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除了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之外,还曾为周恩来总理起草重要文件。谷羽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他为总理起草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随着国内建设形势的变化,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政策也有新的发展。五十年代前期,知识分子经受了许多锻炼,政治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成为中央领导同志关注的问题。当时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决定在1956年初召集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中央专门成立了“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负责准备工作。乔木受总理委托,起草总理在会上的报告。那大约是在1955年下半年。
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乔木在过去协助起草有关的中央文件时,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观点对乔木早有启发,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总理有很多共同的认识。此前中央又组织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丰富的材料。乔木在家里把那些重要的材料和文件摆了一长条桌,仔细翻阅,着手起草。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是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上的灯光还亮着,他还在忙碌。正如他的诗中描写的那样,“心头光映案前灯”。大约忙了两个多月,到11月份起草工作有了眉目。这时总理经常让乔木到他那里去,商讨起草报告中的各种问题。过了1956年元旦,报告的草稿出来了。总理又多次召集乔木和其他部门的负责同志及“十人小组”的同志,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记得在正式开会前的一天凌晨,他从总理那里谈了一夜回到家,很高兴地告诉我:“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我知道,乔木在起草过程中,根据总理的指示,在报告中提出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点。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多少年来,特别是建国初几年,总是把知识分子看作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这个报告的新提法,实际上是给知识分子解脱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我就是在当时那种加强科学技术工作的形势下,调到中科院工作的。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一次盛大的历史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此时,离1945年的中共“七大”已经整整十一年了。
为着起草中共“八大”文件——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周恩来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等,毛泽东的三位秘书处于高度忙碌之中。
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三位秘书写了这么一封信——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所致开幕词,最初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后不满意,以为“扯得太远”,改由田家英另起一稿。
胡乔木主要忙于和陈伯达一起起草政治报告。另外也协助周恩来修改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中共“八大”,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紧接着,在中共“八大”闭幕的翌日——9月28日,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当时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是: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从此,胡乔木参加中共核心会议,不再是列席者,而是出席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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