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给贫瘠、荒芜的黄土高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给延安文艺带来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的著名作家。她一出国民党的牢门就来了陕北。

        毛泽东曾问她打算干什么，丁玲回答说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哇，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一仗，跟着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丁玲便随红军去了陇东前线。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丁玲在延安组织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用毛泽东的话说是用他们的笔，用他们的口与日本打仗。

        前线）9月22日，“西战团”即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赴山西抗日前线，并转程西安进行宣传，于944年5月才胜利返回延安。

        丁玲自己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泽东器重。毛泽东曾为丁玲写了一首词：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38年3月，著名的作曲家冼星海来到延安。他和光未然合作，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唱出了民族的抗日精神，显得大气磅礴。5月11日，首次演出，挤在人群中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周恩来则欣然命笔：“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后来，重庆一家报纸评论这首唱遍全国的抗日歌曲：一支大合唱，顶上十万毛瑟枪！

        一些剧社演出《亡国恨》、《铁蹄下的同胞》等节目，台上台下的哭声融成一片。

        总之，延安的文艺战士创作了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能鼓舞斗志的作品，光是影响较大的歌曲就有《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抗日战歌》、《生产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前进歌》、《大刀进行曲》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重视延安文艺队伍的建设。毛泽东认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战线，这有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除了要依靠拿枪的军队外，文化的军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1938年，由毛泽东、周恩来等发起，以已故的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我们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下到人民群众中去，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革命斗争中去，学习人民的语言。

        他说，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线打仗。抗日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鲁艺建立后，按照毛泽东指引的文艺方向培养了大批的文艺人才。

        一大批文艺青年涌向延安，在促进延安文艺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就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从亭子间到根据地，不但是两种地区，而且是两个历史时代”。“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在未和新的群众结合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仍保留着旧的一套思想感情、生活习惯，甚至一言一行都和群众“格格不入”。

        在文艺工作者如何和实际结合上，许多人还缺少这根弦。如部分院校、剧团不顾客观条件，群众需要，上演了许多大、洋、古装戏。中国戏如、《雷雨》、、《北京人》、《李秀成之死》等，外国戏有、《伪君子》、《悭吝人》、《求婚》、《蠢货》。这些戏的上演，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都是有益的，但是在敌后去演这些戏就不太合适。一是群众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二是戏的道具多，往往一台戏的道具要派许多民夫搬运，遭到敌人扫荡时，还要派部队担任保卫掩护任务，很麻烦。

        文艺创作上存在一些闭门造车、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如鲁艺戏剧系第三届学员刘因写的一个名叫的多幕剧，设想了一个敌后生活故事，哪知道与实际生活相差很远，演出后，群众看了很不满意，有的人甚至骂起来。

        知识分子也不太乐意与工农群众交往。鲁艺的教员周立波曾说：

        “鲁艺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整整4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次。”而且这种情况，“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当时，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访谈时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宗派主义。”两派互不服气，打无原则的笔墨官司，不能拧成一股绳，形成一支团结统一的力量。

        1941年秋至1942年春，以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为中坚力量，写作了一批“暴露黑暗”的杂文。

        1942年3月7日，丁玲为《解放日报》纪念三八节连夜赶写了一文，文中把因两起离婚事件而引起的为女同志鸣不平的情绪统统发泄出来。

        接着，延安中央研究院编译室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连续推出了《政治家·艺术家》和两篇文章。

        王实味是个翻译家和作家，1925年考入北大，1926年入党，翌年与党失去联系，1937年重新入党，10月进延安。在前文中，他说：

        “旧中国仍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更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我们“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

        在一文中，一心埋头翻译马列经典、什么嗜好也没有的王实味，将延安成立俱乐部，周末唱戏、跳舞的娱乐与前方将士拼死疆场的悲壮对比，愤怒异常，指责为“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他论及延安生活中一些领导不爱群众，延安存在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认为延安虽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把黑暗消减至最小限度”，在艰苦的革命岁月，反对一些“不见得必要与合理”的地方。

        在文章中王实味说，上述现象“也许有偏颇、有夸张，其中‘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们有镜子的作用”。

        但后来国民党把这些“有偏颇、有夸张”的文章汇编成册，作为了反共宣传材料，产生了不良后果。

        1942年春，这种“针对自己”“暴露”的杂文，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大量出现。而与此同时，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创办的《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三种壁报上，都针对延安残存的某些弱点，进行严厉批评，曾轰动一时。

        中央研究院为配合整风出版的壁报《矢与的》创刊，历史学家范文澜在发刊词中提出要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

        整风会上，王实味言词激烈，带头反对院长李维汉提出的各级领导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的意见，主张由全院大会选举产生，赞成他的意见的占3/4，结果检委由群众民主产生。在壁报上，王实味发表署名文章，继续批评李还保留着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

        这在党内和文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前来参观的人川流不息。王震看后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在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王震马上找毛泽东反映情况，毛连夜挑灯去看了壁报。回来的路上，他对随行人员说：“这些东西很有教育意义，是很好的反面教材。这样我们就有了思想斗争的对象。”

        负责文化战线整风运动的毛泽东一直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一切工作都应以革命需要为第一位，因此他一再提倡文化必须是“大众的”、“民族的”、“抗日的”。此次在文艺界整风，也必须依此宗旨来解决文艺界的问题，澄清是非。

        为此，毛泽东首先对《解放日报》实行彻底改版。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的党内外负责人和作家就改版问题进行座谈。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站在喜马拉雅山办报，既不属于这个阶级的又不属于那个阶级的。”

