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同学是钱钟书。所不同的是,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季羡林,而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的学术着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着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内中写及,1966年“文革”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在邓绍基先生的《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一文中,得知若干背景:
“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当时医院给的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强力霉素。钱先生友人从香港寄来一种药物,夜间服用,可使阵咳次数降为一次,利于睡眠,这种药物一度难觅,据说是监制药物的人迁居澳洲了。钱先生后来曾同一位访问者说,他发病严重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我拿着这封信,好一阵思忖,骑自行车上路,差一点被一莽汉撞倒。
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我是从来不敢多打扰钱、杨两位先生的,怕浪费他们的时间。这次我也是匆匆告辞。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
其实,胡乔木为钱钟书要房子,并不全然因为钱钟书是他的老同学,而是出于对钱钟书这样的着名学者的关心。
谷羽曾经谈及胡乔木帮助解决沈从文的住户问题:
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问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问平房。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丈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人民日报》记者钱江居然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到一封胡乔木写给李先念的“要房信”,读后非常感动,便将此事公诸于众。钱江写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三位着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
社会科学院有3名着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着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着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胡乔木非常敬佩钱钟书的学问。胡乔木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钱钟书英语极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便请正在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推荐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主持《毛泽东选集》四卷的英译工作。1960年至1966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钱钟书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1982年,胡乔木提名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向来只埋头学问、不愿当官的钱钟书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任命。胡乔木亲自登门说服钱钟书,钱钟书这才勉强从命。
也就在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帮他改诗。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诗进行了许多修改。
后来,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
“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李慎之回忆说,他向钱钟书委婉地转达了胡乔木的意思。钱钟书致函胡乔木: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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