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跃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使根据地再一次呈现出发展的契机。
与此同时,湘赣两省的敌人则在酝酿着规模更大的“会剿”,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空前的危机。
契机,危机,又一次生死存亡的较量!
敌人拉开了一举摧毁井冈山根据地的架势。
自1928年8月下旬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二次“会剿”破产后,湘赣两省的敌军就在酝酿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一时间,又是相互磋商,又是调兵遣将,闹得沸沸扬扬,但终因各怀鬼胎,锣齐鼓不齐,而迟迟未能采取一致行动。
就在湘赣两省国民党政府大唱“会剿”高调之时,却传来了彭德怀的红五军上了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的消息,这实在是太倒面子啦!蒋介石一气之下,撤换了朱培德,而委任湖南省府主席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统帅湘赣两省军队,迅速出师“会剿”。
何键是个反共老手,虽然他知道与朱毛红军打交道,并非易事;但蒋介石把他摆在朱培德之上,又使他有些受宠若惊。在赣方的多次“敦促”之下,他顺水推舟,着手组建总部。
1929年1月1日,湘赣“会剿”总部在江西萍乡成立,何键走马上任。
几经策划,湘赣两省共调集了6个旅18个团参加“会剿”,在井冈山的周围,分五路进行部署:第一路为分别驻遂川和赣州的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以李文彬为司令;第二路是驻扎在泰和、永新一线的张兴仁的第三十五旅、周浑元的第三十四旅,以张兴仁为司令;第三路为驻莲花的湘军王捷俊部3个团,以王捷俊为司令;第四路为驻湖南酃县、茶陵的吴尚部一个旅,以吴尚为司令;第五路为驻湖南桂东的刘建绪部,以刘建绪为司令。何键命令各路部队在1月10日前必须进入指定位置,完成进攻部署。他企图以层层包围,步步进逼,最后合击的战术,挤压红军,消灭红军。
红军不得不认真谋划破敌良策。
1月4日,在宁冈县柏路村横店召开了前委、特委、红四、五军军委、各县县委、团特委的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井冈山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出席,毛泽东主持会议。
会议议程有三:(1)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2)通过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3)研究如何迎战强敌的“会剿”。
前两项议程比较简单,而在第三个议程即讨论迎战方案时,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据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鄂赣去;有的主张到湘南去;也有的主张到赣南去。
各种意见,莫衷一是。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且敌人来势汹汹,表现出下了极大的决心,加上冬季寒冷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
毛泽东称这是“围魏救赵”的策略。
与会者停止了争论,大家都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
于是,会议作出了决定:红四军和红五军进行混合编制,五军三纵队编为四军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红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红三十团党代表。红四军的主力由毛泽东、朱德等率领向赣南方向出击,吸引敌人,然后伺机从敌后打回来;留守根据地的重任交给了彭德怀,由他率领红三十团和红三十二团承担。
柏路会议共开了4天,于1月7日结束。
会后,出击赣南的,留守井冈的,紧急行动,一副临战状态。
边界特委进行了改组,以邓乾元为书记,邓乾元、滕代远、陈正人、宛希先、朱昌偕5人为常委,为的是适应战事的需要。
组建边界赤卫总队,由鄢辉任总队长、刘作述任党代表,统一指挥永新、宁冈、莲花、茶陵4县的地方赤卫队、暴动队,重点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以配合红五军保卫井冈山根据地。
在调袁文才任红四军参谋长、宁冈县委宣传部长刘辉霄任前委秘书长,并随红四军出征的同时,也从红四军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充实留守部队的领导力量,其中张子清任红五军参谋长,陈伯钧、陈毅安为红五军参谋,何长工任宁冈中心县委书记兼三十二团党代表。
井冈山上,迎战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井冈山下,何键指挥的五路大军按部就班加紧合围。较量就在眼前!
毛泽东决定先发制人。未待敌人发动进攻,毛泽东、朱德就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于1月14日离开井冈山朝赣南出击。
这一天,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在井冈山的中心茨坪,留守的部队和附近的群众,冒雪为下山的部队送行。拉手告别的,互相勉励的,塞鸡蛋、送布鞋的,到处是诉不尽的衷肠,到处是割不断的恋情。
谁也没有想到这是向战斗了一年多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最后告别,他们都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
抱着这种信念,红四军的将士踏上了征程。
红四军的突然下山,令何键大吃一惊,他连忙命令已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十五旅,全力追击红四军。
一下子牵动了准备进攻井冈山的数旅敌军,这正是红四军跳到外线作战的目的。因此,敌军的围追,并未能阻挡红四军前进的决心。红四军采取盘旋式的“打圈子”战术,避强击弱,很快跳出敌军的包围圈,1月22日,红四军突然兵逼大余县城。
这一着令敌军吓一大跳,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慌忙围了过来。于是,敌我双方在大余城展开激战。这是一场恶仗,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部队伤亡较大,而且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独立营营长张威等两位优秀指挥员。
好不容易突出重围的红四军只得折向“三南”(即全南、龙南、定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朱德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缓冲的机会,使红军可以腾出手来开展群众工作,为建立根据地打基础。然而,敌人没给红军这样的机会,他们咬住不放,使红四军经常处于被围困的境地,还屡屡历险:一次,军部几位领导被敌围困,陈毅被抓,幸亏未被认出,他击倒了两个敌兵后,才得以脱逃;在一次战斗中,朱德的妻子、红四军妇运科科长伍若兰受伤被俘,受尽折磨,始终坚贞不屈,最后惨死于赣州城下。随后,敌人又将其头颅悬挂在长沙小吴门的城头上示众。朱德为失去心爱的伴侣悲伤不已,他一生钟爱兰花,喜欢栽种兰花,大概是以此来表达他对亡妻的一种思念吧。
甩不掉围追的敌人,使红四军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为扭转局面,摆脱困境,毛泽东、朱德决定找机会狠狠地教训一下敌人。
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红四军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
当时,部队来到了瑞金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部仍紧追不舍。毛泽东、朱德见大柏地的地形可以利用,遂决定部队就地设伏,打一打敌军的嚣张气焰。
要教训这些日子追着自己打的敌人,红军战士无不奋勇当先。当敌军进入伏击圈后,红军就发动了凌厉的攻势。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终于将被围的敌人全部歼灭。
这一仗,歼敌1500余人,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红四军取得了离开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的首次大捷。
尾追的敌人闻之丧胆,再不敢贸然追击;赣南的群众闻之扬眉,对红军有了信心。红四军开始在赣南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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