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好在胡乔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养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与他无关了：

        那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以及《二十三条》；

        那与苏共论战的《一评》、《二评》直至《九评》，直至《二十五条》……

        林彪崛起，鼓吹“四个第一”，“活学活用”；

        江青开始“露峥嵘”，抓“京剧革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文艺界“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病中的胡乔木，很少跟毛泽东联系。1964年4月2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信：

        前几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纪念刊》，里面第一篇就是您写的纪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读完了，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不但这篇文章言简意赅，风骨劲拔，使千载以下人读之，犹觉虎虎有生气；特别有意义的，还是这篇文章中首次出现了（自然是说在您的文章中，并且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为限）“三八作风”中的三句话。反动派愈反对我们，愈足以表明我们之正确光荣，这个提法似乎也首见于此。此外，这篇文章对目前的青年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国都要学解放军，全国的学校都要学抗大，学它的革命性，进步性和艰苦奋斗而又生动活泼的朝气。为此，我要我的秘书把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给您，请您看看，考虑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着作选读》？文中用铅笔画的字和符号是我写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全书体例一致，仅供您参考。又，这篇文章曾被编入《毛泽东同志论教育》一书（三五——三七页），但似未发生多少影响。

        敬祝您的健康，并问江青同志好。

        这封信表露了他对毛泽东的一贯的尊重，对于毛泽东着作的一贯关心。

        这位《人民日报》的“婆婆”，已经许久未对《人民日报》发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连给《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绩伟学习3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编者按，认为按语“要言不烦，却很能引人入胜——入马列主义之胜，很希望《人民日报》能在这些方面学学《解放日报》和其他办得好的地方报，使版面上的革命空气和理论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绩伟。胡乔木写道：

        “在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们的报纸在宣传方面似乎还没有站到最前列。”

        他以为《解放军报》和《解放日报》办得不错。他要求把副刊“由只是文人的地盘变为工农兵和各行各业干部的共同地盘”。要“见逢插针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员会叶籁士、胡愈之，对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文改会工作人员一贯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还批评道：

        “继续让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空谈、空想、主观、片面、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据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

        不言而喻，这是胡乔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泽东的批示，对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来了那么一通批评。

        这时他写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谈”，不是“琐碎的闲话”，而是又在追赶着毛泽东的步伐，虽说他仍在请长期病假之中，虽说此时的毛泽东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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