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是一位战将，1907年7月14日出生在湖南嘉禾。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他是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之一：25岁当军长；27岁率领红6军团先遣西征，拉开了万里长征的序幕；29岁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是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都担任过高级将领的将军。

        

先遣西征：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

        红军长征不是一次偶然的军事行动，这从1934年红6军团西征和红7军团北上就可以得到证明。周恩来曾说：“（六军团和七军团）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博古更直接说明，“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

        时年27岁的萧克，已经成为红军第6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他们面临的形势是：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不大；萧克所在的湘赣苏区6月以后也被优势之敌不断压缩。

        7月23日，湘赣省委和军区党委接到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中央还决定：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原军区司令员王震同志，改任红6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萧克同志任红6军团的军团长兼17师师长；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张子意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以任弼时同志为主席，萧克、王震同志为委员的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红6军团长征行动的最高领导机关。

        中革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并没有任何说明，任弼时敏感地对萧克说，中央红军可能要向西，到湖南方面去……红6军团也是到了后来才明白自己的“长征先遣队”作用。

        接到中央电令后，6军团打草鞋，做干粮，并实施了行军、侦察、警戒的教育。地方行政机关也进行精兵简政，充实部队。对留下的地方武装作了坚持根据地的安排。8月7日下午3时，全军约9000人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这次行动，中央军委指示一切都要带走。于是6军团把省保卫局的犯人、医院、兵工厂、石印机、甚至连个老虎钳子都带上了。有个电台发动机很重，也带上走，这种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削弱，行军不灵便，打仗顾虑多，客观上影响了指挥员寻找机会打仗的决心。中央红军三个月后开始长征时并没有吸取教训，受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大搬家”式行军比第6军团还厉害。

        萧克回忆，当时他对这种“搬家”式的行动有不同意见，但一方面感到这是军委指示的，不执行也不好；另一方面大家本来就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家当，包括公家的、私人的，都想搬走。所以他们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没有坚持的勇气，不敢提，听之任之。”结果一路走一路打一路丢，影响了战斗力，东西到最后也差不多丢光了。

        然而，从战略上讲，在萧克等的率领下，红6军团的西征是成功的。他们刚一突围，立即震动了湘桂两省军阀。湖南军阀何键一面急令两个师追击，一面令一个旅和4个保安团拦截，广西军阀也令两个师向北部边境调动。6军团在零陵地区抢渡湘江向西的计划因敌人的调动而不得不改变，他们转而东行到阳明山区，而后又日夜兼程南下进入广西，在广西全县一带一举击溃敌8个团，于9月4日上午，在全县以南的界首西渡湘江。

        敌人靠腿已经追不上，即派飞机侦察轰炸。就在6军团稍做喘息之际，接到中央电令，要求六军团在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9月20日，然后与贺龙领导的红3军联系。电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6军团牵制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

        萧克、任弼时等人胸怀大局，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3省敌军也先后集结防止6军团北进。于是他们夺路南下，紧接着西入贵州。6军团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人难以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贵州是个多山多雨又相对闭塞的省份。6军团进入贵州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熟悉地形，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贵州的老百姓对红军不大了解，听信国民党的宣传。有些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看到6军团纪律好，虽然打消顾虑，但称呼仍然照旧，盛情地说：“你们共匪好！”。

        西征以来，6军团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这使他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走到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他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他们渡过清水河后突破了湘、洼、黔3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人贵阳市东偏北约100公里处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在旧州地区，他们扣留了两个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萧克回忆，“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萧克当时在红军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将领，他对两个传教士有一定的好感，因为传教士帮助了红军。在旧州教堂，6军团意外地找到一张贵州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说不是英文，萧克请薄复礼帮助翻译，薄复礼说是法文，于是两个人你说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萧克想要知道的与贺龙部队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了中文。这张地图对他们后来的军事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红2、6军团进至昆明时，萧克释放了扣留18个月的薄复礼。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走起路来也显得轻松许多，然而，萧克等人并不知道，一个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向他们袭来。

        离开老黄平后，萧克带领部队向东前进，而敌人正在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6军团实施大包围。这一切红六军团并未察觉。直至甘溪一带萧克与敌遭遇，结果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减员严重。52团是全军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损失惨重，18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拄木棍指挥行动。

