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日子里,胡乔木依然是“新闻首脑”。据当时担任他的秘书的商恺告诉笔者,胡乔木每日是如何“评报”的。……
每日清早八时,《人民日报》社必定派一位领导干部或编辑,带着当天的《人民日报》,来到中南海颐园胡乔木家中。胡乔木住的是四合院,商恺在东厢房办公,胡乔木在北房办公。
“评报”在胡乔木办公室里进行。胡乔木花了些时间看当天《人民日报》,然后进行评论,从报纸的标题、版式、内容,逐一发表意见。商恺拿出笔记本,在一侧记录他的意见。
报社干部也记录他的意见。回去后,即向报社总编传达胡乔木的“评报”意见,以利马上改进。
商恺原本是《人民日报》驻山西记者,被胡乔木调来,担任秘书,也做新闻理论研究。
日积月累,商恺记录的胡乔木“评报”的话,厚厚的一大本。
有一段时间,邓拓每天或隔天带报纸来,听取胡乔木“评报”意见。
胡乔木“评报”,有时很尖锐。尤其是在他提了多次意见,如果《人民日报》还是不改,他也会光火:“我都快说了一百次了,你们还是不改。你们《人民日报》的脸皮,比长城还厚!”
即便在他光火之际,也还很注意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
胡乔木评报,方方面面都评,以下是他的若干评语:
“现在报纸上的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子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应当不让胖人上报。”
“报纸版面,每个时期都要有中心。围绕中心进行宣传,不要东打一枪,西打一枪。”
“标题好比人的外貌。标题要活泼、生动,也就是要通俗化。编辑部要研究这个问题。像什么‘工作急待改进’,还是打官腔。像‘严正处理’之类的字眼,都是老一套,不能吸引人。要有趣味,有政治性的趣味。”
“新华社的一条电讯说,1958年,中国电影几乎遍及全世界,到处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赏,很多影片创下了当地的卖座纪录(1959年1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这样的报道是吹牛,是虚夸。”
他注意到195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养猪事业能够高速度发展吗?》内中提及“养猪的高潮很快就会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以为不妥。他说:
“我国一些国民聚居区是没有养猪习惯的,不应该要求禁猪的地方发展养猪事业。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每一个论点都应该力求准确,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政策性的社论,更应该分寸恰当,入情入理,无懈可击。”
胡乔木在写作上是内行,说了不少经验之谈:
“有些同志发愁社论写得不生动,有些生动的事情一写就不生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怎样才能写得生动?
“每篇文章都有它的结构,也就是形式。形式注意不要平淡。发展农业生产,平原最好,因为平原上庄稼容易生长,容易机械化。但是文章不要平原,画家也怕画平原。这地平线就不好处理,画得太靠上了吧,天就显得太小,不像样子;画得靠下些吧,天太大了,空荡荡的,只能画人、鸟,很单调。地平线上,无非画些庄稼、房舍、牛吃草,很难有多少变化。文章最大的弱点就是平铺直叙。这样的文章不生动,没有吸引力。文章虽然是逻辑思维的表现,也应该生动。
“要生动,就得有变化。怎样变化呢?无非是说了正面,又去说反面;说了这一面,又去说那一面;用了肯定的语气,又用怀疑的语气。一篇文章,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连一个问号和感叹号也没有,大概不会很好。说书的人喜欢卖关子,弄个悬案:欲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就是为了让听的人发生兴趣。”
胡乔木用地平线比喻,又用海浪比喻:
“海里面的浪,远看是平的,近看却不平。因此海浪给诗人很大的灵感,因为他奔腾澎湃,象征着生命的激烈的击。为什么海浪能引起诗人的灵感呢?就因为它有高有低。它卷得那么高,使你担心它跌下来,不能不紧张地期待着它的变化。文章也应该这样,有变化,有波浪。文章没有击,只有句号,决不是好文章。句号是表示平稳的,人说话如果老用这种平稳的调,就可以起安眠药的作用,文章也是这样。一篇社论如果从头到尾都是句号,句号前面都是‘的’字:‘这些困难是应该充分加以考虑的’‘这些倾向是必须克服的’‘我们认为错误是很明显的’。‘的’‘的’‘的’,一篇社论共有十段,每段结尾都是‘的’字,这样一个劲地‘的’下去,不是会叫人打瞌睡吗?”
他天天“评报”,关心着《人民日报》的每一个标点。有人称他是《人民日报》的“婆婆”。其实,他的一头连着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头连着《人民日报》,是个少不了、少不得的“婆婆”。
也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要《人民日报》发表什么样的文章、转载什么样的文章,总是通过胡乔木向《人民日报》转告。
顺便提一笔,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出八大段时,那《致读者》是胡乔木写的。他在《致读者》中阐述了《人民日报》的任务和八个版面安排以及改进方向。这表明他对《人民日报》的过问是那么的具体,是居于总编之上的“大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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