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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周恩来的关照使他“免斗”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乔木联络总站”。

        那是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声称批斗胡乔木一概要与他们联系。

        然而,前来揪斗胡乔木的造反派、红卫兵越来越多,远非北京邮电学院那个联络站所能“承包”:《光明日报》的“长征战斗队”来了;中国文联的造反派来了;《民间文学》造反派也来了;就连苏州也来了个“地专机关扞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传单贴满北京大街小巷。笔者手头有一本“《内刊》反修兵”编印的传单集《打倒胡乔木》,载有《北邮东方红》(“北邮”即北京邮电学院)的一系列批判胡乔木的传单。从这些发黄的传单中,可以觑见当年批判胡乔木的情景。

        “《内刊》反修兵”中《胡乔木的十大罪状》,如下: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恨毛泽东思想;

        二,攻击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三,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四,吹捧刘少奇,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六,破坏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七,为彭德怀喊冤伸屈;

        八,鼓吹“自由化”,宣扬超阶级的心理学;

        九,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内中“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胡乔木1955年在《人民日报》社说过这么一番话:

        “在一般文章里,引用毛主席的话或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呼。”

        “因为主席是他的职务,在文章里不需要这样写。例如:‘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这句话,意思是国家领袖提出来的文艺方针,好像是领袖提出来的不得不接受。反之,如要说成‘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意思就是一个同志写出来的,因为正确被大家视为方针,这比较好。”

        至少“吹捧刘少奇”,则是由于:

        “胡乔木很早以前就和刘少奇勾勾搭搭。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卖力吹捧刘少奇。在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他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篇文章中,就大张旗鼓地吹捧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刘少奇,胡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这样,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就成了“一株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大毒草”。

        2月1日,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午八时半,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队揪去,押往那里。下午一时,大会即将开始。按照那时的惯例,出席者已在那里念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了。在一阵阵毛泽东语录的朗读声中,在主席台后面,一大群“黑帮分子”胸前挂着牌子,正排好了队。胡乔木也在其中,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

        大会开始了。按照“程序”,大会发言批判谁,就把哪个“黑帮分子”押入会场。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该轮到胡乔木“入场”了。造反派正押着胡乔木往里走,忽地有人跑过来说:“不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

        胡乔木怎么忽地“免斗”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周恩来打电话到工人体育馆,说是不许斗胡乔木。

        周恩来的电话,使胡乔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交代,忙着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问。他牙痛,还得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看病。

        “免斗”不过二十天而已。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八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斗争张劲夫,非要揪胡乔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乔木乘“喷气式飞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有时,造反派还揪他的头。会议结束,胡乔木又一次迈不动腿了,被人架上车,抱下车,这才回到家中。

        胡乔木腰痛不已,无奈之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批斗会我愿参加,只是变相武斗能取消就好了!”直到这时,他的话还文诌诌的。

        大抵是胡乔木再度挨斗的情况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八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跟胡乔木及秘书商恺谈话,宣布三条规定:

        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斗争。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如需向胡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也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

        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同志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

        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有病要治疗。

        这三条规定,当然不是汪东兴个人的意见。据云,那是周恩来提出,陈伯达、康生、江青也画了圈,表示同意。陈伯达还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我的意见,以后不要再揪去斗争他,写的材料要交给中央……”

        自从有了这三条规定,胡乔木又一次“免斗”了。他开始外出散步,有说有笑。只是去北京医院看病,他仍要挤公共汽车了。家中的保密电话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撤销之后,也一直没有再恢复。他仍被各种各样的“外调”及“交代”所困惑。不过,不管怎么说,1967年3月,胡乔木总算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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