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延安——抗日军民的首都，革命人民的圣地。

        1940年，延安北门外风景秀丽的桃花山上，出现了一座清真寺。领袖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镌刻在寺前的石牌坊上。一位年长的阿訇，正在主持回族群众的宗教仪式。

        蓝家坪对岸，新修起一座别致的建筑，竖立在延水旁，显得格外醒目。人们非常熟悉这座建筑物门额上“成吉思汗纪念堂”这七个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手笔。纪念堂里面的“世界巨人”横幅、蒙古族人民英雄的半身雕像，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专门塑造的。

        在那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延安呈现出大家庭式的民族团结的祥和景象。

        这些新气象，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工委）领导下出现的。

        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的方针，过去促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现在仍然保障着我们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团结和兴旺。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少数民族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李维汉曾谈到：“中国共产党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少数民族工作，是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从组建西北工作委员会时期开始的。西工委的工作，在我们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贾拓夫又曾在西工委起过重要作用。”这一段的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却是贾拓夫一生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

        1938年底，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这是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整个战略部署，为了加强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建立这个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1939年，党中央调贾拓夫回延安，任命他为刚成立的西工委委员兼秘书。西工委书记由张闻天兼任，委员有王若飞、邓发、萧劲光、高岗、李富春、李维汉、高自立、谢觉哉、贾拓夫、陈铁铮（孔原），李维汉兼任秘书长。由于各委员都有其他的重要工作，均为兼职，所以其日常工作实际上是贾拓夫协助张闻天、李维汉主持。

        西工委除受党中央委托，主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绥远（今内蒙古西部）5省的白区工作，联系指导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工作外，还主管5省少数民族工作。对于贾拓夫来说，前一部分虽不能说驾轻就熟，但毕竟是他多年来从事过的工作，一些地区的情况和人事他也了解，而对于少数族工作，应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他只是在长征途中，在藏民区搞过征粮，在三边做特委书记时，负责过对内蒙伊克昭盟和宁夏地区的工作，特委曾下设蒙古工作委员会，由高岗、曹动之、赵通儒等人做具体的民族工作。

        贾拓夫从来是不讲条件、不怕困难和服从组织的。凭着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凭着他高昂的工作热情，也凭着他善于学习和思考、勇于开拓的精神，他很快便熟悉了情况，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抗战初期，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不仅是实现党的长远目标所必须开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也是当时形势所要求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位于西北的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侵占了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在被占领区建立了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叫作“蒙疆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还在实施一项更加阴险毒辣的计划，即派遣特务潜入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分化回族上层，策动他们在甘、宁、青三省成立另一个傀儡政权——“回回国”，与伪“满洲国”遥相呼应，并与“蒙疆自治政府”、殷汝耕的“华北自治政府”等汉奸政权联成一气，形成对中国北部的殖民统治，进而包围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这一阴谋正严重地威胁着整个西北地区和中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而且长期对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使得少数民族群众极为不满。这些倒行逆施只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推行民族分化、分而治之、合围灭共的阴谋有利。

        因此，积极正确地开展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争取回族和蒙古族广大人民，包括上层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是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卫和扩大抗日斗争成果的一项紧迫的战略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要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向党中央提供全面的情况和政策建议，西工委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并参加研究，刘春负责，分为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两个组。他们想办法从西安等地买来一些有关民族问题的书刊，到延安所有有藏书的机关学校查阅。经李维汉征得毛主席同意，毛主席本人的藏书室中凡用得着的书刊资料也都借过来用。还从国统区和抗日前线回来的同志手中发现一些材料或专门了解蒙、回民族的情况。组织人手向甘肃、宁夏、大青山、伊克昭盟等地的上层人士了解。为更直接了解蒙古民族的情况，还专门组织考察团，到伊盟等地作了为期3个月的实际考察。贾拓夫带领西工委的同志们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们在环境非常艰苦和资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回回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当然是在当时条件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为共产党制定解决回回民族问题及团结这一民族共同抗日的各项具体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贾拓夫亲自执笔，和刘春等人一起，为西工委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于1939年6月上报党中央。毛主席在原文上批了“原则上同意”，中央书记处通过后，于1940年4月将《提纲》发至各级党委，后又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并收进《六大以来》文件汇编中。贾拓夫还组织西工委的同志在这一提纲的基础上，编写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发行，没有署西工委及作者的名字，而用了“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

