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感到震惊。

        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

        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点名批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行为，将此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对统一战线工作有着丰富经验的毛泽东，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洛川会议上，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全党务必保持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

        到11月，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形势严峻。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及时提出要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同时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搞清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阶级警觉性。

        毛泽东话音刚落，刚回国10天的王明在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就把他那些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都否定了。

        更让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是延安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变化。

        由于看风使舵的王明在1935年初以来，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跟着做了不少关于统一战线政策宣传工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问题，王明的一些文章还曾是中共中央研究参照的重要文件。这是王明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段经历，也是毛泽东将他比喻为“神仙”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时，王明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延安，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招牌来传达指示，并引经据典，讲得颇具煽动性，而且其中的“抗日高于一切”的口号也不算错，如真能实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对于此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一件好事。

        如此，延安的多数领导人纷纷检讨过去不够策略的做法，甚至提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认为王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好”。

        张闻天甚至表态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是要负责的。

        王明带回的是莫斯科方面的意见，毛泽东自然不能明确抵制。对于统一战线，他表示“目前是和为贵”。但他从战争的持久性和保存军队的角度，强调了接受蒋介石统一指挥的相对性问题，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必要性问题。

        后来，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李维汉回忆录也作了证明：王明回国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于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率中共代表团前往武汉，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对时局宣言，极力向蒋介石表示合作的诚意，却遭到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冷遇。

        毛泽东曾形象地描述说，王明这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党的领导人渐渐地有些觉悟。

        1938年的3月政治局会议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主张给前线领导人发指示。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针对王明的“七统一”指出：“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括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情况而定，但不能束缚自己的手脚。

        因此，在王明回国后，右倾投降主义虽一定程度影响了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等，干扰了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影响了新四军的迅速发展壮大，但八路军敌后游击战在毛泽东正确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滚雪球般地扩大了，由出师时32万人发展到15万多人，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域也扩大了。这说明毛泽东的方针是正确的。

        但是，党的领导层出现了两个声音，引起了许多人的不安，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共的对敌斗争，毛泽东认为不能任由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但解铃还需系铃人，王明是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现的，党内许多同志还迷信国际，要消除王明的不良影响，自己必须取得共产国际支持，至少使共产国际全面了解延安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

        12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特意指示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及决定事项及时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表示对共产国际的尊重。

        3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派遣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党内的情况和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任到达莫斯科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斗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同时又做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听了汇报后，肯定了中共抗战以来的策略和方针，并作了指示：“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不久，王稼祥要回国。季米特洛夫请王稼祥转告中共全体党员，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

        而且还请他转告王明，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在王稼祥临走时，季米特洛夫特别嘱咐：“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

        9月，回国的王稼祥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这些精神。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同时，人们从八路军、新四军的不同发展情况中逐渐认识到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因此，在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的错误主张遭到了全面批判。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坚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错误的。“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对策。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就抗日战争的全体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际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此，由王明回国带来的混乱局面结束，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始全面指导华北、华中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广阔的敌后战场大显神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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