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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红色大本营·井冈山理智的抉择

理智的抉择

        按照毛泽东和袁文才代表的约定,工农革命军先要到宁冈古城。到那里才能最后决定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

        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了三湾,前往宁冈古城。古城离三湾并不远,只有30里地;加之部队经过改编和休整,指战员们精神振奋,因此,中午时分,部队顺利到达了古城。

        古城是一个一边傍山,一边临河的小集镇,住着百余户人家。这里旧称升乡,因曾经是宁冈县古县城所在地而得名古城。

        部队到达古城,在龙超清、陈慕平等安排下,很快安顿下来,团部就设在了村中央的联奎书院,毛泽东则住在书院的后厢房。

        卫生队也被安排在联奎书院。

        伤病员的安置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带过兵的人都知道,能否妥善地安置好伤病员,直接影响部队的士气。秋收起义以来,伤病员不断增加,而由于部队一直处于流动状态,伤病员只能随军行动,这既不能使伤病员有稳定的治疗环境,又牵扯了部队较多的人力和精力。为了加强对伤病员的工作,三湾整编时,毛泽东特意派何长工担任了卫生队的党代表。

        何长工,原名何坤,湖南省华容县人,曾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在华容县从事农民运动和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之后,化名何长工进入武汉警卫团当兵,直至随部队参加秋收起义。

        在联奎书院,毛泽东见到满处的伤病员,不由得找到何长工了解情况:“伤员的情绪怎么样?”

        何长工如实回答:“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很多的伤病员对前途表示担心,有的人怕长此下去会拖累了部队,也有的情绪不稳,骂骂咧咧,说是不给他们治疗,就抬着他们往山里钻,还不如一枪打死算了。”

        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

        部队确实需要有一个落脚点啦!仅从安置伤病员这一点上来说,这都是刻不容缓的事。

        毛泽东觉得,工农革命军经过了三湾改编,现在又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时非常有必要认真地总结一下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和研究工农革命军的落脚点等重大问题,统一对王佐、袁文才等当地绿林武装的认识。

        因此,毛泽东决定开一次前委会,而且是一个扩大的前委会。

        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主持开过两次前委会,一次是在浏阳县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作出了退兵的决定;一次是在永新县的三湾村,作出了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决定。两次前委会都是在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现在,部队到了井冈山下,是上山找一个落脚点,还是继续走下去,或者到广东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这都需要作出选择。于是,毛泽东又想到了要开一个前委会。

        部队抵达古城的当天晚上,前委会就在联奎书院的文昌阁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毛泽东、余洒度、余贲民、陈皓、何挺颖、宛希先、熊寿祺,以及营以上干部,共计40多人。与前两次前委会有所不同的是,因为三湾改编新任命了一批营连干部,使一些基层党员骨干取代了原来的旧军官出席会议;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谢汉昌、萧子南,以及袁文才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40多个人将文昌阁那间不大的厅堂挤得满满的。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在简要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之后,对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我们的暴动是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发动的,虽然在军事上我们出师不利,但我们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我们用行动向国民党反动派表明:共产党人是赶不尽、杀不绝的!当然,暴动以来,我们有几个仗没打好,主要是把兵力分散了。现在总结起来,当时不应该将3个团分散开来,一个团打一个县,而是应该南北配合起来,将3个团集中到修水、铜鼓之间攻打浏阳就好了。”

        听的人连连点头。

        毛泽东接着详细地分析了起义以来在军事上的得与失,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然后说:“秋收暴动虽然受到了一点挫折,军事上失利了,但我们也不应该悲观。因为从战略上来看,我们并没有失败,我们毕竟没有被消灭、被打散,而是将这支队伍保存下来了,这是很大的胜利。我们要鼓足信心,放下担子,轻装上阵,建立后方。”

        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与会的许多人折服。不过,对毛泽东最后提到关于“建立后方”的话,却不怎么明白。

        关于建立后方的想法,毛泽东在会前就同龙超清交谈过。他对龙超清说,要在茅坪设立一个后方,把卫生队放在那里,要安下家来。这样,部队才好轻装上阵,准备军事行动,开展游击战争。