        《回回民族问题提纲》和《回回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党的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平等政策，以及正确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对于实现当时党的战略任务，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1980年1月，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出面组织，民族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一书。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本书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一些从事研究民族问题的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民族观点，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正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回回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对鼓舞各族人民在解放中华民族的共同斗争中，起了很大的影响。这是我国比较早期的运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民族问题，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一本图书。”

        在这本书中，根据对史实和理论的研究，明确地承认回回是我国境内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勤劳勇敢的独立民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一个重要的兄弟成员，必须平等地对待。虽然，这个问题在今天来看不成为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国民党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蒋介石公开讲：他们只是汉民信奉回教（伊斯兰教），只是宗教信仰不同。这种“理论”是他们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根据，这严重地伤害了回回民族的自尊，种下了深深的民族矛盾。《回回民族问题提纲》的制定和《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公开发行，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得到了回族人民，包括其上层爱国人士和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从而奠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回回民族搞好团结，共同奋斗的基础，对团结其他少数民族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贾拓夫还领导西工委的同志在比较系统地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向中央编报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1940年7月，中央书记处批示“基本同意”，同样发至各级党委，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收进《六大以来》文集中。

        这两个民族问题提纲，不仅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民族理论问题，而且提出了党团结这两个民族共同抗日的具体政策，它是西工委当时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两件大事。两个提纲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毛主席在上面亲笔批示：“中央书记处原则通过”，还在“提纲”讲到的“反对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这句话之后，加上“还要同时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字样，为党在民族工作中反对两种倾向指明了方向。

        党中央批准实施两个《提纲》，推动了边区少数民族工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根据《提纲》的精神，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在少数民族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回民和蒙古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与汉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权利。随后，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和三边分区建立了回民自治村，在三边城川建立了蒙民自治区。在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边区的回民和蒙民各选出一名政府委员，即那素滴勒盖（蒙古族）和马生福（回族）。第二届边区参议员就有蒙、回、鲜族6人当选，县级参议员中少数民族就更多了。边区政府还设立了民族事务委员会。

        西工委在组织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中，除了研究并为中央提供情况和政策建议外，还做了许多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的实事，这些实事都是由贾拓夫负责组织实施的。

        为了真正体现并扩大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争取和团结广大回民和蒙民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好地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贾拓夫建议并经党中央批准，西工委在延安组织成立了边区回民救国协会（简称回协），许多具体工作都是通过“回协”做的。“回协”在延安北门外的风景区桃花山修建了一座清真寺，请来一位年事高的阿訇主持宗教活动。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根据贾拓夫的建议，“回协”在延安设立了两个清真食堂，为往来的回族人民提供饮食方便，受到了回族人民的欢迎。

        为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感情，扩大共产党在蒙古人民中的影响，贾拓夫亲自选址，提出方案，组织实施，在延安蓝家坪对岸的延河边修建了成吉思汗纪念堂，塑造了成吉思汗的半身雕像。伊克昭盟蒙古族重要领袖、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那素滴勒盖是贾拓夫的朋友，在那素先生病逝时，贾拓夫就守在他身边。那素先生逝世后，贾拓夫在《解放日报》撰文“那素滴勒盖与蒙古民族解放道路”，以为悼念。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民族工作中的风采。

        经贾拓夫建议西工委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组建了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陕甘宁蒙古文化促进会，向西北各省的回民和蒙民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两个文化促进会均由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担任会长。回民文化促进会会长是谢觉哉兼任，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则是由吴玉章兼任的。贾拓夫和刘春等人直接参加了两个促进会的筹备工作。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的缘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蒙、汉文化，帮助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创造与发展蒙古民族之新文化，并使蒙、汉共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事业。”回民文化促进会缘起则宣布：“促进回族文化的发展，建立回族新文化，从文化工作上来提高回族抗日的热情与自信，实现更亲密的回、汉抗日团结，乃是各抗日党派与文化界的重要任务。”首次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筹委会的出席者为：吴玉章、艾思奇、丁玲、曹力如、莫文骅、李卓然、赵通儒、徐以新、张仃、冼星海、巴彦图、阿拉腾杜布、乌勒图那素图和贾拓夫、刘春等30多人。而俟后正式成立的促进会中，贾拓夫也是常务理事。

        培养少数民族革命干部，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长远需要，也是西工委重要工作任务之一。西工委对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

