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牢牢记住毛泽东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嘱:“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1966年6月6日,胡乔木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了解情况。
当然,光是听听工作人员的汇报,也不行。他也必须亲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儿去呢?去儿子那学校吧——北京邮电学院。虽说他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况”,不料却从此埋下祸根——后来,他被这个学院的红卫兵们“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上面印着胡乔木的名字,使胡乔木稍稍松了一口气——
主任:刘少奇
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委员: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魏文伯、胡乔木、萧华、刘志坚、张平化、熊复、王力、戚本禹、刘汉
虽说按照他的资历,理应是副主任。不过,他能列名委员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
紧接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于8月12日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没有碰胡乔木:撤销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而胡乔木呢?仍是候补书记——既没有升为书记处书记,也未撤职,保持原职。
会议结束不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那天,胡乔木也上了天安门城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新华社的电讯之中。不过,他站在远离毛泽东的地方,未敢走过去跟毛泽东说上几句。他跟别人也几乎不说话,只是按规定的位置木然站着,如此而已。
胡乔木神情沮丧,是因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找他谈话,进行了批评,指出他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清宫秘史》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庐山会议直至《海瑞罢官》……8月15日,胡乔木不得不就以上问题写了一份简短的检查,表了个态。
这天晚上,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式宣布:“我犯了错误!”
8月17日,胡乔木提出:收缩工作,精减人员,搬家,缩小居住面积,并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参加劳动。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门城楼之际,他的父亲胡启东在北京八宝山的墓碑被砸!父亲胡启东晚年住在胡乔木家,于1957年2月病逝,葬于八宝山。他的墓碑,是由于右任的弟子、书法家胡公实写的。母亲夏氏也住在胡乔木家,后来死于肺结核。在“文革”中,时兴讲成分,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虽说是开明绅士、进步人士,在“文革”中被骂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乔木呢,也被斥为“大地主的孝子贤孙”。
胡乔木从天安门上下来,便忙着写检查。8月28日,胡乔木改毕检查,派人送呈毛泽东。
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胡乔木虽然已经处境维艰,还是收到了入场券,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的表情,更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对胡乔木停发文件。这是极为严重的讯号,意味着他从此正式“靠边”了!
胡乔木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提出:降低工资,或把工资作为党费上交。取消哨兵、厨师、专车。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听取胡乔木的检查,并对他再一次进行了批评。
这样,9月15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检阅红卫兵时,胡乔木便再也没有收到入场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门城楼的资格。须知,这时刘少奇、邓小平都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呢。
胡宅离天安门广场甚近,广场上那“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不断传入胡乔木耳中。他木然地听着。此后,毛泽东一次次接见红卫兵,胡乔木再也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他只能在家中写检查。
胡乔木提出了写检查的计划:
一,关于《清宫秘史》的检查;
二,关于《海瑞罢官》的检查;
三,关于庐山会议的检查;
四,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检查。
这位当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笔”,如今成了“检查一支笔”!
不过,他就连写检查,也非常认真:他要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借有关《清宫秘史》的资料;他给历史学家范文澜去信,请教有关问题;他还要查阅《人民日报》的合订本……
中南海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称他为“周扬一伙”,称他是“阎王殿中的阎王”(“阎王殿”指中宣部),甚至还提到他的名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篡改党史”、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是“大毒草”!
最初,还讲究“内外有别”,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不外传。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
何况,那“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往外抛材料,巴不得借此混乱之际整掉一批宿敌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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