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1936年,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陕北保安诞生了。这一曲激动人心的抗大校歌吸引着无数进步青年,牵动着数万人的心。
抗大的前身是中国红军大学。“红大”于1933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1934年秋,改名为干部团,参加了长征。“西安事变”后,抗大校址迁往延安。从此,“抗大”这面光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庄严古老的延安城。
抗大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实行“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中国化、大众化”、“革命的、批判的”四项教育原则;对学员在政治上授以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军事上授以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及各种军事技能。
广大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冲破敌占区的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纷纷奔向延安,投考抗大。
在这些学员当中,既有知识青年、专家、教授,也有工农干部;既有年过半百的长者,也有十三四岁的青少年;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还有来自日本的反战青年。
这里虽然没有教员,没有房子,没有教材,没有经费,但他们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汇集在一起。没有教室,就在院子里或树荫下上课;没有桌椅,就砖头石头做凳子,用双腿做课桌;没有教员,就聘请党政军领导来兼课。
为了解决缺校舍的问题,学校动员学生自己动手,到山坡上开辟窑洞。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学员们自己种菜、喂猪、养鸡、开合作社,在经济上增加了收入,克服了经费的困难,改善了伙食。学校成立之初,在两天时间里,学员们就挖出了175孔坚固的窑洞,修筑了长达3000米的“抗大公路”,解决了近2000人的住宿问题。
毛泽东对抗大师生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自写信鼓励说“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习,抗大学员也感到非常愉快,他们经常在一起乐观地谈到:“将来革命成功以后,住了繁华的都市可千万不要忘记了保安的石洞,那是我们锻炼的洪炉啊!”
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抗大艰苦办学的精神十分钦佩,也在一书中写道:“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抗大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校学员数目最多时发展到3万余人。他们在抗大这座熔炉里经过锻炼以后,都被充实到抗日战场的各个角落,有的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骨干力量;有的到群众中去,到各个救亡团体里去,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有的留在母校,从事培养抗日干部的教育工作。可以说,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每一个战场上,抗大的学员都曾留下了足迹。正如抗大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所说,“抗大,越抗越大”,它的旗帜已由陕北高原飘扬到太行山麓、江淮河汉,乃至东海黄海之滨了。
抗大之所以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抗大的革命和进步,是因为他的职员、教员和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抗大决不能成为一个被国内外革命人民所称赞的学校。”
为了把革命课程讲解清楚,抗大教员非常注重教学方法,他们经常以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材料把党的政策、重大的时事问题讲得非常透彻,学员很容易接受。如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方法,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很多学员不理解党中央的这个决定。毛泽东为了阐述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在讲课中以“毛驴上山”作比喻说,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不愿意抗战,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西安事变就是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会踢人的,我们又要提防他,这就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毛泽东生动的比喻,使广大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对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也理解了。
在抗大发展的过程中,它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特点,如理论联系实际,民主集中,教员与学生一致,消灭雇佣制度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教育的优越性及光辉的前程。
抗大的学员经过这种全新教育后,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理论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思想意识上、生活习惯上,也受到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毕业后他们个个成了革命的中间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
“抗大是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
抗大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如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卫立煌、梁漱溟等,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斯坦因,进步女作家史沫莱,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柯隶华等,都曾到抗大参观,并给抗大以高度评价。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四名学生到抗大参观访问后,被授予名誉学员的称号,他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在进步青年的心中,抗大已成为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个摇篮,一架桥梁。难怪许多青年发出“不到抗大誓不休”的由衷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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