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取得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第一野战军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在彭德怀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军的同时，贺龙率领另一路大军经营川北，向四川进军。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当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因此，贺龙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人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带过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贺龙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早在1947年3 月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很久的问题。若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为了保卫延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从不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看成个人的，而且要求所属部队听党指挥。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队过了黄河。

        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贺龙毫无怨言，愉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以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

        贺龙想，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战场的仗将越打越大，西北野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也是相当大。他觉得晋绥作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地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贺龙想，如果把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起来，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为此，贺龙找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征求意见。

        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颌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小河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央就把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的贺老总来说，他也希望统率野战部队驰骋疆场，然而从战争全局出发，他个人从不计较什么。

        7月底，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仗，贺龙在后方送粮、送钱、送兵。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贺龙在补充兵员上也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效，仅1947年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二个旅。

        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二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22万人的大军了。建国后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

        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人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入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康川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人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1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 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

        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950年3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 月1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放后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危害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上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给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必须把主力精力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一九五零年需要弓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题为《关于目前西北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

        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明确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曾考虑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面积120 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解放前，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即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撅，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进军西藏的指示后，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儿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贺龙指出，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

        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贺龙指出，最终选择走哪条路，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西南军区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3月1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 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为此，西南军区调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问题的准备。”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迟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安接见了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5月17日，中央就进军西藏问题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指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就在我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拒绝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继续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他们将西藏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七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共7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泛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指挥，企图利用金沙江，固守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于10月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争取了一个代本起义，一共歼敌5700余人，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在昌都战役中，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配合作战，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抢占了昌都西南的宗泽山，控制了山坯口，完全切断了藏军南逃的退路，对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深入宣传，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特别是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方向发展。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酋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精神，电令中共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进驻西藏，防止随时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分两个梯队，于8 、9月陆续出发，于10、11月先后进驻拉萨及其他预定地区。

        8月，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范明率领下，西北入藏部队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与班禅行辕及其原驻西康、康定办事处、军乐队等共1300人，从西安出发，克服洪水暴涨和地震等困难，于12月1日进入拉萨。当天，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并召开群众大会，庆贺进藏部队胜利全师。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制定了适合西北地区情况的特殊政策和策略，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以保卫新生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在西北，历来匪患严重，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造成的矛盾和仇杀等，加上国民党特务煽风点火，与惯匪勾结，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据估计，当时较大的股匪有470 余股，约13万人；被裹胁的群众约9万人，主要分布于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等地，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

        早在西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是：“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又在大西北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憾人心的卫国壮歌。

        全歼“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等残部，是第一野战军之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豫陕边区挺进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溃退到陕、鄂、豫、甘、川五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及散兵游勇、地方土顽拼凑而成的。由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工凌云任总指挥，下辖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八军（军长季凌云），共有9个师，1.3万余人。

        虽说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这支反动武装仍自不量力地沿秦岭巴山布防，妄图牵制解放军南下，掩护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从容入川”，并相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重建昔日的“天堂”。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天堂”！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兵团乘胜南下入川；第十九军以凌云驾虹之势解放了陕南绝大部分地区，统一领导清剿秦巴山区的国民党残军败将及地方游杂武装。

        第十九军是1949年5月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它是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下辖第五十五师和五十七师。根据任务区分，第五十五师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第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独立三团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

        12月28日，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从西乡峡口、贯子山、钟家沟出发，翻山越岭，疾速南进。400里的山路，他们三天抛在身后，入川到达两河口。

        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率师直机关经堰口、杨家河、镇巴、三元、黎坝，直插简阳。一六三团出镇巴，经官渡湾、滚龙坡，两天半翻过大巴山，30日进抵川北重镇万源城郊后，1950年1月3日解放通江县城。

        1950年1月2日夜，第一六四团向王凌云的新编第八军进击。敌军三六九团团长周辅臣率部800多名官兵在阵前起义。接着一六四团二营与起义官兵在二营教导员杜近明指挥下，在牟家坪、大井坝地区消灭了敌新编第八军二十二师千余人，敌军参谋长吴美仁投降。1月7日，一六四团经烟溪场、龙门溪，直捣苦草坝，将敌聚歼，俘敌新编第八军军长季凌云以下1300余人。

