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的军队，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

        无产阶级性质的军队，其人员的主要成分却是农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特色。

        湘赣边界的工农红军，就已呈现了这一特色。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了湘赣边界红军的成分：“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

        组成边界红军的六个部分，有三个部分的人员属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另外三个部分的人员，无论是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前国民革命军战士，还是被红军俘获的湘赣两省军阀部队的士兵，其中不少的人在穿上军装之前，也是农民出身。不难看出，除了极少数像水口山工人这样的无产阶级，以及为数不多的职业军人之外，湘赣边界工农红军的基本成分，就是农民。

        农民是红军的基本成分，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建设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这是前人从未遇到的新课题。

        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旧式农民毕竟是带有许多落后性的小生产者，在中国古代，靠号召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财产、土地“均贫富”式的动员，也能发动规模宏大的农民战争，建立起人数众多的农民起义军。但由于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和思想的领导，这种旧式农民战争只能“破”不能“立”，最终不过是无果之花。农民军的军制也是依照封建王朝军队的旧制，其斗争方向也必然要回复到改朝换代的老路上去。

        共产党人不同于黄巢、李自成，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区别于赤眉军和太平军，因为他在建军中注入了先进阶级的领导和革命的民主主义，并成功地创造了一整套养兵、训兵、带兵、用兵的全新方式。

        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党代表制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在各级红军中设立党代表制，是红军初创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党代表的设立，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中的贯彻执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红军实行三大任务、执行革命纪律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作了充分的肯定：“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四军不仅设立了各级党代表制，而且专门制定了一个《党代表工作大纲》，分为“军队方面”、“民众方面”、“党的方面”、“作报告”、“民众的调查”5个部分，对党代表的任务、职责、工作方法均作了明确详尽的规定。

        关于工农红军建设的这份重要文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失传了，直到早些年才在湖南省安化县档案馆发现了它。这份极为珍贵的史料，是1928年7月红四军在郴州对敌作战失败时丢失的，被国民党第十六军政治部获取，刊载在其内部通报上，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一）它规定了党代表的任务。“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队的工作，所以对于党的主义及政策，应该随时使士兵了解”，必须确保在红军中及红色区域贯彻执行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其任务有两项：（1）注意士兵教育和管理；（2）作战时的工作。

        （二）它规定了党代表的工作职责。党代表应担负军队、民众、党务、报告、调查5个方面的工作。《大纲》对每项工作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从而使党代表在工作中既有章可循，又职责分明，体现了党代表制度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三）它规定了党代表的工作方法。党代表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两方面，即作报告和从事民众调查。党代表要实行报告制度，“注意民间调查和官兵调查”。为此专门开列了调查及报告的详细项目。

        （四）它对党代表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党代表应为各同志模范，并使各同志和非同志在本党政策之下都积极工作”；“党代表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均需站在党的观点上”；“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和团为群众核心”。要求党代表必须是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而不是光耍嘴皮子的“政工人员”。

        井冈山时期制定的这份《党代表工作大纲》，是人民军队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它提出和规定的各项基本精神，不仅对当时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做好工作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人民军队建设和党的建设也具有长远的借鉴意义。

        红四军的各级党代表们按照大纲的要求严格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成为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模范。当年曾是三十一团三营九连党代表的罗荣桓就是这样的典范。他“从当连党代表开始便坚持了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冲锋时，他和陈（伯钧）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是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宿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夹被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可战士病了，他却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要吩咐伙房做香喷喷的病号饭……”

        正是由于有了一批像罗荣桓那样严格执行《党代表工作大纲》的党代表们，从而使大部分来自雇佣军队的红军士兵“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战”。

        难怪国党军队在缴获这份《党代表工作大纲》时，不由得发出了“红军党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众，敌人组织如此，吾人应加猛醒”的惊呼！

        红军内部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训练。这项工作由各级党代表按照《党代表工作大纲》的规定组织实施。同时，也举办一些不定期的训练班，培养政治干部，提高受训人员的政治工作水平。

        据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记载，红四军的政治训练，主要有七种方式：

        1.讲演。由党代表或军事首长向全体战士讲话，进行生活批评，或作政治报告和工农运动概况报告。

        2.讲课。军队如有三日以上的休息，则由党代表每日向部队上一小时的政治课。每月讲授的课程均有计划，有大纲，内容连贯，使红军战士能学到系统的政治常识。

        3.早晚点名讲话和呼口号。内容是对当日士兵生活的批评，对次日行动的简短动员和布置。

        4.每次作战或进行群众工作以后，组织部队总结工作经验教训，使红军受到生动实际的教育。

        5.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政治内容，使士兵从中受到教育。

        6.组织红军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联欢会，使战士得到政治教育。

        7.在士兵委员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开展对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对工作的批评。

        毛泽东说：“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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