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不久,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翌日,崭新的《解放日报》在延安诞生了。从此,《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为世人所瞩目。
《解放日报》创刊时,以博古为社长,杨松为总编辑(杨松即吴绍镒,病逝后由陆定一继任总编辑)。
博古,即秦邦宪,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达四年,直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被张闻天所取代。虽说他曾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当他认识了错误,便勇于改正,心悦诚服地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走马上任《解放日报》社长,干劲十足地提出,每天要发一篇社论!
博古是这么说的:
“你看《真理报》——苏共中央机关报,不是每天一篇社论吗?我们要学《大公报》嘛,《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胡政之等商量商量,一篇社论就出来了。”
正因为《解放日报》每天都要发社论,博古约请中共中央许多负责人来撰写——诚如中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那样,《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内中,胡乔木也成了博古的约稿对象——有时,是博古请毛泽东写社论,毛泽东嘱胡乔木写;也有时是博古直接约胡乔木写。
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创刊不久,第一次,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题为《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在6月8日刊出。胡乔木曾秘密去过中国西南大后方,他又多年从事青年工作,因此他写《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对情况是非常熟悉的。
在社论中,胡乔木写道:
“有志的青年绝不能懒洋洋地缩起头来睡觉,静候痛饮凯旋之酒。为了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每一青年都应振作精神,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进行各种有益于抗战的工作……”
“用以毒害青年的武器有明枪,还有暗箭,你们不仅要认识满脸杀气,操着硬刀子的屠夫;更还要谨防那陪着笑脸,却是暗暗操着软刀子的谋士,——他们更善于巧言令色,为嗜杀的暴君歌功颂德,为刀头下的青年唱安眠曲。”
胡乔木显示了他写政论的功底。于是,《解放日报》编辑部“抓”住了他,约他不断地写社论,光是6月份便发表了他写的四篇社论。除了6月8日的一篇之外,还有:
6月10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月17日,《国民党缺少什么》;
6月29日,《苏必胜,德必败》。
紧接着,他又写了不少社论:
7月8日,《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
7月27日,《出路和迷路》;
8月14日,《闻捷》;
8月26日,《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
9月11日,《打碎旧的一套》;
10月24日,《开展冬学运动》;
11月6日,《庆祝边区参议会开幕》。
前前后后,他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达五十八篇之多——在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之后,反对“每天一篇社论”,社论不再一天一篇,用稿量相对减少。
那时,《解放日报》社论,代表着中共中央的声音。胡乔木能够成为《解放日报》社论的主要“写手”之一,既显示了他的理论、写作水平,也表明了他确实已成为中共高层的重要干部。
如同胡乔木所言:“毫无疑问,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
他写的社论,有的是毛泽东嘱意写作的,有的是他根据毛泽东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写作的,有的是他写好经毛泽东修改、审定而发表的。
胡乔木写的社论,既有阐述中共中央政策的,也有关于边区政治的,还有抨击国民党、蒋介石的,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方方面面,无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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