        1940年，西工委在延安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校学习的有藏、蒙、回、彝等民族的青年，包括从敌占区选送来的几十个青年。1941年10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党中央决定将民族部从陕北公学中分出来，扩大改组，建立了延安民族学院，由高岗任院长，高克林任副院长，教育处长为乌兰夫，副处长为王铎、宗群，后委任乌兰夫为院长。后来，中央党校的回回班也并入民族学院。该院分设藏民班、彝民班、回民班、蒙民班……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民族学院的工作，专门指示：“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指党、政、军、群工作等）、一批文教工作干部。”毛主席还特别指示对民族学院的学员生活要适当照顾，“特殊点，优待点。”民族学院的确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共产主义战士。

        乌兰夫是蒙古族人民革命的优秀代表之一，也曾在西工委和中共西北局领导下工作过，先后担任过西北局民运部（后改为统战部）科长，中央调查四局民族问题研究室副主任，民族学院教育处长，民族学院院长。194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当时，曾在西工委、调查四局工作的同志感到有些诧异，有的甚至流露出对贾拓夫的不平。而贾拓夫却非常平静，诚恳地对大家说：“我们将来要大面积开展内蒙古的工作，乌兰夫同志是蒙族干部中最优秀的干部，他们将来是开辟内蒙工作的主力军，中央的安排是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我们的同志要做的就是完全地从革命工作出发。”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贾拓夫的党性和品格。

        西工委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西北回民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甘肃西海固（即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地区是个回民聚居区，也是极端贫困的地区。那里的回民群众常年遭受着贫穷苦难的折磨，也遭受着国民党汉官的残酷压榨。他们终于不堪忍受，在1939年爆发了一场反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暴动，有两万多愤怒的回族农民参加。西海固回民暴动，不久就因国民党军队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一部分人进入到陕甘宁边区。党和边区人民政府亲切地接待和安置了他们，改编成边区回民团，西工委为这个团派了一些政治工作干部，杨静仁就是曾经被派到回民团工作的干部之一。

        马本斋领导的晋中回民支队是一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令日寇胆战心惊的抗日部队，被冀中军区嘉奖为“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党中央、中央军委曾颁令嘉奖马本斋司令员。日军集中力量围攻他们，使部队伤亡很大。为保护这支民族武装，党中央将它调回陕北休整，担任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光荣任务。西工委对之也做了许多工作。马本斋同志因病逝世后，延安各界各民族在清真寺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都送了挽幛和挽联，林伯渠、叶剑英等领导参加大会。贾拓夫在大会上也讲了话，他代表西北局向马本斋母子及回民支队致敬，他说：“本斋同志是回回民族的旗帜，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他的斗争道路简单说，一是抗日，一是团结，一是信赖共产党……尤其重要者是他认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回回民族以及中华各民族的彻底解放。”“陕甘宁边区历来是回汉斗争剧烈的地方，回回民族很少，且受尽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甚至连建立清真寺和埋葬父母的地方都得不到。但革命后，由于我党的民族政策正确，回回民族大大增加了，且在边区党政的帮助下，发展了家务，建立了自治区，盖寺、兴学，获得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是过去回汉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对内对外两个定义，从马本斋同志及边区回民的事实看来，我们已经全部做到了。”最后，贾拓夫向大会建议，将马本斋同志的斗争史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全边区的伊斯兰小学学生及广大回胞。

        此外，西工委还把内线和外线结合起来，为开辟和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选派了许多干部，深入各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乌兰夫曾被派往伊克昭盟，沈遐熙曾被派往甘肃回族地区。这类工作也都是贾拓夫经手办理的。许多外线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到延安汇报联系工作，也由贾拓夫接待。由于这类工作绝对保密，贾拓夫与他们常是通过专门渠道单线联系，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汇报也是贾拓夫直接前往，其他人很少知道。解放后，贾拓夫自己从不谈起以往的工作，所以，这些情况就很难收集了。但李维汉后来回忆时曾提到：“从解放后得悉的情况来看，也是有一定成绩的。”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为了团结东方各民族，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帮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意、日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941年9月，由朱德总司令召集了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组“大同盟”问题，有国内国际20个团体代表参加。各民族代表一致同意成为“大同盟”发起人，朱德、吴玉章、林伯渠、李维汉、高岗和贾拓夫都是发起人。在10月召开了大会，东方各国和国内18个民族代表与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大会宣告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出“大同盟”执行委员，朱德总司令为主席。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指出“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并说：“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举行反法西斯民族大会。”贾拓夫参与组织了所有的具体准备工作，是有直接积极贡献的。