        龙超清当然乐意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安家。

        这时,毛泽东向与会的同志介绍了龙超清,并请龙超清谈谈宁冈及湘赣边界的情况。

        于是,龙超清详细地介绍宁冈的基本情况。

        位于湘赣边界的宁冈县,属江西省,地处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基本上属于山区,高山和丘陵面积占了全县总面积的90%以上,境内山峦叠嶂,连绵不断,千峰万壑,地势险要;群山之中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加上属亚热带湿润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和,无霜期长,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而盛产粮油,古县志上记载可“一年耕而三年食”;在莽莽的山岭之中,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漫山遍野的林木将群山遮蔽得严严实实。这些,都为屯兵安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龙超清特别提到了大家都还不熟悉的一座山:“在县的南面,离这儿不远就有座井冈山,地跨湘赣两省,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山路崎岖,易守难攻,实在是一个好去处。”

        而更为有利的条件是,这里同样受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的洗礼,有着较为坚实的革命基础。

        龙超清这样说道:“我们这里虽然属于边远地区,但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也成立了农会、工会、妇委会等革命组织,开展了工农革命运动。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仅袁文才的部队就有60多支枪。宁冈的土、客籍革命群众曾联合起来击毙和赶走了三个来宁冈执政的反动县长,并一度夺取过全县的政权。”

        龙超清的介绍,使与会者对这片原本还比较陌生的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开始对在这里安家表示出了一些兴趣。

        而毛泽东早已有之的“上山”思想,此时已逐渐明朗和具体,他的目标已经明确,那就是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现在的问题是要使自己的认识变为各级指挥员的认识,并通过他们变为全军的认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果然,有人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其中就有仍挂着师长头衔的余洒度。

        自毛泽东在浏阳上坪果断作出放弃会攻长沙的决定之后,余洒度就一直心怀不满,他总是打着执行中央决定的旗号,竭力主张进攻。当他的意见在前委会上一次次被否决后,他虽然在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却牢骚满腹,消极怠工。

        记得在从莲花往永新的行军途中,部队在走了一天后准备宿营,毛泽东见天色尚不黑,为安全起见,遂提议再走10里方才宿营。余洒度对此耿耿于怀,以后一有机会就嘟囔道:“我当什么师长,连10里路的指挥权都没有。”

        现在,当部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退再退,眼瞅着就要钻进深山里安家时,余洒度按捺不住啦,他振振有辞地说:“武装暴动,进攻长沙,是党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我们不是组织力量进行反攻,而是一味地退却。而且越退越离谱了,要退到山里边安营扎寨,去做什么‘山大王’。难道呆在这山沟沟里,就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余洒度的话,的确说出了一些人心中的疑惑。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不就是通过城市暴动而成功的吗?我们到山沟沟里去,岂不是与列宁的做法相违背?这么做,真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能夺取政权吗?

        对余洒度的指责,毛泽东并不怎么在意,因为这一段日子里,余洒度就一直是这么一种态度。但是,为了消除一些同志对上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所心存的疑虑,毛泽东耐心地讲述道理:“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处在革命低潮时期,敌强我弱。所谓敌强,是说敌人占据统治地位,控制着大中城市,他们在城市中强。但中国很大,在反动派势力顾及不到的地方,在边远的农村,他们的力量就弱。我们避开强敌,在敌人力量弱小的农村去,就能求生存、求发展,最后打败强敌,夺取胜利。

        “有108位好汉,依托着水泊梁山,竟令官军无可奈何。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就从未能将‘山大王’剿灭干净过。那么,为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就是当当红色的‘山大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罗霄山脉中段山势雄伟,可进可退,易于藏兵,有回旋余地,一方面,它远离南昌、长沙、武汉等大城市,是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地方,便于我们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能影响湘、赣两省,甚至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最后,除少数人之外,终于统一了意见,作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抉择。

        这是一次明智的选择。许多年之后,当共产党已经夺取并掌握了全国的政权时,一些当年曾处于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事人,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何长工如是说:“从三湾改编到古城会议,解决了军队建设和建立根据地的一些重大问题。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点燃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当然,毛泽东是选择了上井冈山安家。但能否上井冈山,还得看袁文才允许不允许。

        此时,袁文才的态度还不得而知,袁文才的代表却流露出了谢客之意:我们可以接济贵军一些给养,敬请“另择高山”。

        毛泽东当即又向袁文才的代表晓以大义,陈述利弊。加上龙超清等人帮忙做工作,才说服袁文才的代表改变了主意。

        统一了内部的认识,又说服了袁文才的代表,毛泽东仍不放心,他告诉龙超清:“我明天就想见袁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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