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午，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

        吴起镇是一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镇。傍洛河，属保安县境。据说，它的得名是为纪念战国时期魏国名将吴起的缘故。

        中央红军到来时，吴起已是陕北根据地的大门了。虽然地方有点荒凉破败，但这里的人们具备苏区人所具有的警惕性。见来了部队，除留下几位不怕事的老人当线人外，其余的都躲进了山沟。

        战士们疑惑不解。从墙上写着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口号看，这里是陕北根据地的地盘。但怎么苏区百姓会怕红军呢？

        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是语言不通的误会，当地老百姓将“红军”听成了“奉军”。

        误会解除后，老人们很快找来了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找回了群众。

        傍晚，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苏区人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迎进了家门。并安排他们住进了镇东北半山坡上的新窑院里。

        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红军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找到了自己的家……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用“太穷”两个字描绘了这个家的家境。

        李德的《中国纪事》对此的笔录稍详细一些：

        “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惟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受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和一点酸菜。只有相当干燥的大陆性气候令人有舒服之感，尽管气候变化很大，而且偶然还有从戈壁滩吹来的风沙，但这种气候对人的健康还比较适宜。不过，这里的居民多数患有结膜炎和皮肤病，甚至有时也流行天花和从蒙古蔓延过来的羊瘟。

        “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12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50万人口。”

        生存的危机是红军到“家”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国民党的报纸幸灾乐祸，他们认为在这里红军没有衣食，甚至没有补充队伍的男人。用他们的话说：“从四川到中国西北的长征无异是一个走向死亡的长征。”

        红军队伍中也有人在动摇。

        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悲观。他曾正式写信要求中央批准他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他，聂荣臻也对他进行过耐心的劝说。在回忆录中，聂荣臻这样写道：“我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

        林彪的情绪，直到打完直罗镇战役以后才稍稍高涨些。

        除了“贫”，这个家还有两件更令人不安的事情：一是被敌所“扰”，二是为“左”所“困”。

        “贫”是有目共睹，“扰”和“困”则只有高一级的领导人才心中有数。

        紧急的调查了解情况之后，毛泽东很快画出了党中央给他和他的战友的工作的思路图：

        党中央目前任务——“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

        工作策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具体分工——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领一路，负责军事。率部队迅速南下，与正在与敌作战的徐海东红十五军团会合，共同解救陕北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为另一路，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先行赴瓦窑堡，从“左”倾主义者手中解救刘志丹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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