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省委：

        前月我由西安回到武字区，在渭北特委的讨论会上，我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红四方面军到陕西后，陕西是不是暴动局面，我们是不是立即准备全陕武装暴动。当时我们认为红四方面军到后，更增加了陕西的革命危机，兴奋了工农群众千百倍斗争的勇气，苏维埃和红军的影响，是千百倍扩大了。我们应当认清这一形势，更积极的发动群众的一切斗争来配合红四方面军的进攻陕西，而不是离开群众斗争要马上组织全陕武装暴动。但是，特委以及励君都认为暴动局面已经开始了。红光更提到暴动的客观条件成熟了，要准备暴动的。我认为这样是错误的，根本不了解暴动，这样说法还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励君更说到红四方面军要和红二十六军汇师西安，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发狂。

        第二是四方面军入陕，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给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西北上布置进攻苏联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四次“围剿”一个有力的回答。要执行这些任务，一定不是长期的无后防的作战，一定要创造根据地，不能打下一县丢一县，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呢？励君认为这是对红四方面军抱着悲观，特委也是这样的。我认为我们的铁军再怎样的能作战，再怎样的有他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应当有我们的讨论，绝不是神圣的，错误提都不能提，因为这样的批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神圣性。特委认为这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出发点，停止了我的一切工作，做成决议案，决定和我再谈话，至今这个问题还没有答复。

        当我的工作还没有分配时，二十六军给我来了两次的信，当时励君已回西安，我即将信转特委。另一方面因为我了解二十六军问题非常严重，我便提出渭北游击队去欢迎二十六军，因为我们抓紧二十六军，不使他再跑到别处去，马上解决了他的问题的这一政治任务，无论如何比我们在武字区游击十数天重要，更因为游击队去在实力上给他们一个兴奋，绝不是简单的去一个人就成的。我觉得一个党员应有这样的责任的，所以我马上提到游击队支部，经过革命委员会的讨论，由革命委员会决定我同游击队同前去，无论如何不许二十六军再往别处去，候省委解决他们的问题，支部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们便出发了。特委——健文——在武字区参加会议上报告到我是阴谋，我觉得这完全是离开工作立场，而执行个人的攻击，这样的认识反革命的阴谋，结果只有他自己一人不反，谁都不能有错误，错误了再要参加什么工作即是阴谋，事实上只是取消了工作。关于渭北游击队到二十六军去，励君已有报告，省委再着人去调查一下，是不是像健文在同志中所说的阴谋。的确我们要迟到半天，二十六军又往北去了，见了他们即开了一个慰劳大会，报告了政治及群众斗争情形，要求他们到武字区去接省委，游击队又决定发动分配粮食斗争，在五天中领导起五千多农民，并且将农民建立了初步的组织。在励君来后，我们便提出革命委员会给我们任务已经完成，我回到武字区去。励君认为二十六军问题严重，叫游击队多留几天，以实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开过军事会议后，我回到武字区了，我便离开游击队，要求给我分配工作，当时因为侯家堡又来白军二连，卸坊村白军一连仍来去，富平开到五六百白军，每天四出，更有许多便衣侦探，我无法久住，又给子长及宏雁找地方，我便通知革委到渭南去，给你们转一报告，请即速给一答复。同时我的工作怎样办，以及以上的几个问题，党给我的纪律的执行，阴谋的问题都给我一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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