        一天下午，6军团在石阡至镇远的敌封锁线上，击溃了敌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镇远及北面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萧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倘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住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他们及时控制了这个路口。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而东。这时，南北两面的敌军发现红6军团主力，两面夹击。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第二天天亮，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站在谷口亲自指挥的萧克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回忆说：“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

        1934年10月24日，红6军团跳出3省军阀的包围，历经80余天，转战5000多华里，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2军团会师。从出发时的9000余人锐减到不足4000人。6军团的行动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起到了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这一天，中央红军正式开始长征的第8天。

        

湘西斗争：有力策应中央红军，独撑南方革命局面

        两军会合之初，贺龙所部有4000多人，两军加在一起也只有8000子弟，人少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分析，刚刚退出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苦战，夺路向西转移，2、6军团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

        他们考察周围形势后认为，两军应统一行动，向湘西发展。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有些县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的基础，土地革命时期是2军团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龙在这些地区政治影响很大，人熟地熟，有利于发展；湘西的敌人只有陈渠珍部3个保安团，加上杂牌军总兵力不过两万，战斗力也不强；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目的，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扩大部队。

        然而，当时尚处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下的中央并没有清楚判断局势，做出了2军团留在黔东、6军团向湖南进攻的决定。在紧迫的军事形势下，2、6军团一面继续向中央讲明情况，一面先行统一行动、见机行事，攻占了湖南大庸（今张家界）。

        直到1934年11月中下旬，中央来电原则同意了两军统一行动。军事上，两军团均改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2、6军团名义，贺、任和萧、王分别为2、6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两军团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贺龙、任弼时分别兼湘、川、黔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2、6军团统一行动后，萧克为首的六军团还有另外一大贡献，就是使二军团的政治工作有所加强。由于夏曦在2军团执行“左”的肃反路线，错杀了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干部，2军团以前曾发展到两万人，但到与6军团会合前，只剩下4000多人，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

        夏曦是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他所执行的“左”倾路线完全是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进行的，所以根据中央指示，省委安排他担任省委委员、军委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萧克和王震一方面派干部加强了2军团的政治机关，一方面也缓和了2军团内部的紧张气氛。他们还主动请夏曦到6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的长征路上，夏曦每到一地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做当地开明士绅的统战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1936年2月，他们长征经过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夏在做完一次统战工作返回部队过河时不幸溺水身亡。

        部队在大庸稍加休整，即转向南，因敌凭坚固守，又转向东，包围常德。一周之后，转向北面，攻下慈利县城……在一两个月时间内，红2、6军团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打垮湘西地头蛇陈渠珍和蒋介石派来的独立第34旅，包围湖南第二大城市常德，打乱了蒋介石在湘黔地区追堵中央红军的行动。蒋介石和两湘军阀，令正在追击中央红军的16师和26师北调，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西进。

        这一时期是2、6军团发展最快的时期，军队扩大了一倍。萧克的爱人蹇先佛就是在部队打到慈利时参加红军的。蹇先佛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姐姐先任是湘西第一个女红军；哥哥先为1928年秋参加红军，历任警卫营营长、游击梯队参谋长、特委巡视员等职，1931年不幸牺牲；弟弟先超长征过草地时也牺牲了……

        1935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的口中。中央红军经湘江一役损失五万人后，蒋介石一度对“剿匪”的前景感到十分乐观，但“萧贺匪部”攻城夺地打胜仗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使他不得不多次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100多个团来应付，使得中央红军能够比较从容地开遵义会议，相对从容地北上。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6个纵队，向建立不到3个月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进攻，这是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敌人的战略方针基本上还是堡垒主义。军委在得知湘鄂敌人联合作战的计划后，于2月1日来电，要求“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之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

        萧克等人立即注意到，军委的提法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中央将遵义会议决议摘录电告他们，这时他们才知道有个遵义会议。

