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宣告了美国“远东慕尼黑政策”的彻底破产。从此美国开始了它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抗战之初，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注重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没有放在眼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敌后战场的生机勃勃与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

        何况去过延安的美国新闻工作者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都以称赞的态度报道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这更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

        在促成美国和中共直接接触方面，两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戴维斯起了重要作用。

        谢伟思、戴维斯他们都出生于中国的四川，都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对中文都比较熟悉。尤其是谢伟思，用英语和汉语表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被称为“中国通”。他们富有思想，看事客观、公正。后来，他们都被吸纳到史迪威的总部工作，负责搜集中共的情况。对中共的情况收集得越多，他们的感情越是倾向于延安。

        在一次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谢伟思这样说道：共产党在中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而国民党才是个腐朽、僵化的反动政权。由此他们向美国当局大胆建议，美国应该派遣军事观察团对延安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设立领事馆。戴维斯更进一步进言，应该由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求。

        他们的建议被采纳了，1944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真的正式向蒋介石提出了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要求。

        国民党一如既往，对派遣军事代表团前往延安的建议，千方百计阻挠拖延。

        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使美国对派遣军事代表团赴延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蒋介石施加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蒋介石害怕与美国人闹翻，不得不同意此事。

        关于代表团的名称，重庆和延安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国民党想讨好美国，认为美国是中国抗战的领导，主张将“军事代表团”改名为“军事视察组”。反映了一种主从关系，一种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共产党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不认为美国是我军的上级领导，坚决不同意国民党的这种要求。最后，经三方协商，将名称定为“美军观察组”。

        美国人喜欢给他们的行动计划取代号。他们将这次行动的代号取名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是叛逆者的意思。因为在美国人眼中，共产党是蒋介石的叛逆者。

        虽然被视为叛逆者，延安方面对美军派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因为这是延安第一次接待以官方名义来延安的代表团。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对于美军观察组的来访，延安方面做了悉心准备，并明确了三项原则。第一，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不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而是同盟国盟友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我们不做无原则的让步；第二，对他们的服务，既要热情周到，也不要铺张浪费；第三，任何外国人必须尊重我民族的尊严和风俗习惯，不得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中国来，更不能搬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来。我党干部和群众要维护国格和人格，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既要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交往的分寸。

        观察组两批成员分别于1944年7月22日、8月7日抵达延安，每组9人，观察组不是由驻华使馆领导，而是归属于史迪威的军事司令部，组长是包瑞德上校，观察组中有一名侧重于收集政治情报，被称为“中国通”的美国驻大使馆二等秘，他就是谢伟思。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大量听取了延安方面领导人关于敌后战场情况的介绍。叶剑英参谋长从总体上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十五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彭德怀副总司令向观察组连续做了三次报告，具体讲述了华北战场的情况。陈毅和聂荣臻也分别介绍了新四军和晋察冀根据地的历史和概况。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经常不拘形式地和他们会见、交谈。特别是毛泽东，曾和谢伟思作了多次长谈。毛泽东向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方针、政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并希望美国政府能对国民党施加影响，让它实行民主，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

        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派出人员分赴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考察。

        在和共产党的实际接触和观察过程中，观察组中的多数人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共产党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

        他们看到，八路军在前线英勇作战，战绩辉煌，绝非国民党所诬蔑的“游而不击”；他们看到，延安，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没有一个卫兵和警察，而不像重庆，所到之处都能见到警察和卫兵；他们看到，老百姓积极支援八路军，踊跃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令，从未见过被捆着去当兵的人，共产党绝非国民党所说的“共匪”；他们看到，八路军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三八式步枪，和中国自制的“汉阳造”，并没有苏联的装备，发现共产党绝非苏联的附庸。

        ……这些年青的美国军官，虽然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为共产党说话，但经过亲自观察共产党区域，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

        谢伟思，这位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在延安的3个月时间里，被自己的亲眼所见震撼了，他几乎一天也没停地向他的上司写报告，介绍延安的情况。他是这样描写延安的：

        “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看着延安这种新奇的景象，他分析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在和共产党接触的3个月时间里，共产党给他的印象是廉洁、民主、谦虚、坚强、乐观：“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行动，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未听到有人提出过这种论点。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

        经过观察、分析，谢伟思得出了一个很有预见性的论断：“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雷伊·卢登与他的四名美军同伴前往华北地区执行完观察任务后，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显而易见，使人不能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一个统辖着这样广泛的地区，而且全是由中国人掌管的政府，能得到民众的积极支持，使民众参与发展工作，这在中国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

        戴维斯长期收集中国共产党的资料，他对比了国共两党后说：

        “蒋介石的封建的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的充满生气的现代的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

        “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虽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但这次行动毕竟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向世人揭示了延安的真相，增强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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