        我第一六三团一营在通江东北的长坪、泥溪坝与敌新编第五军发生激战，战斗30分钟，敌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等150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随后，一六三团和一六四团南北夹击将敌新编第四军压迫在方圆不到50里的大山之中。

        王凌云此时急了，召集军官开会，要求所部“分散活动，注意隐蔽潜伏。”

        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在王凌云授意下带残兵向云雾山中转移。

        我第一六三、一六四团哪里肯放，一路追击李学正部。

        1月10日上午，我追击部队向溃退之敌发起进攻，李学正要求部队“顶住”，无奈士兵斗志丧失殆尽，个个只顾逃命。

        中午时分，解放军冲入敌阵，敌新编第四军彻底崩溃。李学正见大势所趋，只得率军部和下辖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共2000多人，举手投降。

        而此时的王凌云，败军之将仍不忘风流，正想与青峪口一位杨老汉的女儿成亲。

        杨老汉哪里肯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位土匪头子，但想到硬抗只会使自己吃亏，不仅救不了女儿，且可能危及全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当面应承下来，而偷偷地向第一野战军第一六三团二营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营教导员问明情况后，派兵很快把王凌云抓住了。

        这位曾经威风一时的敌军中将总指挥，在第一野战军第五十五师指挥员面前，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我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问：“你就是王凌云呀！”

        “贱名凌云，罪该万死。”

        “你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了十几年的仗，双手沾满了烈士和人民的鲜血，现在该是总清算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是……是！”王凌云害怕被解放军杀头，忙说：“感谢贵军不杀之恩。愿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坐在一旁的第五十五师政治委员张明看到昔日战场的对手现在只有说“是”的份儿，心生厌恶，便讥讽道：“王司令，你我都是军人，但志向各异，使命不同。你替蒋介石卖命，我们为老百姓谋幸福，现在不知有何感想！”

        王凌云向张明深深鞠躬，说：“贵军真乃神兵，如虎缚兔，打得我们根本无法抵抗。敝人很是佩服。本人罪该万死，但望怜家有80岁的老母，留我一条活路，感激不尽。”

        王凌云对在南阳未能投诚深表遗憾，并表示愿率残部起义。

        “太晚了。你的部队正在被我军包围歼灭中，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你谈判天平上的法码没了重量，起义根本不可能。”符先辉斩钉截铁。

        王凌云垂头丧气，站在一旁。

        张明看看王凌云脸上的表情，趁机做工作：“起义不成，工作多的是。你可以写信叫你的部队立即投降嘛！”

        “是！”

        于是按照符先辉、张明的意图，王凌云给他的部下写了几封信，派人送出。

        我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兵分两路，昼夜兼程急进120公里，于1月21日到达南江东宦路口，与沿南江北逃的国民党第一二七军三一零师激战1 个小时，创造了我军无一伤亡，全歼敌1700余人的战绩。

        在疲惫惶惑的俘虏行列中，有位高个头大麻脸披件呢料大衣的将军便是敌第一二七军代军长兼三一零师师长丁树恒。我第一六四团团长张新胜、副团长李更生在俘虏群中认出了丁树恒。丁树恒这时面色泛青，喃喃自语：“简直不可思议，我们刚住下还没喘过气来，你们一口气就赶了240 里，是飞毛腿！是神军！”

        在陕南战场上，我第十九军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1949年12月8日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员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九旅旅长谭华初率1000多人投降。

        1950年1月17日下午，云开雾散，红日高照，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的战士们连日行军作战，难得有个休整的机会。他们擦枪洗衣谈笑，抖落了一身征尘。突然，一位农民跑到解放军的营地向独立七团政委秦金铎报告说，他家来了十多个匪兵，这些匪兵挎着手枪，衣服破烂，硬逼着他的婆娘给他们做饭。