        1941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工委的工作并入西北局，贾拓夫到西北局任统战部长、秘书长，仍然领导少数民族工作。1941年7月，陕甘宁边区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贾拓夫担任主任。有一段时期，贾拓夫还兼任设有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第四分局局长。可以说，贾拓夫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贾拓夫被当作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理论家而载入书中，在专门介绍贾拓夫的一段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和早期民族工作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他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特别是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工作，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工作，作出很大贡献。”

        毛泽东主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西工委的工作也体现了这一条。党系统地开展民族工作，绝不仅仅是当时斗争任务的需要，而且是一项长远的建国富国的战略任务。因此，不仅仅需要一批忠诚党的事业、热爱民族工作、有开拓精神的骨干，更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宏大干部队伍。

        西工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担负着西北5省白区党的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的繁重任务，从成立到其工作合并到后组建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总共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其间做了许多有意义、影响深远的开创性工作。但在其中做工作的人数却并不多，可以说是相当精干。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张闻天为首的一批领导人担任兼职委员外，做专职工作的人连贾拓夫在内，一共不过十五六个，包括孔飞（蒙）、王铎、牙含章、刘庚、刘春、朱侠夫、阮元方、何承华、何长庆、沈遐熙（回）、周仁山、张光天、郑义（回）、郭敬等。附属还有一个藏民小组，成员有天宝、扎西旺徐等5位藏族同志。民族工作只是西工委担负的一部分工作，而西北5省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和情报工作，其工作量之大，性质之复杂，任务之繁重，不亚于民族工作。而且又不像和平建设时期，可以按部就班，平稳从事。可以想象，这班干部当时是怎样紧张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效率又是怎样的。

        在这里要提到一件事情。为了更全面地向党中央提供西北5省的各种情况，在贾拓夫主持下，西工委的同志在资料来源方面极为困难，与外界交通和信息传递十分不便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尽可能多地搜集各种资料，发动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地展开调查研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5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民情、社情等等方面，综合编写了5本资料书：《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甘肃》、《抗战中的宁夏》、《抗战中的青海》、《抗战中的绥远》。这5本书都由解放出版社内部出版发行，对党中央和各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贾拓夫还根据自己的工作体会，写了《抗战中党在西北国民党区工作的总结》一文，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表扬。

        贾拓夫作为牵头者，参加了每一本书的审阅、修改、定稿和编辑工作。由于他负责的事情很多，白天通常没有时间坐下来搞这些工作，只能深夜秉烛，通宵达旦。长此以往，养成了他夜间写作，很少睡觉的习惯，直到他54岁离世，一直是这样的。同时，也因此累坏了他的身体，虽然他当时仅有30来岁，但已看不出一点青年人的影子。战友们心疼他，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大家都忘我地工作，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西工委的同志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他们朝气蓬勃，兢兢业业，虽不在战场拼搏，却都像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那些不平凡的年月，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得到了不平凡的锻炼，成长为不平凡的战士。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工作的骨干分子和领导者，其中许多人成为民族工作的领导人。象孔飞、王铎、朱侠夫、沈遐熙、周仁山、天宝、扎喜等都成为内蒙、宁夏、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自治区党政领导人；刘春、何长庆等担任国家民委的领导工作；何承华担任副省长；牙含章成为民族宗教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如果没有实际工作的锻炼，没有全力以赴的工作精神，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工委一段工作的成绩和这些同志的精神风貌。

        曾在西工委工作过的同志，各人都有许许多多纷繁复杂、丰富多彩、波澜跌宕的经历。但是，笔者和贾拓夫的亲属在采访他们时，都有一个共同强烈感受，那就是：西工委的时间虽不长，但给他们都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东西，回忆起来，是那么真切，那么动情，像是回忆自己的童贞年代。他们都认为，那是自己一段美好的时期，回想起来的不只是艰苦、紧张，更多的是充实、自豪，不是严酷、生涩，而是温暖、舒畅。他们说：那时候大家真像是兄弟姐妹一样，相互之间充满了真正同志般的情谊，以至后来久别重逢时，还能畅述胸怀，似乎经过了更多的艰险，做过了更多的工作和贡献，过上了安稳舒适的生活后，反倒是更加怀念和留恋西工委那段时光，以及在延安清凉山上那几孔窑洞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有的老人凝目感叹说：“从那以后，再就很少有那时的和谐舒畅喽！那时，我们都年轻，也单纯，环境和空气也是清新和单纯的，我们就知道做什么工作都是为革命，就知道大家都是同志、战友，可以互相信赖、依靠。那时候苦是苦点，忙是忙点，可是其他负担少，并不觉得累，真是一段好时光啊！”

