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8年4月22日，广播了题为《收复延安》的新闻（是否系胡乔木所写，不得而知）：

        “延安消息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收复延安。困踞延安的蒋胡匪军整编十七师，在人民解放军日益扩展的强大春季攻势的震慑下，在二十一号早晨，仓皇弃城向南逃窜。我围城部队正乘胜跟踪追击中。我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已经在今天进驻延安市办公。延安是去年3月十九号我军主动撤离的，到现在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随着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转战陕北，从安塞县王家湾（1947年，春），到靖边县小河村（6、7月），到佳县朱官寨（8月），到佳县神泉堡（9月）到米脂县杨家沟（冬），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1948年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之际，毛泽东并没有重返延安。胡乔木随毛泽东于1948年5月26日，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于是，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那里成了新的“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这时，三十六岁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七个年头，在政治上已是中共成熟的高级干部，他一下子就获得三项新的任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总编辑。这是胡乔木重要的擢升。从此，他的一辈子，一直从事于中共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此前，在1948年2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这一文件，受到了毛泽东的称硈——当时，解放区日益扩大，土地改革已成为新农村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1948年2月3日至15日，也接连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三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文件，及时解决了各地土地中亟待明确的政策。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时国民党已非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时所能相比，毛泽东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发起三大战役——辽渖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大势去矣！

        早在1947年11月7日，毛泽东为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增加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完全正确。

        1948年7月29日，新华社播出胡乔木在西柏坡所写的长篇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十几处修改。毛泽东加了这一段对战争的回顾和展望的话，成为全文的核心：

        “经过过去两年空前规模与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挡的了。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则已经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在强大人民力量继续的锤击之下，他们的最后死亡，已经是不很远了。”

        后来时局的发展，又一次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计。

        已是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依然忙于为新华社写社论。通过胡乔木的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1948年9月30日，胡乔木写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播出之前，毛泽东为之加了一段话，号召国民党军官们走“辽南潘朔端师长、营口王家善师长和济南吴化文军长们的道路”，毛泽东指出：

        “这样，不但可以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胜利，而且你们自己也得到一个将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文章的审阅和修改，是非常仔细的。修改处，往往颇为令人寻味，例如，1948年10月13日新华社评论《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阅毕，只加了十个字，顿时显得非常生动。那是在写及美国顾问们估计“美援”在中国的前途时，“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毛泽东这样加了十个字：

        “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从干枯的蒋介石粪坑里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在广袤的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武装力量，而新华社则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文装力量”。无线电波穿云透雾，传遍全中国。不仅解放区普遍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虽说已在西柏坡，仍用“陕北”的名义）的广播，连国民党的将领们、白区的老百姓们，都收听“红色电波”。胡乔木成了毛泽东手下“文装力量”的一员主将。那一篇篇社论、评论，起着“精神炸弹”的作用。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假和平和真和平》，曾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一番轩然大波。此文亦出自胡乔木之手。此文提及了“首要战犯名单”。

        胡乔木的初稿中，“首要战犯”写了三人，即蒋介石、陈立夫、谷正纲。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补充，最后由新华社播出的“首要战犯”名单是：

        “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励、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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