        一连指导员王万昌带领一个连随老乡出发。一个小时过去，战士们押着敌人的副师长夏修义和他的残兵而归。

        原来逃到老百姓家的一伙人，是潜逃中的“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少将指挥官柯玉珊和他的卫队。王万昌带着战士刚接近农家庭院就被敌人哨兵发觉，王万昌即鸣枪示警。惶恐中，柯玉珊带兵突围，怎奈他们唯一能逃跑的大门已被战士用火力封锁，双方展开枪战。蓦地，一颗子弹射中了柯玉珊的腿。

        柯玉珊中弹后，爬起跄踉跑了几步就倒地不起。王万昌和战士们冲进院内，看见柯玉珊脸如白灰，目光散乱。绝望中他把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枪机。

        “砰！”枪响了。

        柯玉珊给自己的罪恶人生画上了句号！

        陕南解放军至1950年元月底，共消灭匪特50余股17700余人。

        甘肃宁夏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仇杀事件。

        1949年8月，临夏来了解放军，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二军打垮了马家军。但是，建国前后，临夏匪特活动猖獗，危害严重，人数达5000人。东乡、宁定的阿里马兔、马金山（外号“孙少爷”）、马保（外号“大炮营长”）、马占林等股匪势力最大，战斗力也强，人数约3000之众。其次是西乡韩家集的铁秀戈、马积福、马虎山、朱老大等四股近千人；虬藏的马八娃、马拾岗二股近千人。

        这些匪特杀人放火，制造混乱。10月18日，匪首马步彪（“反共团”总指挥）裹胁群众3000多人围攻宁定县城。马八娃、马英贵、马保等匪首在吹马滩、羊山洞、尕新集等地，煽动回汉民族仇杀，逃到临夏城中避祸躲难的百姓有3900多人，11月初，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两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经宁定驶向临夏。当车辆在宁定驻军十一师三十五团团部歇息时，我第三十五团团长刘冠生考虑途中驾驶员和军用物资的安全，命令一营二连一排排长唐方达带领两个班的战士跟车押运。

        唐方达受领押车任务后，他提醒战友们百倍警惕，作好战斗准备，防止土匪偷袭。唐排长和战士们押运的汽车刚驶出宁定县城十里开外，就有星散的土匪打冷枪，企图阻止汽车减速。驾驶员聚精会神，目视前方，加大油门，全速奔驰。

        当汽车行驶到王家庄时，土匪把砍倒的大树和抬来的大块石竖七横八地堆在公路上，战士们只好下车排除路障。这时，早已隐蔽在山头、矮墙、地埂的土匪和被裹胁的群众，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公路冲来。唐排长大声命令车厢留下的战士：“开枪只准打土匪，不要误伤群众。”

        唐排长亲率四五个战士跳下汽车，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土匪设置的路障——大树、巨石滚到路旁。他们刚要登车，有的土匪端枪射击，有的挥舞马刀，有的手持利斧，嗥叫着冲了过来。

        唐方达指挥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见危险尚未解除，便当机立断，让几名战士跟车护送物资，留下12名战士继续抗击顽敌，掩护汽车安全前行。

        “排长，咱们把汽车开回去，等团首长调动大部队把土匪消灭了，再押送物资去临夏。”一位战士考虑到排长和留下人员的安全，建议道。

        “不行。临夏剿匪部队急需这批战备物资，我们一定要让汽车开过去！”

        唐方达回答很干脆。

        “留下的同志危险性大，咱们都上车，边打边走，硬冲过去。”一位战士提出请求。

        唐方达沉思片刻，但决心很坚决：“不行！土匪拦车主要是抢军用物资，他们看见汽车开走，必定拼命围攻上来。到那时，汽车陷入敌围，我们也走不脱了。只有留下部分兵力打掩护，牵制敌人，让汽车开走，这才是可行的作战方案。”

