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的冬天特别地寒冷，北风肆虐，滚滚的延河水上覆盖着晶莹的厚厚的冰层。

        1939年已迁居杨家岭的毛泽东似乎并不在意这严冬的冷酷，他很少在炕上批改文件、看书，而是没日没夜地在办公桌前思考、写作。困了就狠狠地吸上几口烟，累了在不大的窑洞里走几步，或要警卫员打一盆冷水，用湿毛巾擦一把脸，又回到办公桌前。常常是天亮了，警卫员端着洗脸水进来，煤油灯仍亮着，毛泽东伏在桌上挥笔疾书；送来的饭菜，毛泽东忘了吃，总是冷了热，热了又冷。这情景让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无奈之下，只好向组织反映了这个情况。

        中央的负责同志为此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和警卫员开会，告诉大家：“主席不休息不行，我们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你们必须让主席休息。”

        这天晚上，见夜已深了，毛泽东仍在工作，第一位同志走进了主席的窑洞，劝道：“主席，您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党组织决定让你休息，请停笔吧！”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再有几个字，就写完这一段了。”

        结果，第二个、第三个同志去劝都未奏效。后来，警卫员只好强行把油灯端走，硬逼着他上床睡觉。可是，等警卫员一转身，毛泽东又爬起来，重新开始他的工作。

        这是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情景，来源于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王来英回忆编撰的《劝主席休息》的故事。

        此时毛泽东如此拼命地思考，拼命地写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是有其原因的。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却集中主力疯狂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据39年统计，当时日寇用于进攻敌后解放区的兵力达54万人，占其侵华兵力的64%；伪军145万人，几乎为伪军的全部。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对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就发起了23次大小进攻，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了大小78次战斗。1938年11月20—21日，日机接连轰炸首府延安，投下的炸弹达159枚。

        为避免伤亡，不久，党中央机关迁至杨家岭，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

        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人民要经受的血与火的考验，不仅来自穷凶极恶的民族敌人的进攻，而且出自抗日同盟者的倒行逆施。

        抗战期间，国民党蒋介石虽被迫停止内战，与共产党携手合唱反日曲，但其限制、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停止。

        蒋介石同王明的一次谈话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我的责任就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思是至死不变的。”

        蒋也曾计划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但是，高举着民族旗帜在敌后进行英勇战斗的游击战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却唤起了民众，力量滚雪球似地壮大，威信空前提高。这不能不让国民党集团恐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更被他们视作眼中钉。在边区周围集结了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并相机进攻。

        1939年初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接二连三挑起摩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中国民党的绥德专员何绍南充当了急先锋。

        绥德地区地处黄河之滨，东接山西，西连宁夏，北通内蒙，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还是延安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何绍南深明蒋介石意旨，到绥德后，表面上大唱团结合作的高调，背地里却大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他编组保安队分驻各县，加强控制，还在各县组织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对留守部队大搞暗杀、破坏和特务活动。

        1939年，何组织所谓“学联会”等，在绥德公开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和煽动学生请愿，企图使八路军撤出绥德。

        5月，他授意安定县县长指挥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杨家园子，打死打伤八路军官兵数十人。

        9月，何绍南又面谕吴堡县县长黄若霖指挥暗杀队，杀害八路军一个副营长。

        一次，何绍南因事路经延安。毛泽东获悉后，把他找来。当萧劲光引着何到毛泽东的住地见面时，毛泽东双手抱在胸前，怒容满面，往日的笑容不见了。他开门见山地说：

        “何绍南，今天我请你可没有什么好话讲给你听。你是一个破坏抗战，制造摩擦的专家！”

        何绍南红着脸，悻悻地想狡辩，毛泽东声色俱厉地一一历数了何的罪状，驳得他哑口无言。

        何绍南回去后仍不思悔改。几天后，他又伪造八路军臂章和一一五师通行证，冒充八路军贩卖大烟土，破坏八路军声誉。他还继续煽动地方保安队袭击八路军驻地。

        在此情形下，边区政府决定驱逐何绍南等一批为非作歹的反共摩擦分子。毛泽东修改了萧劲光起草的致蒋介石等的电文，措辞强硬：“请将该犯官何绍南加以逮捕，并解至陕北，组织巡回法庭，命民众代表参加审判，置以重典，以肃法纪，而快人心！”

        蒋介石接此电报，反复掂量后，觉得此时还不能同共产党公开分裂，只好舍卒保车，把何绍南调走。

        至此，坏事干尽的何绍南终于被赶出绥德。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嫡系胡宗南部队向边区发起进攻，敌人占领了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县。山西的阎锡山、朱怀冰也向八路军进攻，大规模地掀起反共高潮。

        为了维护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针，先从政治上揭露敌人，呼吁不要执迷不悟；同时也给以有节制的军事斗争，指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边区政府发布命令，动员征兵以补充留守兵团和边区部队，严阵以待。

        国民党不仅制造军事摩擦，而且在思想战线上对中共发起了进攻。他们开动了各种宣传机器，收买了一小撮反动政客、文人，大肆炮制和贩买各种反共“理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宣扬“一次革命论”，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高喊“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些陈词滥调的反动宣传一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定反响，也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混乱。

        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急需回答的问题。

        中国该向何处去？毛泽东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已整整100年了，长夜漫漫，应尽快给苦难中的人民指明一条光明之路，让其看到新生的希望，国家的光明前途。这就是他不舍昼夜思考写作的缘由。

        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大风大浪，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有了充分的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已写作了一系列的论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都是对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一词。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未来设计一幅蓝图已有了坚固的基石。而且此时，抗日根据地已遍布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根据地建设蒸蒸日上。这为他提供了一个从全局角度了解中国国情的机会，也为他进行理论概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经过认真的思索，站在黄土高原上的毛泽东高瞻远瞩，气势恢宏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就是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开篇，在毛泽东的笔下，出现的是一个富有生机、红彤彤的中国的轮廓。

        毛泽东设计新中国的蓝图时，非常周密，既把它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把握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太上皇”，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又把它放到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提出中国革命已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据此，毛泽东找到了当前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坐标，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此时的民主主义，既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欧美式的资本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革命胜利后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首先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毛泽东写道：“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的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们抛弃，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那么毛泽东设计的这个与众不同的新民主义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构思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

        为什么无产阶级是领导者呢？

        因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尽此责任，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上”。

        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自然不能建立旧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

        在半殖民地国家，由于生产力十分落后，虽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但在一定历史时期还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虽“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

        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

        总之，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换言之，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为新中国树起了三根支柱，把一个全新的中国擎起来：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结尾，毛泽东满怀激情地高呼：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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