干部们便深入部队，分头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去了。

        第二天拂晓，嘹亮的军号响彻了兴国的山野。红1师部队，正紧急集合，整装待发。苏区的群众，早已站在村口，欢送即将离别的子弟兵。

        本来，当红1师决定撤离苏区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那么久、那么远。但是，苏区的人民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红1师的行动上感觉到红1师的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他们闻讯后，便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村口和路旁为红1师送行。

        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战士们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合的人流。

        红1师指战员的心情也是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人民群众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流满面地与乡亲们依依惜别。

        为检查部队纪律，做好群众赔偿工作，并适当向群众做一些红1师撤离苏区的解释工作，谭政与几名干部留在后面，最后出村。部队已经开拔很远了，群众还没有散去，他们还要欢送谭政等人出庄，目送着红1师的亲人远去。

        不一会，谭政带领着几名干部出庄了。大家立刻围了上来，并再三嘱咐谭政：“将来打败老蒋，你们一定要回来！”

        谭政眼含热泪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东方的霞光，已悄悄地散出。火红的朝阳，正冉冉升起。谭政等人率领红1师这支用钢铁铸成的队伍，踏着南国金秋的晨露，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长征。

        

夜袭新田的政治工作

        1934年10月21日深夜。江西信丰新田。

        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红1师的红1团和红2团配合作战，向新田敌人据点，发起了急袭战斗。

        新田，是红1师长征起步后奉红1军团首长之命向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地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边沿和关键部位，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一个团，敌人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群，用以防止中央红军穿越广东，向湘西转移。

        虽然我党曾与陈济棠密谈，陈已答应适当“让路”。但敌人的话是不能轻信的，更不能因轻信敌人而丧失战斗力、延误战机。这样，对于新田据点的敌人，还是立足于打。红1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部署了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

        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前梯队，采取长距离奔袭的战法，而且要在夜间急袭，使敌人措手不及；万一红1团急袭受挫，那么，红2团紧接着强攻，夺取新田据点，不能迟疑。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也必须紧密配合军事行动，设立宣传站、宣传鼓动棚等，做好部队和沿途群众的政治工作。

        一声令下，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部队从苏区的北侧向苏区的南头开进，要经雩都穿过整个苏区，行程多日。一路上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大长了苏区群众的志气。

        谭政首先召开了连队党支部以上政工干部开会，布置部队开进时的政治任务，同时派出政工组沿途设置宣传鼓动棚，运用讲话、唱歌、呼口号、化装表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以提高士气。尔后，谭政又与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商量，派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各宣传站的工作，动员和指导沿途群众配合部队各宣传站的活动。

        当红1师部队开过兴国时，在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鼓动下，兴国城各界群众上万人，出城热烈欢送。

        你看，城边路旁红旗挥舞，人如潮涌，热闹非凡。

        你听，歌声、欢呼声、讲话声、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红1师行军途中，每隔几里，都有欢送的群众在村旁等候，送吃的、喝的和各种慰劳品。

        鲜艳的政治之花，结下了丰硕军事之果。在上述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激励之下，红1师的战士，各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日夜兼程，准备去拿下敌人新田据点。

        红1师在苏区行军和宣传的另一个军事目的，就是企图造成“保卫苏区”而不是突围的假象，使新田的敌人放松警惕，以达到奇袭新田的目的。

        红1师在苏区以外的行军，则是十分隐蔽的。

        红1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秘密集结于新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深秋的赣南，宽阔无际的田园风光。红1师潜伏在这不大的村落里，表面一派和平景象。

        在村落里，红1师指战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堆堆等待夜间点燃的干柴，已经备好，各个连、排、班的“诸葛亮会”正在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纷纷举行。他们焦急地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战斗终于打响了。

        在火光和喊杀声中，杨得志率红1团战士向新田据点的敌人猛冲猛打。敌人误以为红军撤出苏区后已“溃不成军”，结果一碰上英勇善战的红1团，犹如锈铁碰上了利钢，顿时阵脚大乱。不到3个小时的战斗，红旗就插上了新田据点。

        红1师夜袭新田的战斗成功了。同时，红2师6团袭占了金鸡。随后，红1师又攻占了版石圩，追歼敌人至安息。至此，被敌人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我红1军团红1师摧垮了。

        为了总结红1师夜袭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谭政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又写下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为我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潇水阻击战的政治鼓动