        “排长，你跟车走，让我带着战士抗击敌人。”班长刘居义对排长让他押车先行有意见，硬坚持自己留下来。

        唐方达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时间紧迫，咱们不要再争了。押车的同志赶快上车，留下的战友跟我来。”话音刚落，他侧身往路旁一闪，带领12名战士用手榴弹、子弹先把冲上公路的匪徒打了回去。

        汽车轰鸣着向前驶去。车上的战士哭声喊道：“排长，你们保重。”

        汽车开走了，土匪阴谋落空了，便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打狙击的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他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战士们团团围住。

        枪战中，敌人一粒子弹射进唐方达的肩膀，鲜血流出，他急忙用毛巾把伤口扎住，继续指挥战斗。

        然而，唐方达等13人面对的是几百号土匪！战斗残酷而悲壮。战士们从下午4时许战到满天星辰，伤亡过半。唐方达看到平常相亲相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心在滴血！他把仅有的七名战士喊到身边，悲壮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押送军用物资的任务。现在土匪把咱们围困得严严实实，退无路，进难前，更何况咱们援兵很难赶到解围。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在革命队伍受教育多年，咱们要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

        “排长，你放心，自参军那天起，咱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敢与敌人血战到底。今天豁出去了，多杀几个敌人，替‘光荣’的战友报仇！”战士表明心愿，安慰排长。

        “几个尕不叽叽的解放军，逞什么能！快冲，逮住一个赏五块光洋！”

        匪首狂叫着。

        唐方达端起冲锋枪一个点射把冲在前面的几个土匪打倒在地。突然，一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大腿，他站立不稳，倒在地上。战士们看见唐排长倒在血泊中，脸上痛苦地抽搐着，大口喘气，一股无名怒火从胸膛升起，“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哒哒哒！”“砰砰砰！”“轰轰轰！”

        战士们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就用刺刀捅，枪托砸，拳头擂，牙齿咬……机枪手黄习斌与一个匪徒扭打着，他用铁钳般的大手死死卡住了匪兵的脖子，把敌人送上了西天。

        年龄最小的蔡保荣跟一个匪兵在地上滚打起来，他用拳击，用脚踢，耗尽力气，终被土匪压在身下。当土匪拔出腰刀正猛向小蔡胸部刺去的刹那，身负重伤的唐排长顺手操起身边的冲锋枪，拼尽全力，猛扑过去，用枪托把土匪的脑袋砸开了花。唐方达却因流血过多，永远地倒下了。

        战士们与土匪激战4个多小时，11名战士壮烈为国捐躯。

        当几个回族群众来到刚刚战斗过的战场，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衣服全叫土匪扒光了，赤条条地躺在冰冻的田野里，他们感叹地说：“真是作孽呀！”

        在背运尸体的过程中，他俩发现有两位重伤员一息尚存，便不顾个人安危，背回家中，擦去伤员身上的血迹，换上了自己的棉衣，精心照料。不久，他们又赶着牛车把伤员送到第三十五团团部。经过抢救治疗，一名伤员身体很快得到康复，重返剿匪前线。另一位伤员没有抢救过来，阖目长眠。

        1949年11月1日，由青海进驻临夏的第一军第一师协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进剿罗家集、买家集的马积福、马占标股匪。

        一八六师由东向东南、一师三团由东向东北向股匪实施合围。

        11时，第一师三团在罗家集以北的骆驼脖子与股匪发生激战，该团一营分兵两路攻击前进，土匪招架不住撤离村外，400多名匪徒随即占领村北刘家山梁，另一股300多名土匪抢占西山，还有一股百余名土匪从南山向三团逼近。

        我三团首长命令一营抢占北山，迂回向西山包抄，三营一部向南山攻击。

        骑兵连夺取西山，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反扑。步兵一营及时赶到与骑兵连协同作战，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占领了阵地，冒烟的阵地上躺倒50多具敌尸，脱缰的敌马把本来零乱的土匪队形冲得越发不可收拾。这时三营攻占南山得手，团首长下令：“全线出击！”步兵用机枪扫，手榴弹炸，骑兵催马挥刀勇猛神速冲向敌群，众匪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向西南逃跑。

