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开始后，身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中国能否胜利？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如何才能胜利？战争的进程怎样？大家对这些问题感到茫然。并且，所有这些问题随着战争过程的每一次胜败、进退，不断萦绕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徐州会战以来，这些问题更显得突出和尖锐。

        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路南北的广阔地域上，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即“徐州会战”。会战经过了津浦沿线的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和徐州突围三个阶段。在会战伊始时，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到处鼓吹“亡国论”，宣扬民族失败主义，说什么“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有牺牲，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

        但在会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即1938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摧毁了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歼敌2万余人，这是国民党战场自抗战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蒋介石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速胜的心理，以为只要打几个台儿庄式的胜仗，就能抵挡住日军，并无需动员广大人民进行持久战。他们宣称：台儿庄胜利后的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利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似抗战的胜利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徐州会战一开始，国民党60万大军即陷入被动，分别被敌人阻拦、分割、包围，呈现败局，不得不向豫皖边突围。

        5月19日，徐州沦陷。

        随着“速胜论”化为泡影，“亡国论”再次抬头。炎黄子孙对抗日的前景感到迷茫。

        在此前，毛泽东已写作了一系列研究中国革命战争，揭示革命战争规律的著作，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著名论断，并阐明了共产党对战争的态度：共产党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支持和参加正义战争，并通过正义战争来消灭非正义战争。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阐明了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人在与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观念：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才能建立起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念；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一步一步地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延安的毛泽东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伏案9天，一气呵成指导抗战的著名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他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描绘了抗战全过程的完整蓝图，拨开了人们心中的迷雾，解答了人们的疑惑。

        毛泽东认为，战争也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指导战争的人必须要研究战争的规律，尊重战争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指导实践。毛泽东根据他对抗日战争规律的认识，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

        为什么呢？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他分析道：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可能速胜，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亡国论者只看到不利于中国的一面，速胜论者则相反，所以两者都不正确。

        毛泽东根据矛盾运动的规律，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由于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时间相当长，遇到的困难最多，战争非常残酷，然而这是整个战争敌强我弱形势转换的枢。这个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并以运动战辅之。但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人民将进行战略反攻，收复失地。

        速胜论者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变化之前，就要进行战略决战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如何来进行持久战，如何来取得战争的胜利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把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应用于革命战争，开了一个“药方”，就是“除尽量争取外援外，主要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他响亮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只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形势和前途的一系列科学分析，对于统一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战略思想，坚定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持久战》出版后，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向人民宣传普及持久战思想。

        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拿到《论持久战》后，立即进行研读，撰写社论送党在武汉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向大后方的人民阐释《论持久战》的思想，并在武汉多次向各界做关于《论持久战》的报告，听众场场爆满。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时任中共驻长沙办事处主任，接到《论持久战》后，在长沙剧院给湖南人民作报告。大戏院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论持久战》对国民党决策层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恩来当时给国民党副参谋长白崇禧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思想，并送上了这本小册子。白阅读之后，深表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道，复述于蒋介石。蒋介石也深表赞同。于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以此作为全国抗战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统区广泛地发行，国民党官兵从上至下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论持久战》在国际上的反响也十分强烈。

        该书被翻译成外文出版后，世界人民争相购买，许多国际刊物予以转载、评论。《共产国际》曾发表论文评价说：“有史以来，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这些说明了《论持久战》这篇5万字的论文的强大说服力和影响力。《论持久战》成为军事名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揭示了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的关系。他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是高明的导演，导演了抗日战争这场大剧，使整个战争按照他设计的程序，由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最后取得了民族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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