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对延安的报道，不仅引起了记者们对延安的注意，也引起了英美等国对延安的关注。

        敌后抗日实力的加强，英美改变了对共产党的一贯看法。他们认为，要想战胜法西斯，就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于是，他们打算派人来延安及解放区，对共产党的实力加以了解。

        1944年3月，英美正式向延安方面提出，要派英、美、加、澳等国的记者，组成一个记者团，到延安及敌后采访，了解共产党的真实情况。

        对于这件事，在重庆和延安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

        重庆方面显然有些恐惧。他们害怕外国记者冲破其新闻封锁后会揭穿他们对延安方面的种种诬蔑。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重庆方面要公然拒绝英美等国的要求，他们还是不敢的。于是只有设置重重障碍，故意刁难拖延。刁难拖延受到责备后，他们就变换办法，以达到控制记者团行动的目的。国民党提议将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团，让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也参加这次采访，并派特务担任团长、副团长，规定中外记者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行动，以加强“领导”。

        延安方面对此却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3月9日，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中央政治局还特别为此开会，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并确立了接待的根本任务：“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就是说，把我党我军的具体政策、具体成绩宣传出去，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诬蔑，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开展国内国外的统一战线。

        接待的具体工作，从房间的布置，到伙食的招待，甚至记者团所要问的问题，都准备得非常周全。比如，在同盟国“四大领袖”画像的挂法上，接待处想出了一种既灵活又隐蔽的方法，既不得罪国民党和同盟国，也表达了我们的立场。从左到右为斯大林、罗斯福、蒋介石、邱吉尔。按中国的习俗是以中右为大，因此看起来是把蒋介石放在第一位，罗斯福第二，邱吉尔第三，斯大林最后，使国民党方面无从挑剔。外国人习惯从左向右排列顺序，因此，看起来第一位是斯大林，蒋介石、邱吉尔排最后，使外国记者也感到满意。

        1944年6月9日，记者团抵达了延安，总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副总领队是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里面有著名的外国记者斯坦因、爱波斯坦、福尔曼、普金科等。成员中还有国民党中宣部人员，如负责检查外国稿件的国民党宣传处长魏景蒙及其助手陶启湘，管业务工作的张湖生，管党务工作的杨西昆等。里面还有一个特务科长化装成一般工作人员混在记者团内搞电台。从这些人员的配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旨在控制中外记者的一切采访、写稿和行动自由。

        尽管国民党对记者团实行官方控制，但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有自己的独立立场。所以，我党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外国记者身上。如，斯坦因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记者，从事记者工作多年，很有政治见解和活动能力。福尔曼是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为人正直，单纯，政治上对国共两党无明显偏见，曾到过延安。普金科本人是共产党员，政治立场、观点基本上和我们一致。

        10日下午5时，朱总司令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们。爱波斯坦开诚布公地说：“来到延安是件很不易的事，因此我们感到很愉快。……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

        爱波斯坦这番话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对我边区的封锁政策，博得了会场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外国记者不顾国民党负责人的阻挠，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并如愿以偿。

        6月22日，叶剑英参谋长向中外记者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分敌、伪、友、我四方面介绍了敌后战场抗战7年的基本情况。这个全面介绍情况的报告通过记者们的手传出去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已经对国民党极度失望的美、英、法三盟国，开始关注和寄希望于共产党敌后战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一再强调美国政府必需给共产党军队以与国民党军队同样多的援助。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后一个月，美军即派出观察组长驻延安，美国官方正式与中共方面打起交道来了。

        谢宝樵、邓友德等看到中外记者在解放区真正得到了民主自由的采访权力后十分担忧。特别是外国记者对延安的真实情况了解越深入，对重庆方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无计可施之后，他们只好以逼迫的手段把全部记者拉回重庆。

        人是离开了延安，但延安对记者们留下的印象是抹不掉的。大部分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后，都能如实地介绍在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就比较客观而技巧地写出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后的所得和感受。

        外国记者更以翔实的笔调，宣传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战绩。如，福尔曼的《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等都在美国、英国产生强烈反响。特别突出的是爱波斯坦，他曾给《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并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后，直言不讳地告诉人们他的新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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