        1934年11月25日。湖南道县潇水西岸。

        初冬的北风，夹着潇水的寒气，阵阵向潇水西岸袭来。岸边的红1军团红1师指战员和红3军团红6师的指战员，阻击敌人的战斗打得正酣。

        敌人一只又一只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军一只只地打沉。敌人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军一批批地消灭。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好望河兴叹，不能前进一步。

        红1师于10月25日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以后，11月8日随一方面军在广东境北仁化的城口附近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14日在湖南境南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越过嘉禾、蓝山，红1师面前有两条大江堵住了去路：一条是潇水，另一条是湘江。两江相距百余华里。

        这时，蒋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两边猛扑过来，阻截我军。

        原来，当我军主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十分震惊，立即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北路人湘的薛岳部、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红军。

        蒋介石的计划是：第一步，堵截我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于道县与天堂圩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在湘江之滨。这两步计划，构成了敌人大兵云集、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还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深入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或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他又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急电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广西军阀随即将他们的两个军全部调往桂北防堵。

        同时，湖南军阀何键在就任“追剿”总司令以后，即于11月13日下令调集15个师的兵力，分5路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第一路，以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由郴县急调广西的黄沙河、全州；第二路，以蒋介石嫡系薛岳的4个师，由茶陵、衡阳向零陵推进。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防堵我军去湘西。担任追击我军任务的是第三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的4个师、第四路湘军李云杰的两个师。而第五路湘军李韫珩的1个师，则在我军南部跟进，以配合粤军、桂军围堵我军。

        在薛、周、李、白准备合击红军于潇水之滨的紧急关头，先敌占领潇水的大渡口——道县，迟滞追赶之敌，则成了我军的当务之急。

        这时，红1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2师，把迟滞、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师。

        11月22日，红2师第4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以日行百余华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西岸的道县，获得成功。

        红1师指战员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队伍，在长40华里的正面阻击敌人周浑元部。

        11月25日，当中央纵队渡过潇水后，红1师第1、3团又和红3军团的红6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

        此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师政治部几名干部穿梭往来于这40华里长的正面战线上，紧张地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决不能让敌人上岸，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潇水河中。

        初冬的寒气阵阵逼人，可是，坚守在潇水西岸的红1师等部指战员，却打得热火朝天。

        潇水涛涛，激流滚滚。敌人在火力掩护下，乘船渡江。严阵以待的我军，以潇水为天然屏障，用机枪、步枪、小炮向敌人猛烈开火！

        敌人船只中弹沉没，尸漂半江。敌人又组织新的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次次溃败。

        敌人的渡船被击沉了，又组织泅渡过江。

        红1师指战员哪能让敌人阴谋得逞，他们怒不可遏地等待着敌人靠近西岸。

        敌人靠近了，再靠近，再靠近……

        “打！”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小炮，再一次向敌人猛射过去，仇恨的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手榴弹在江面开花，泅渡过江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潇水中。奔腾不息、碧波万顷的滚滚潇水，顿时成了万恶敌人的葬身之渊。红1师等部潇水西岸的阻击战胜利了。

        阻击敌人的战斗，整整进行了3个昼夜，红1师指战员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

        激战中，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的斗志却越战越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战士带头与敌人拼搏，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有很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一次，一小股敌人登岸靠近红1师的前沿阵地，英勇的我军战士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把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前沿。

        11月28日，红1师等部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星夜出发，昼夜兼程，追赶红军主力，投入了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

        谭政与红1师的战士浴血奋战在一起，共同抵御了敌人的“追剿”。潇水西岸红1师的阻击战，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谭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入了上报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红1师政治工作报告》中。同时，撰写了战地报导，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

        

制止军阀主义的蔓延

        1935年1月下旬。贵州遵义土城附近猿猴场红1师集结地。

        隆冬的寒风，带着赤水河的冷气，吹向待命渡河的红1师指战员。一个个头不高、威风凛凛的首长，正在向红1师全体指战员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他就是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

        不久前，谭政同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筿一起在渡口边上的一所小房子里，曾见到过思念已久的毛泽东。

        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1934年11月3日前后，在粤北的九峰山一带，红1师一个团掩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所在的中央纵队，经粤汉线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第二次是1934年12月19日（黎平会议后）向贵州剑河前进的行军途中。

        这三次见面，在长征历史上是三个不同的时期。三次见面时，毛泽东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种不同的情感。第一次，当时中央领导人勉强同意他随军转移，参加长征。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的危急时刻，在湖南通道会议上，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参与决策意见，但他的话语中，却流露出难言之隐。第二次，虽然他的领导地位未被恢复，但因他的意见已被采纳，而显得特别乐观。这第三次，使人感到，在他亲切幽默的谈话中，又有一种肩负重任的艰辛之感。