        当谈到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时，他们往往异口同声：“这和拓夫同志的领导和作风分不开！”于是，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有些老人还抑制不住冲动的感情，眼含热泪地说道：“拓夫是个好同志，是个好领导，说来他的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可是显得沉稳、老练、坦诚、平和，十分亲近，跟他相处没有顾虑。”“跟他一起工作，你不能不努力，倒不是他厉害，怕他，他从不训人，从没有官架子，而是他太耐心，太刻苦，克己。你搞得不好，他不是反复交待，就是亲自做给你看，或者干脆他自己去加夜班，替你干一段。他本来就有病，事情又多，谁好意思再给他加负担？”“他不像个领导，更像和善的兄长，对我像弟兄一样。自己顾不上家，还总体贴关心别人，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工作。”“拓夫是个才子，头脑清楚，有理论，有思想，又能说会写。西工委的报告、材料、文件，大都是他亲自起草。由于工作性质，许多涉及白区的工作都由他亲自处理，直接与中央联系。我们都感觉得到，他是很受中央领导同志器重的。而他从不盛气凌人，保持谦虚朴素，从不要求特殊照顾，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干部。”“我们说这些话，当然不无有感而发的成分，不过，拓夫同志的确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不然，我们共事时间不长，以后的接触又不算多，怎么会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李维汉在回忆文章中也写道：“拓夫同志对待下级的平等精神和民主作风是更令人钦敬的。拓夫同志作风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他对干部没有一点架子，没有一点官气。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拓夫同志对干部发过脾气，从来没有听到拓夫同志说出训人的话。遇到干部犯有这样那样错误时，总是耐心进行教育，提出自己的意见，让对方考虑，从不强加于人。所以，当一九六七年听到拓夫同志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的不幸消息时，许多同志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他的这些优良作风，使我们怀念不止。”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举个生动的例子。当时，延安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二块半边币的津贴。西工委出版5本书，曾经得到过一笔稿费。拓夫根据各人工作量的大小，把全部稿费分给大家，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想到因有病未参加编写的朱侠夫不能分到一份，他就把自己应得的稿费留出，全部给了朱侠夫。虽然这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却反映出当时同志间的关系和气氛。就是这类的小事，推动了那个良好环境的生成。

        那时，西工委和调查研究局里知识分子干部较多，他们不光有严肃紧张的工作，也有活泼愉快的业余生活。他们的窑洞上空不时回旋着陕北民歌和苏联民歌的旋律，还有柴树藩的京剧须生、李涉的胡琴……，他们把自种自收的西红柿当水果，用甜菜熬糖，拌着炒黑豆煮在一起当咖啡，晚上照样举办个Party自娱自乐。贾拓夫也曾有过“吃小米会餐，穿草鞋跳舞”的诗句。1942年，陈煦和李屺阳结婚，研究局专门举行了联欢，贾拓夫作证婚人，他说：“你俩的名字是阳光和煦，婚姻美满，并肩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

        贾拓夫对同志友善真诚，对母亲和弟妹也充满亲情。他把母亲从老家接到延安，让弟妹在延安中学学习并参加了革命工作。勤劳的母亲能与爱子一家一起生活，看着他们为劳苦大众工作，自是心满意足，但她还是过不惯没有劳作的生活，又不愿拖累儿子，不久又回到了神木。1941年冬，因患不治之症被接回延安治疗。西工委的同志们都去看望这位善良的老妈妈，他们亲眼目睹贾拓夫抽暇卧在母亲身边，心痛地对母亲说：“妈，您老病重，我工作忙，常常顾不上照顾您，不能尽孝，我心里过不去呀……”，也亲耳听到老妈妈说：“儿呀！你事多，公事忙，多为受苦人办事，妈就满心欢喜啦，你放心……”。不久，这位慈祥的革命母亲就去世了，组织上还专门为她召开了公祭大会。