        3月，他们在永顺消灭敌人1个团；4月中旬，转到桑植县陈家河消灭敌人1个旅；随即，萧克亲率两个团将驻桑植县的陈耀汉师部和另1个旅也歼灭了。连续的胜利震慑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被成功粉碎。5月，敌人又增加兵力，集中80个团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敌人又从湖北调来3个师，2、6军团决定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在东南对湖南取守势；在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5月起到8月初，3个月内，他们消灭了敌41师师部、师直属队及第121旅和特务营，俘敌中将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消灭了敌85师，击毙敌师长谢彬，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萧克与被俘的敌师长张振汉接触中了解到，张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有军事知识又有作战经验，于是萧克安排张到刚扩建不久的红军学校讲课，并以兼校长的身份亲自与高级班学员听他讲课。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指战员的疑问，有人问，打败仗的人怎么能教打胜仗的？萧克解释说，军事技术没有阶级性，一般战术原则，如行军、组织战斗、协同动作以及利用地形地物等都是军事科学，不管红军白军都要用。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不仅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种专家来搞工业建设，而且还利用旧军官到高级指挥和技术学校当教员。长征时，萧克决定带着张振汉走，到了延安，中央决定放张回去。后来张参加了抗战。我军解放长沙时，张还曾做过有益的工作，建国后任长沙市政协委员和副市长。

        红2、6军团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到1935年10月已经发展到21000多人。中央红军北上后，南方的革命局面主要由2、6军团支撑，他们成为南方革命群众的希望和旗帜。

        

转战贵州：三次尝试建立根据地，从未想过要长征到陕北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1.8万人，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

        两次反“围剿”的胜利，带来的是更多敌人更大规模的“围剿”。敌人组织了130个团，并一改杂牌军各自为战的状态，而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为主，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西北是崇山峻岭，粮食困难。敌人利用山水要隘，建筑有战略作用的碉堡线，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守备，形成重重包围、严密封锁、内外隔绝的战略格局。

        于是萧克等决定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默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并没有想到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长征到陕北。

        长征第一天的晚上，萧克就住在张家界边上一个小村子里。那一天，前卫部队行军120华里，主力行军80华里，宿营之后就休息了。直到1990年，萧克重返湘西，发现张家界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风景区，而当年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好的风景。

        这次撤退，吸取了红6军团的教训，只带一、二天的干粮，行李简化，轻装前进，行动灵活自如。连续几日急行军，向东南猛进到湘中。湘中是富庶的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文化教育也发达。看到这样好的条件，2、6军团打算停下来建立新的根据地。

        6军团政治部发出了夏曦起草的“抗日反蒋”文告，天天开大会宣传。当时国民党报纸上讲：“夏曦、萧克搭台演说……”他们号召凡是要打日本的都欢迎，群众踊跃参军，只7天就扩大了1000人。

        在湘中仅仅停留一个星期左右，敌人从北面分两路压来，战斗并不顺利，敌人的几个纵队靠到一起，围了过来，萧克只能放弃在湘中立脚的想法，继续向西走，进入了湘黔边。为了在湘黔边站稳，6军团反击追敌，但战斗打成了消耗战，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

        根据地虽然丧失，但保存了部队，制止了敌人的步步紧逼，赢得了一定的休息时间。六军团在石阡以南地区稍事休整，即经余庆、瓮安、平越，边战斗边向西走，进至贵阳北60里歼敌两个营。

        敌人见红军南迫贵阳，有北渡乌江之势，急调黔湘两地部队驰援贵阳，郭汝栋和樊高甫纵队转向遵义地区，郝梦龄部沿乌江北岸堵截，将六军团的东、南、北三面堵死，六军团即西渡鸭池河，进入贵州西部的黔西、大定（今为大方）、毕节等地区。

        这时军委也来电报，指示“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暂作根据地”。到黔、大、毕后，萧克率红六军团17师去遵义西的打鼓新场（现为金沙县）游击，钳制贵阳方向敌人向西。这时，敌1个师追来，占了大定。萧克即率部回师大定，仅1个半小时就将敌全部消灭，制止了敌渡鸭池河后向西急追的不利形势。

        战斗结束后，萧克登上将军山，看到这座山脉横跨大定与毕节间10余里，立即决定控制将军山，在山上做工事。萧克和战士们一起严守阵地，几天后，敌人两路攻来，萧克令部队隐蔽在工事内不发出任何声响，待敌人逼近后，手榴弹一甩，一个反冲锋，敌人溃退，一下子就缴到了一百多支步枪，万余发子弹，敌人短时间不敢再来。

        2、6军团在这一地区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在毕节，开明士绅周素园与红军交上了朋友，红军到后，在他家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王震和夏曦马上找他，问过他的经历后，又问他为什么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他说：“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年了。”于是红军请他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时间很短便发展到千余人枪。

