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通知》的那个“总学委”，全称是“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6月2日。
十天之后——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如下报道：
“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
那时，延安正在开展整风运动——全称是“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总学委”是这个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总学委”成立之后，毛泽东曾对康生说：“实际工作由你做。”
于是，康生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秘书们，协助他做工作，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
参加工作的秘书们是：
毛泽东秘书——胡乔木
朱德秘书——黄华
王明秘书——廖鲁言
任弼时秘书——师哲
陈云秘书——王鹤寿
王稼祥秘书——陶铸
康生秘书——匡亚明
“总学委”召开第一次会议还决定，为了“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样，胡乔木参与了“总学委”的工作。
邓力群在《回忆延安整风》中说：
延安整风，距今已经五十年。作为亲历者，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感慨万千。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运动。它锻炼和哺育了一代共产党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胜利，奠定了不可逆转的基础。它的历史功绩巨大，现实意义十分深远。
延安整风时，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工作，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对于中央领导层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风运动原委和全过程的，现在要讲权威，是胡乔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边，正遇上整风，帮助做了许多事。
为了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接连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接连撰写社论，论述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阐述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精神：
《教条和裤子》（1942年3月9日）
《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4月5日）
《自我批评从何着手》（4月6日）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5月9日）
《宣传唯物论》（6月10日）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7月18日）
《报纸和新的文风》（8月4日）
他写的这些社论，差不多每一篇都提到毛泽东的见解，宣传毛泽东的观点。显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是非常注意和尊重毛泽东的言论。例如，他写的《教条和裤子》，把教条跟“裤子”并列，这命题似乎不可思议。读了文中他引述的毛泽东的话，那就明白其中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在他2月1日的讲演里，曾经说今天党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在一部分党员中间，还有三风不正的问题，于是你也来呀，我也来呀，大家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尾巴割下来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么我们的党岂不就十全十美了吗？可惜尾巴是叫不下来的。大家怕脱裤子，正因为里面躲着一条尾巴，必须脱掉裤子才看得见，又必须用刀割，还必须出血。……”
哦，“裤子”的“典故”来自毛泽东的讲演。胡乔木的《教条和裤子》，沿着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加以发挥，加以深化。
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所阐述的，就是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基本观点。
吴冷西曾回忆说：
乔木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很多社论，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篇：一篇是《请重庆看罗马》（1943年8月21日），另一篇是《驳蒋介石》（1946年4月7日）。前者是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的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的。那时我搞国际评论工作，没有想过借国际事件而评论国内政局，感到很新鲜。后者是驳斥蒋介石讲话的，揭露他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准备全面内战。这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那时我已知道乔木同志是毛主席的秘书，感到他一定从毛主席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1943年10月11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报告，题目是《关于人生观问题》。这是他配合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要求中共党员和干部们“进一步从世界观上求得改造，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
胡乔木的报告，共分三部分：
（一）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
（二）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
（三）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变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从写社论到出面作长篇报告，表明胡乔木在延安的地位不断提高。他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整风会议，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层之中。1942年，当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生病期间，胡乔木曾一度代理这位代理部长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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