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出个报纸，办个学校，都是组织和增大抗日力量的好办法，现在有觉悟的人还不够，共产党员不够，要燃起全国的烽火，光有全国人民做干柴还不够，还要有火与助火的风，而火与助火的风，都需要我们来制造。办报纸，总还不如人好，要把人散到各处才好。

        所以办个学校是联络全国最要紧的东西，可以生新游击队，又教育人，而且会扩大。

        为了制造这抗日的火与助火的风，中共中央在延安办起了抗日军政大学。在1938年至1939年间，毛泽东一共在抗大作过25次讲演，由此可见他对抗大的重视。

        八路军各部也在各根据地办起了游击训练班，轮训干部。

        如刘伯承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在海拔2000米的“太行屋脊”辽县开办游击训练班，把学员按部队和地方分成两大部分，各有侧重授课。

        部队干部侧重学习如何分散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群众工作和协助地方政权工作；地方干部则着重学习如何组织自卫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配合正规军、游击队打击日寇，还有组织支前工作等等。

        在第一期游击训练班的开学曲礼上，刘伯承师长亲自作动员报告，宣传党的游击战争思想。

        他针对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情况，以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事例说明了游击战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他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在华北，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对这句话，我们的一些同志还不怎么理解。他们只想在一处打仗，而不愿意跑路。有人说：

        ‘游击战，脚板走出油，运动战，小米大米啖。’还有人说：‘天天讲打鬼子，为什么打了一下就把队伍拉走了？’上面这些说法是不对的。我从敌方那里介绍两个故事给你们听。日军有个叫伊藤的少将说：八路军‘行踪飘忽，出没无常，我前进则彼逃散，我停止则彼出现’，‘在广大之中国，到处流窜，不能使其作城下之盟’。大家就此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不‘出没无常’，‘到处流窜’，舍不得花力气跑路，而跟鬼子去订‘城下之盟’，那又将是怎样一种结局？

        “另一个故事是：我们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一封日军士兵的家信。他在信上画了一个圆圈，又画了一个小人站在圆圈的中央。小人代表他自己，而圆圈则代表游击战争。他很想回家，但已被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所包围，走不回去，只好在圆圈中煎熬……”

        在刘伯承上的第一课，谈笑风生中学员们领会了游击战争的妙处。

        高明的军事家最善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刘伯承结合一二九师奇袭阳明堡机场、七亘村伏击战等实战经验和教训，总结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和方法，编成训练班的教材，把打游击战的“妙方”传授给学员。

        训练班边办边总结，越办越成熟。每期集训时间多则一月，少则半月。

        通过集训，许多不愿打游击战的学员成了打游击战的请战者。

        学完一批，派下去一批；再集训一批，再派下去……太行屋脊成了游击骨干的集散地。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撒种子”、“滚雪球”。通过这个公式，游击战的种子撒遍了整个太行山、整个华北，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则像一个不断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不仅如此，共产党还要把这种做法扩大到抗日的同盟者国民党中去。

        作为抗日正面战场的主力军国民党军队，其首脑人物受共产党影响对游击战也有点认识。

        37年11月，蒋介石说：“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时体面，两者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各地疲于奔命也。”

        但是，此时蒋介石对游击战的认识谈不上深刻，正规战对国民党军队来说更得心应手，而且各战区也缺乏游击干部发动游击战。等到武汉失陷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他们发现中共在敌后猛力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气焰嚣张的日军，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根据地，开创了一片抗日的新天地，才开始对游击战刮目相看。

        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南岳衡山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抗战的经验，提出第二期抗战必须是“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仿效中共的做法，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他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到南岳帮助办班。

        中共早就有国共合作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想法，希望通过办训练班宣传游击战略方针，扩大中共的影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夕，朱德飞抵武汉面见蒋介石，正式提出国共合作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11月8日，周恩来等到南岳见蒋介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现在，蒋介石允诺，并邀请中共干部去讲授游击战，毛泽东马上同意，说：“蒋委员长给我们一个讲坛，这是好事嘛。”经与中央负责同志商量，确定由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去南岳。

        1939年2月15日，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开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为游干班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又改由蒋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

        游击干训班每期3个月，第一期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战区、各部队送来的军校毕业军官，人数达1046人。

        这个训练班是中共“参加训练中央军干部的创例”。中共派到南岳去的教官是：周恩来任该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负责全盘工作，并讲授《游击原理》；薛子正讲《游击战略》；边章五和李崇负讲《游击战术》；李涛和吴奚如讲授《游击政工》等。加上工作人员和武装警卫，去南岳的共30多人。

        国民党请中共人士去作教师爷，却又怕学员受其思想影响对其活动有诸多限制。如游干班严格限制学员与中共人员接触的机会，连学员找中共教员都受到限制，学员的讨论会也不让中共教官参加。

        国民党有限制，但中共人员在叶剑英领导下也有对策。

        首先，中共人员制订了《六大注意》：坚定的立场，苦干的作风，谦和的态度，简朴的生活，虚心的学习，严肃的纪律。树立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其次是教官利用讲坛这个舞台，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及中共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思想为指导，讲好每一堂课。当时每次讲授都由教官备课，写好讲义，再集体讨论、研究。教学大纲、讲义，都由叶剑英先审改完稿，再讲授。有许多课经过试讲后才上课向学员讲授。

        由于中共教官贯彻延安的军事思想，又有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丰富实践经验，现身说教，因此每堂课的讲授都让学员们大开眼界。特别是叶剑英讲课，讲得通俗生动，引人入胜，每次课堂内外挤满了人，连一些高级军官，甚至是南岳寺庙中的和尚也慕名前来听讲。他那精辟的见解，儒雅的风度，雄辩的口才，使不少听众为之倾倒。

        这可以从被国民党战时新闻处查禁的一篇“新闻通讯”上了解到叶剑英讲课受欢迎的程度：

        “在课堂上，游击战争战略家叶剑英讲授的游击战争概论一课，最为学员所爱好。这一门课，在课程表上规定是12个小时，占军事学科1/7。每次上课两个小时中，总要发生学生提请延长时间的要求。每上一次课，都是肃穆的空气统治着课堂，游击战争的革命意义、游击队产生的客观条件、游击战的运用，每一个单字，都在每一个听众的脑子里爬过，也都在每一个听众的笔记簿上爬过，到下课的号声响了，听众还是不愿走。记满了硬铅笔写的字迹的笔记本，在他们都认为是太少了。再讲五分钟好不好？这问题常常发出来，这话语里充满了迫切的求知心与战斗的要求。”

        叶剑英在第一期学员毕业之前组织指挥的一次大型军事演习，也备受赞扬。国民党军委军训部专员程兆熊在视察报告中写道：“学员曾向余言及游击战术一课之实地演习情形，谓绝非纸上谈兵之可比，该班训练之切实，当可想见。”

        国共合办游干班三期。在办完第三期后，由于国共关系逆转，中共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出。国民党方面续办至第七期才结束。

        中共帮助国民党办南岳游干班，宣传了党的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培训了抗战急需的游击干部，让学员增加了对中共的了解，前三期的学员分配到战斗岗位后，无疑对推动抗战，增进国共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过，尽管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军也曾努力按共产党教育的办法开展敌后游击战，但效果始终不及老师，未能青出于蓝。究其原因，恐怕是只学了游击战的战术，而偏离了人民战争这一根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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