        为了在黔、大、毕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请周素园给云南的国民党部队写信，因为他和龙云、孙渡等上层人物都熟识。他把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告知滇军阀，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是不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吗？‘假道灭虢’，史有明鉴”。

        这样一来，滇军阀果然按兵不动，这就使得红2、6军团在毕节地区停留了20天，部队得到休整补充。

        敌4个纵队，共7个师1个旅，很快向毕节地区逼进，红2、6军团于1936年2月中旬撤退，通过滇军孙渡纵队防线，向南直趋滇东，占领云南宣威、贵州盘县，进至南北盘江之间。军委分会决定在这一带展开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活动，这是萧克等在长征中第三次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尝试。

        从乌蒙山地区向南，红2军团到达盘县，红六军团进入宣威。这时，红军总司令部来电，电报署名为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要求2、6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共聚盘县开会，他们原想在此站住脚，在接到两次这样的电报后，经过分析认为，虽然查明来包围滇黔边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还在50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能变化，能否在这地区站住，是未知数；从全国形势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华北逼进，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青年学生，群情激愤，要求抗日。现在总部要北进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可见全国革命大势转向了北方，应坚决执行总部的指示。盘县这次会议，对二、四方面会师甘孜起了决定作用。对尔后三大主力会师陕北，也有重大意义。

        

巧渡金沙江：翻越雪山坚定北上抗日信念

        红2、6军团北上的意图一旦明确，行动就变得果断起来。

        从国民党军的角度来看，阻止红2、6军团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是一个放在首要位置的战略考虑。于是，两军在滇东和昆明附近，展开了一场战略较量。

        从南北盘江北上的路早就被敌人封得水泄不通，红2、6军团制定了一个先向西进然后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一大的军事行动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盘县向西，横越云南中部，到达昆明北面的普渡河，运动距离500华里，这一行动摆脱了追堵敌人的主力。但到普渡河后滇军6个团赶来堵截，6军团与敌展开激战，双方互相攻击均无功而返，将近黄昏，萧克认为当前的敌人不可能很快消灭，就令部队撤下来，南行到2军团指挥部，见到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大家立即商量行动方向。萧克建议，敌人主力在普渡河，昆明只有4个团，兵力不足，红军进到昆明附近，再向西，就把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2、6军团迅速自行退却，从战场后面10余里处转向南面，逼近昆明城北30里处，这一招数大出敌人意外。

        第二阶段是佯攻昆明，实际继续向西。2、6军团利用滇军阀要保住省会昆明的心理，在夜间以小部队佯攻昆明，对滇军阀的心理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使军阀大量守城的部队不敢机动，给红军的运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三阶段是一路势如破竹，直进到金沙江畔之丽江一带，远远把敌人甩在身后，得以从容过江。这一路上除各县民团防守外，没有大敌堵截，后面追击的敌人，被后卫部队和路障迟滞，离红军主力较远。红2、6军团分别从丽江、石鼓、中甸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带着龙云乘飞机在金沙江南的丽江一带上空盘旋，无可奈何。当追击的敌人到达江边时，红军早已经远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李伯钊等率剧团来部队做慰问演出，演了一出戏，叫《破草鞋》，说敌人追到金沙江边只拣了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就收兵了。

        过江之后，红2、6军团面对的“敌人”是气候恶劣的大雪山。总司令部早就来电报提醒，过雪山时要带足衣服、辣椒和酒。二军团为左路纵队，6军团为右路纵队，向雪山进发。正值1936年的4月底，云南的天气很热，有的部队把棉衣、毛衣都丢掉了，上午上山时，在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行走，很多指战员从未见过那么高那么多的树，还有些热。走着走着，地上都是雪了，气温也骤然下降。到达半山腰，每人喝了一碗生姜水或辣椒水，再往上爬，每走一步都需要花很大力气，大大小小的雪坑，和布满积雪的万丈深渊，使人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今天的玉龙雪山有了索道，难行处还有人工修建的阶梯和扶手，雪也少得可怜，早已经找不到当年红军长征时的峥嵘面貌。而在当年，那却是任何一个翻越过它的红军战士都一生难忘的地方。萧克定了条原则，决不能在山上过夜。那天走了十几个小时，上下150华里…