        毛泽东一见到谭政等红1师三位指挥员，立刻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谭政又见到他多年跟随的老上级，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特别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高度地评价了红1师在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绩。他高兴地说：“你们红1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尔后，毛泽东谈到了红1师部队的缩编问题。

        毛泽东谈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后，又问了些红1师部队生活和战士们的思想情况及师政治部政治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送走三位师领导。

        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返回了红1师集结地。

        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能取得长征胜利、革命最后胜利的道理？”

        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尝到了它的甜头，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3团4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

        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在队前作检查。

        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

        回到排里后，排长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

        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3团，对4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

        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态度。

        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4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

        谭政的这一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

        谭政考察1930年8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我红1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排连攻3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7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

        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了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

        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1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与敌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相遇。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加深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

        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

        大会开始了。红1师全体指战员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师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这位演讲的师首长就是谭政。

        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1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16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

        “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

        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烈士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的山冈和村庄，震撼了红1师指战员的心！

        第二天，红1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1师指战员仇恨满胸，枪弹满膛，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

        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

        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敌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

        

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平通过大凉山

        1935年5月23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

        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1军团红1师红1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林木葱笼。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彝民百姓缺衣少吃，贫病交加、文化落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并规定无论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不得开枪。

        先遣队以工兵连为先导，手攀带刺的藤蔓，脚踏厚厚的腐叶，艰难地行进在这阴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来大凉山的天然险阻，已使先遣队步履艰难，加上彝民兄弟误听谣言，把汉族红军与汉族国民党军混为一谈，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搬开溪流里的垫脚石，拆毁山涧上的独木桥，这就更加剧了先遣队的行进困难。

        先遣队工兵连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当他们在一个山谷里穿行时，突然有许多拿着土枪、长矛、弓箭、大刀的彝民蜂拥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工兵连同志向彝民解释，他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时，彝民根本不予理睬。

        彝民开始动手了。他们把通信员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抢走了武器。

        连长王耀南一气之下，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跟着拉开了枪栓。突然，他想起了总部的命令，想起了谭政主任等领导同志亲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声地对战士们命令道：“不准开枪，执行民族政策！”他马上收起了手枪，战士们也立刻把枪收了起来。

        彝民兄弟见战士们收起了枪，就蜂拥上来把工兵连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抢走。工兵连的同志只好光着身体退回到大桥镇，兄弟部队的同志凑了衣服给他们穿上。

        当时红1团第1、2营走在前边，杨得志团长带领3营掩护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在后面。王耀南连长赤着身子回来见到了杨团长，汇报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抢的经过。杨团长说：“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

        王连长回答道：“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讲道理，我看他们是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连长不好意思笑笑说：“我们红1军团的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

        的确，一个红军连队，被不了解红军的彝族兄弟剥光了衣服，“缴了械”，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红军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当王耀南连长见到刘伯承时，又检讨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伯承打断他的话，表扬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后来，刘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语言风俗的工作队员丁伯霖前去联系，请来了彝民首领小叶丹，按照彝民风俗，刘司令员与他同饮鸡血，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部队。同时，由于红军部队又作了广泛动员，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途发放，部队才顺利、和平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并给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叶丹等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上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上午7时。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顺场。

        夏日的朝阳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顺场依然是一派雾气茫茫，如雷灌耳的汹涌涛声，更给这迷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神奇莫测、险恶恐怖之感。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古名涐江，别名叫铜河。它从高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测。两岸的悬崖险滩，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搅成无数漩涡，使人闻声胆寒，触目惊心。

        大渡河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约200米左右，水深约10余米，流速每秒约4米，水中布满礁石，急流咆哮震耳欲聋。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据险扼守。这是中央红军及其红1军团红1师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天险（第一道天险乌江，第二道天险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难渡过的天险。

        集结在安顺场的红1师红1团第1营第2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

        几天前，杨得志团长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色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

        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

        火力部署：令配属红1团的军团炮兵连，将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3个特等射手进入阵地。

        兵力部署：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团长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第1营。

        在谭政多年开展政治工作的红1师，战士们养成了这样的作风：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这次第1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第1营孙营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营长请示杨团长后决定：集中在第2连选派，然后营长批准。

        最初，选定了16人。可是，第2连通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16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见他要求很坚决，便对孙营长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营长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笑了。

