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上旬，中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湖南军委特派员周鲁来到了宁冈砻市。

        当时，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不久，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局面正逐步打开；加之秋收起义以来，前委就和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已经有半年时间没有得到过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了。因此，来了一个上级党委的特派员，毛泽东和前委的同志自然是十分高兴。

        然而，周鲁这位“钦差大臣”却对根据地开创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横加指责。

        他不仅批评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而且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还有更令毛泽东本人和前委全体同志吃惊的事。

        周鲁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为师委，由何挺颖任书记。师委只负责领导军队工作，地方工作则由地方党委负责。

        周鲁还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并说这是中共中央作出的决定，他是看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才知道的。原因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的，是“单纯的军事投机”。既然被开除了党籍，毛泽东就不再是中共党员。于是，周鲁给毛泽东安了一个新的职务：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工农革命军的干部闻知后，先是吃惊，后是不服，他们中有一些人甚至还要去找周鲁“讨个说法”。

        然而，周鲁毕竟是上级党委派来的代表，传达的是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在那种信息传递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即便传达的精神有错，也是既难以核实，又难以纠正。

        毛泽东不得不接受和面对这一“残酷”的决定。

        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了党外“民主人士”，他心情的沉重可想而知。

        将近三十年后的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了这一段难忘的往事及当时的心情：“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一段相当困惑和困难的时期。

        当时曾在前委工作的谭政回忆道：“尽管周鲁传达的意见是错误的，可是当时怎么办啊！毛泽东是党员，他敢反中央吗？这是一个纪律问题。……公开反不可能，作斗争也难办。”

        毛泽东只好去当师长。何长工曾回忆了毛泽东当师长后对部队说的一段话：“他说：‘军旅之事，未知学也，我不是个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合成个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们有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是党的骨干，在斗争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大家来当个参谋吧！’”

        好在毛泽东威信高，无论是当前委书记还是当师长，部队都听他的指挥，即使是担任师委书记的何挺颖，凡事都还是向毛泽东汇报，使毛泽东始终处于领导地位。

        就在毛泽东担任师长期间，部队奉命往湘南出击。

        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心情虽然不好，但他并没有失却共产党员的意识，也没有放弃领导者的责任。

        当部队行至酃县中村休整待命时，毛泽东和何挺颖商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何挺颖力主由毛泽东来授课。

        于是，在中村小铺头旁边的八担丘板田里，毛泽东支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讲课堂。

        教育是采取轮流听课、轮流讨论的方法进行的。不少老同志对当时听毛泽东讲课都有深刻的印象。

        陈士榘曾回忆道：“记得毛委员坐在一条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小条桌。我们坐在禾蔸上。南方的春天是来得早的，这天又是个大晴天，春天的太阳使我们感到特别亲切和温暖。集合当时所有的部队讲政治课，讲的题目，记得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陈伯钧回忆说：“讲课时，毛泽东同志找来一块小黑板，一边讲，一边写。讲课的题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农运动的兴起。毛委员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性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意义，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和错误路线，使全体战士在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革命形势，提高了战斗勇气，坚定了革命信心。”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失去了党员身份的情况下，仍坚持不懈地做着党的工作。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4月上旬，毛泽东奉命率部转战湘南，在湘南特委处看到了中央的有关文件，方知周鲁误传了中央的决定，中央并没有开除毛泽东的党籍，而只是开除了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周鲁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原来，在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上，对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未执行中央决策进行了狠狠的批评。会议作出的《政治纪律决议案》，宣布了对毛泽东的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个决议案对毛泽东的处分很明确，即撤销省委委员资格和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特派员周鲁也许看到了这个决议案，但因为他前往井冈山时不便携带中央文件，他的传达就全凭记忆。偏偏他的记忆就发生了问题，从而导致了“开除”毛泽东党籍的严重错误。

        事情弄清楚了，毛泽东的党籍当即就得到了恢复。毛泽东这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周鲁搞错了对毛泽东的处分，但中央和湖南省委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一点，周鲁却并没弄错。

        毛泽东当时引兵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党内许多同志并不理解，“左”倾盲动主义统治的中央和湖南省委更是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这么一段回忆：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跑出一个政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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