        第6军团于4月30日到达中旬（香格里拉），然后又翻了两座大雪山，进至稻城。这条线路，如今成为一条经典的旅游线路，沿途风景有如梦境，而当时即使是萧克这样有文化的人，也不曾有过一点赏景的心情。

        一天早晨，部队集合在一个广场上，王震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红四方面军就在甘孜城。他们已经派32军到理化来迎接红六军团了。

        6月3日，红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32军在理化会合；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30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2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0军会师；7月2日，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徐向前虽然还在前线，但他指示，“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在沿途张贴热烈欢迎2、6军团的标语，组织少数民族歌舞队载歌载舞夹道欢迎，提前为2、6军团把宿营的房屋打扫得千干净净，烧好开水，还帮助筹集粮食。最难得的是，四方面军上上下下一起动手剪洗羊毛捻线织了几千件毛衣、毛袜，送给远征而来的2、6军团。

        7月5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2、6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从此2、6军团改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时年29岁的萧克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心向中央：走出死亡草地实现三军会师

        为了庆祝两军会师，举办了一个联欢会。时任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会上讲话，他祝贺了2、6军团胜利爬过雪山，紧接着说：我们来到甘孜并不是目的地，我们还要继续北上，要继续北上，全党全军必须团结一致。我们将要穿过人烟稀少的草地，必须准备克服一切困难。第二方面军的同志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事并不知情，他们能听出朱总司令讲话的弦外音。

        萧克等与朱德聊天时，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谈到张国焘，朱总司令还说，张搞分裂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云云。

        此时，第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二方面军经过远征实力大减，然而，萧克在内的二方面军的领导人，对中央的向往十分坚定，从某种意义上，当时二方面军坚决北上，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态度决定了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

        不久，二、四方面军接中央来电，甘南敌人兵力空虚，要乘此时机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创建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上了。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哈达铺地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

        第二方面军利用在甘孜驻留的一周时间，从思想和物质上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萧克等领导人讲明过草地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每个连队都对战土的行装和各班所必须携带的东西进行了详细检查。每人除了武装、干粮、衣服、草鞋、被子外，还要背几斤干柴，带一个水壶或竹筒子，全身负重有五、六十斤。

        全军分成两路纵队进发。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还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进入草地，只见到处弥漫着腾腾雾气，脚下是腐烂的黑草，行军数天也难得碰上一个人。草原海拔较高，气候多变，风雪雨雹说来就来。最初几天，行军比较顺利，时间一长，战土们吃不饱，睡不好，并逐渐断粮，只能以野菜为食。

        草地行军，也并非没有敌情顾虑。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的骑兵部队。有一天萧克到总司令部开会，总部的领导人指出要有敌情观念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教二方面军打骑兵的战术。刘伯承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萧克第一次直接听刘伯承传授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刘伯承的学识素养给萧克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事先的准备，路遇几次小股骑兵土匪的袭扰，并没有什么损失。

        为了维持部队的生存，领导动员全体同志严格节约粮食，互相调剂，互相帮助，把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以人定量。后来，粮食和野菜也无法保证了，部队只得把牛羊骨头、牛皮、皮带和草鞋上的皮条也拿来煮熟吃了。掉队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过了阿坝之后，草地更加难行，黄绿色的污水一看便知有毒，如果脚上有伤而浸水，则会溃烂，重的还可能导致死亡。萧克在内的红军领导人与红军战士一起经受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生死考验，他们向部队提出了“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在1936年9月1日走出草地，到达了哈达铺。

        这时，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蒋介石调兵遣将阻止红军会合。中革军委于9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继续向东向北；二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

        萧克回忆，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错过战机，中革军委的战略意图未能实现。中革军委于9月18日提出了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的作战方案，这时，萧克因肠胃炎在后方休息。一日，萧克接到朱德总司令电话，叫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赶到后，总司令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31军军长王树声病了，你到31军去当军长，打胡宗南。”萧克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参加红军以来，他一直以服从中央、服从命令为天职，始终胸怀大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萧克到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报到，张国焘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指挥四方面军的行动，与朱德的意见经常相左，部队拉来拉去耽搁了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等部靠拢了，萧克这个军长，也因部队行动的辗转变化，直到10月20日才赶到31军军部任职。

        就在这个过程中，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也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主力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师，至此，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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