        我们的报纸必须起到教育人民、动员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我们今天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地利用报纸”。

        说到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样的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这是对王实味的批评。

        为解决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在1942年春夏之交，在山花开满杨家岭的山洼洼的时候，毛泽东先后约请“文抗”的艾青、丁玲、罗烽、白朗、华君武、蔡若虹，中央研究院文艺室的欧阳山、草明夫妇，鲁艺的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几十位文艺界人士到杨家岭促膝交谈，并委托他们搜集意见。

        经过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是，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这些人到延安，看见了缺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最后大家商议，要开个会，让文艺工作者充分发表意见，交换思想，然后让毛泽东集中讲一讲，以便统一思想，利于文艺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同意了大家的提议。

        这样，延安文艺座谈会便酝酿产生了。

        座谈会的同志在延安杨家岭合影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城西北面约5公里处的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楼，召集延安文艺工作者100多人举行座谈会。会议由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主持，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表讲话，后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

        毛泽东说，召开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地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他指指身边的朱德总司令，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毛泽东风趣的说法，引得大家都笑了。

        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对象、感情和学习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

        “做文章”的文艺工作者也不客气，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表明自己的观点，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军。他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党外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他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颂谁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我就可以写出10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是受毛泽东器重的一个东北作家。他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偏激，一度因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是毛泽东的诚恳、热情留住了他。对萧军的发言，毛泽东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

        第二个发言的是何其芳。他诚恳地说：听了毛主席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到自己迫切需要改造”。

        丁玲在发言中针对“暴露”和“歌颂”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当然应该给以热情地讴歌，但对于黑暗的阻碍的现象，我们绝不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该无情地暴露它。”

        对于萧军和丁玲的观点，毛泽东在5月23日的讲话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进步的、落后的、光明的、黑暗的，我们文艺工作者暴露和讴歌都应因人而异，也就是说要有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不是什么‘暴露人民’”。

        5月16日，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继续到会听取大家发言。

        会上，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谈了自己的感受。

        民众剧团月月年年下乡、入村、进窑洞，向农民学习，为农民演出。柯仲平写的团歌表达了该团的宗旨：“你们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往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

        他说：别瞧不起《小放牛》，老百姓喜欢，我们演《小放牛》，剧团离村时，群众恋恋不舍，送出很远，并赠送许多慰劳品。“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米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与会者笑了，毛泽东也笑了。不过，毛泽东接话说，如果你们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从前线回来的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呼吁文艺工作者到前线去，这样既可以满足前方战士和老百姓对文艺的需求，又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学习到很多东西。

        这一天，讨论继续着，也夹杂着热烈的争论。

        5月23日，是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这次到会的人太多，会议移到中共中央礼堂外的黄土坪上举行。人们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闻着嫩草的清香，思绪随着延安最高领导人的言语活动。

        几天来一直坐着听大家讨论的朱德总司令发言了，他指出作家要和工农兵接近。有人喜欢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就是工农兵。

        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的转变问题，朱德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还干得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最后，朱总司总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朱德讲话后，乘着落日的余晖，到会的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一起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照片。

        吃过晚饭后，在广场上用三根木杆架成三角形架悬一盏煤气灯照明，毛泽东作结论。

        在耀眼的灯光下，人们专注地听毛泽东讲话。他说，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叫作“结论”。

        毛泽东针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针对延安文艺界的现状和争论，联系“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工作中的问题，规定了革命的文艺方针政策，指明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在结合过程中，注意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唯其如此，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感情交融，歌哭相同，真正成为他们的代言人；唯其如此，才能开掘“矿藏”，深挖“源流”，写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最后，毛泽东号召作家、艺术家到人民大众中去，到前线去，到抗日战场去！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延安文艺家们的思想引上了一个新境界。会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抢着下农村，上前线，进工，进入敌后根据地，决心在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肖三、艾青、塞克赴南泥湾，陈荒煤赴延安县，萧军上山开荒，刘白羽、陈学昭下农村到连队，高原、柳青去陇东，丁玲到工厂。许多文艺团体也纷纷奔赴农村和前线。

        由于文艺工作者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写出了众多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以《人民文艺丛书》为例，反映抗日、反映人民军队的作品，就占了86%。当时创作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作品，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民众剧团的《十二把镰刀》、中央党校秧歌队周戈的《一朵红花》、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研究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报告文学和散文方面有马峰的《张村无故事》、周而复的《海上的遭遇》、黄钢的《关向应在病中》、周立波的《南下记》、孙犁的《荷花淀》；其他还有古元的刻《割草》、总政电影团的《南泥湾》等，真可谓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

        中国的新文艺运动，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话上的讲话，经胡乔木整理，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全文发表。

        著名的作家老舍在他50周岁时写的一篇纪念《讲话》的文章，最能说明《讲话》对文坛的影响。他说：

        我学了《讲话》，觉得“心中爽朗，眼界开阔，好像久住在城圈儿之内，忽然出了城门，上了阳关大道，看见了绿水青山与沃野千里。毛主席所说的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不是缩小了文艺创作的范围，而是把它加宽了，叫我看到无边的美景，也叫我有了向来没有过的新理想。我得到从来没有得到过的鼓舞与启发，使我的创作热情增加了许多倍。”

        “在解放前，我只是我，孑然一身，与别人无关。我是一叶可怜的飘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随风飘荡，可能莫知所终！现在呢，我必须在群众中扎下根。我不再是个‘孤儿’，而是有千千万万朋友的人。”

        总之，“我兴奋、快活，因为我得到了文艺写作的新生命！”

        这也是一代文坛老将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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