        是的，一个领导者，能带领自己的下属，创造出一个积极向上、健康和谐、团结奋斗的工作环境，使得其中的人都能心情舒畅，自觉地克己奉公，的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的份量应不亚于工作任务本身。我们无权评价说，贾拓夫实际领导的西工委的工作是第一流的，但西工委的工作，例如少数民族的工作，的确在党的民族工作历史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为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奠定了初步的正确基础，获得了宝贵经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党对西工委工作的肯定，也包含了对贾拓夫这一段工作的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不能不说与西工委工作集体的整体能力，与他们团结和谐、积极进取的工作氛围有着直接的联系；其中，作为实际领导者的贾拓夫，是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的。对今天来说，贾拓夫和他的同志们，在西工委创造出的内部工作环境，该是多么值得追忆，多么值得继承啊！

        写到这里，作为贾拓夫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时期的工作，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是在写事，主要是在写人。所以，我们还要说起一件曾经使我们不解的事情。贾拓夫曾在陕西党的地下斗争中做过多年工作。“西安事变”后，担任陕西省委书记两年多，工作也是胜任的。为什么忽然又被调回延安，分配到西工委工作呢？如果说后者的工作更需要、更重要，怎么只是作委员兼秘书？当然，革命战争年代，工作瞬息万变，干部频繁调动是常有的事。革命工作需要，没有高低之分，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只要组织一声令下，个人莫不愉快服从，这也是我们党的传统和惯例。共产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这样一种组织纪律，才无往而不胜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人，一件事，总还有些具体的原因。

        据后来了解，贾拓夫这次的调动，的确是事出有因的。原来，1939年有人向中央反映：贾拓夫于1930年在西安被捕入狱，使得有人对他产生了怀疑。组织上调他回延安，是有边工作边审查的意图。其实，贾拓夫在党内多年，自己也从事过这一类工作，他本人和他的爱人白茜心里也清楚，这种安排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贾拓夫并没有抱怨别人，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没有闹什么个人情绪。说没有压力是不客观的，但由此而影响自己为党继续工作，他却怎么也做不到。他从1926年参加革命时起，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斗争，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他越来越自觉地把自己交给了党。如果他单想自己，那么他早就可以去“混别的饭”吃了。不是有许多人在死亡面前，在危难面前打了退堂鼓吗？他自己也亲眼看见过，亲身接触过不少这样的人。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只是不愿或不敢再干下去，并没有去做敌人的附庸，也没有去出卖同志，以讨得个人的安逸和升迁。而对贾拓夫来说，他从未想到过要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为个人捞点什么。组织上要审查，也可以说是情理中的事情，那就审查好了，横竖从个人十多年的表现，他自认无愧。

        但是，不临其境，不知其味。这种审查毕竟是自己的组织在搞，毕竟是在他正在为党忠心耿耿地奋斗时，由于受到自己的上级、自己的同志的怀疑而进行的，个中的酸涩苦辣，别人自然难以体味，就是他自己，在十多年来南北奔波，雪山草地，白色恐怖，出生入死时，也从未想到会落到这种境遇中。他不是没有过困惑和苦恼，不是没有过委曲和悲怆，然而，他没有陷入围绕着个人恩怨得失而不能自拔的泥潭。凭着他对事业的忠贞，凭着他对革命者应有品格的执著追求，凭着他在各种严酷环境中磨炼出的坚强意志，也凭着他对党组织从整体上的认识和信任，他没有消沉，没有徘徊，没有申辩。他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现个人的本质，去表现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人格，去争得组织和同志们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信任。所以，他又是坦然的，振作的，积极的。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他才加倍地真诚，加倍地努力，也更加自觉地以信任和体贴去对待同志，对待战友，以自己的真挚去为别人创造一个融洽、亲切和团结的小环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让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同志免受自己所遭境遇的苦痛。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既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撇家舍业”投入到革命队伍中，这里就应该是家，就应该得到温暖，至少在这方面，应该对大家有一个“补偿”。所以，他才又是领导，又像兄长。我们想，西工委的工作环境，之所以使大家感到舒畅，与贾拓夫这样的心情和自觉，应该是有直接关系的。由此也可以体会出，“拓夫同志是个好人”这句话的具体内涵。越是境遇不佳，处境“尴尬”，越能体现人的精神品味。贾拓夫这时的表现，的确体现了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他的真诚，他的努力，他的工作和成绩，终于得到了承认，得到了回答。1941年10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给贾拓夫的一封亲笔信中写道：“你已知道，对于你的怀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已决定取消对于你的政治上的怀疑，恢复对于你的完全信任。”贾拓夫在西工委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审查中进行的，他对组织审查的态度，就是以这样一种真诚工作和出色的成绩来体现的。毛泽东给他的信对此做出了一个良好的结论，打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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