        11月9日，一师集中三团、一团（欠一营）和二团三营合围虬藏马八娃股匪。拂晓时分，二团二营前进到四十里铺时，发现王家庄的土匪骚扰群众，就用炮火袭击匪群，匪兵满山遍野窜逃，东躲西藏。三营进至塔崖后，向代家山，二营向杨洼李家、陈家嘴攻击前进。途中，二营击溃尕堡子的土匪。

        三营在追击中俘敌80多人。一团进至南山全歼杨洼李家逃匪70多人。战后，一团、二团在虬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捕捉零星匪兵。

        此时，临夏土匪气焰已被打了下去，只有黄泥湾的马积福、东乡的马保股匪活动还很猖狂。11月23日，一师奉命出动一团、二团共四个营的步兵和师直骑兵营前往进剿。战斗中，一团未能及时到达战区，合围未果，仅俘匪30多人，匪兵大都逃回向买家集。

        连续遭到解放军痛击的马积福，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再顽抗下去绝对没有好下场，29日便带着60多名匪徒投降。但惯匪马保、铁秀戈股匪，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投降。12月12日，一师一团、二团再战槐树关，俘匪首铁秀戈等20多人，余匪脱逃。

        第一军一师在临夏剿匪两个多月，俘匪752人、降匪63人。12月中旬，第一师奉令撤回青海，接替第一师在临夏地区遂行剿匪任务的第四军第十一、十二师和骑兵团相继抵达该地。当人民解放军换防之际，土匪又猖獗起来。剿匪部队遂集中优势兵力，分片包剿，全歼阿里马兔股匪。

        12月31日，解放军剿匪主力部队第四军十一师、十二师集中优势兵力，分三路向土匪进击。三十三团、三十五团负责清剿东乡马保股匪；三十一团负责清剿西乡马八娃股匪；三十二团负责清剿马英贵股匪及铁秀戈残部。

        当天深夜，解放军战士披夜露，翻山岗，跨峡谷，淌溪流，像几支利剑直插匪窝。我三十三团、三十五团在土墩、牛头墩首歼马八娃、马英贵股匪百余人。溃逃中的马英贵看到了他的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强大，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楚涌上喉头，心在打颤：“与解放军作对，刚一交火，人家猛打猛冲赛虎豹，自己手下的兄弟像耗子似的逃窜，根本招架不住。”他前思后想，越发感到当土匪艰难，几次差点丢了命，想来想去，最后向当地人民政府投降。

        这期间，一野第十一师、十二师向土匪频频进击，战斗10多次，消灭了大股土匪。此后剿匪部队派出200多名由班、排、连干部组成的五个武工队，开展群众工作，发动政治攻势，灵活采取“先拉后打”、“先打后拉”、“边打边拉”的策略，不到20天，马八娃、马二礼等10股匪首率部970 多人，先后在虬藏、韩家集、锁南坝、庄巢集、那勒寺、三甲集等地向解放军投降。

        1950年夏，临夏匪特重新蠢动，第四军决定驻该地区的独立团、独立营、回民支队，第十二师二个团和军骑兵团，统由第十一师指挥，围剿股匪。至1953年12月，共歼匪特4900余人。

        在陕北、关中、平凉、青海、新疆等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的部队也与匪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0万人，共歼匪特12.9万人，缴获各种枪3.6万支和大量子弹、炮、炮弹、电台等，取得了剿匪的重大胜利。同时，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在这场极其复杂、艰苦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4360多人，为共和国的巩固与安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作战、剿匪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西北新解放区的各项民主改革和西北五省的经济建设工作。

        他们打到哪里，就把干部派到哪里，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从省到乡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他们深入农牧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政策，斗倒了地方牧主，夺回了土地和牲畜，并派出文工团为人民群众演出，配合各项民主改革的深入发展；他们帮助政府动员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了严重的春荒；他们修建铁路公路，兴修厂矿和水利工程，为发展西北经济，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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