        最后确定的17名渡河尖兵，后来成了中共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这17名尖兵是：

        2连连长熊尚林；

        2排排长罗会明；

        3班班长刘长发；

        3班副班长张麦克；

        3班战士张桂成；

        3班战士萧汉尧；

        3班战士王华亭；

        3班战士廖洪山；

        3班战士赖发秋；

        3班战士曾先吉；

        4班班长郭世苍；

        4班副班长张成球；

        4班战士肖桂兰；

        4班战士朱祥云；

        4班战士谢良明；

        4班战士丁流民；

        4班战士陈万清；

        渡河奋勇队以熊尚林为队长，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和其他作业工具。一切准备停当，整装待发。

        这时，杨得志团长对奋勇队作了简短有力的强渡动员。他说：“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中国革命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强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上午7时整，当大渡河畔还雾气弥漫的时候，我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刘伯承看了看怀表，对杨团长发出命令：“开始！”杨团长立即传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

        我登上渡船的17名勇士，在当地熟练船工的摆渡下，在首长、同志们的激励、嘱托下，满怀革命豪情，悄然地离开了南岸的首长和战友，匆匆地向北岸敌人阵地驶去。

        不一会，雾已散尽，对岸的敌人发现了目标，向我渡船开起火来。

        我军立即以更猛烈的炮火向敌人射击。神炮手赵章成用百发百中的炮弹，掀掉了敌人的碉堡，轻重机枪和步枪也一齐向敌人开火。

        渡船迎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在前进着。

        刘伯承、聂荣臻走出了工事，命令吹号，故意暴露大目标，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分散敌人的火力。萧华从司号员手中取过军号，挺起胸膛吹了起来，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了冲锋号。

        渡船迎着汹涌的波涛，越来越驶近对岸，敌人的火力也越来越猛。敌人的炮弹落在船边掀起的巨浪、水柱使小船剧烈地晃荡，敌人的子弹打伤了我一个战士的胳膊，渡船的船帮被打了一个洞，忽而又撞到了一块大礁石上……一切困难，都被我英雄的、用政治工作陶冶出来的红1师勇士克服了。

        渡船离北岸只有五六米了，战士们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抢占北岸渡口。

        敌人更加疯狂地向我渡船射击。对岸小村子里的敌人也向北岸渡口冲去，企图消灭我勇士于岸边。

        赵章成奉命射击，他的两发炮弹准确地在敌群中开了花。第1营机枪排排长、神枪手李得才等同志的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敌人纷纷倒地，残敌四散逃窜。我十七勇士飞身下船，迅速登岸，以手榴弹、冲锋枪消灭了岸边的敌人，占领了敌人的渡口工事，为我军胜利渡河取得了立足点。

        守敌不甘心失败，又拼命地进行反扑，妄图趁我立足未稳、过河人数很少的机会，夺回渡口工事。

        在我南岸炮火的强力掩护下，十七勇士冲向敌群，大刀飞舞，敌人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拼命逃窜。我十七勇士牢固地控制了北岸渡口据点，站稳了脚跟。

        敌韩槐阶营一崩溃，敌第7团余味儒的阵地立即全线动摇，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被我军突破了。

        十七勇士控制敌阵地后，依靠那只小船及以后又找到的两只小船，接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过河。

        孙营长率领机枪射手过了河，进一步巩固了渡口阵地。杨团长率领部队乘第三条船过了河，扩大了北岸渡口阵地纵深。又找到了52个船工，分成4班，昼夜不停地为红军摆渡。靠这3只小船，在这里渡过了红1军团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了。附近群众说：“红军是飞过来的！”蒋介石妄想“叫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破产了，红军胜利了。红1师的红1团为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了一大功！十七勇士的英名永垂史册！在十七勇士的军功章里，谭政的政治工作功不可没！

        

严格的群众纪律赢得了群众的欢迎

        1935年6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

        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1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

        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

        红1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

        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篆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

        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②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

        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粮食危机问题。

        1935年9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

        秋高气爽，红日当空，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

        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

        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粑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

        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地说道：

        当时，觉得藏粑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粑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935年10月19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

        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保安吴起小镇。

        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镇里住着100多户人家，700多人口。

        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未打听到什么情况。

        为此，谭政等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始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

        老人们见状，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

        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地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镇干部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了解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在吴起镇，我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7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

        在政治工作方面，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与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

        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擦拭武器，充实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

        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赶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1师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历时1年，长驱25000里，途经11个省份，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

        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

        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1军团红1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1师的长征，使红1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奇功。

        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像变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

        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结果还是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

        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那块硬物仍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小截木棍，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

        后来，谭政富有风趣地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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