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追敌，刘伯承下达六字令：猛打、猛冲、猛追！胖子俘虏承认：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哪！我的马没有跑过你们的两条腿！蒋介石要亲眼看看解放军是怎样攻下奉化的。5月16日，溪口白岩山深处哭声震天。

        白崇禧带着大胆计划回到桂林。阎锡山写完纪要，觉得已被蒋介石打得鼻青脸肿。

        蒋军长江防线一击即破，这完全在刘伯承的意料之中，但蒋军演逃之快，似乎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他判断：战局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敌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很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公路和浙赣路，以皖浙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三野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司令员叫作战参谋给总前委发报。他边沉思边说：“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县，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

        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立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刘伯承命令陈赓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

        第三、第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歙县、衢县追击，协同三野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4月25日，十五军遵照野司的指示，从香隅板地出发，作为四兵团的左纵队，向江西乐平、上饶方向进击。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风景如画，但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光，昼夜兼程。不管气候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冲击。所过之处，只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蒋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仇恨。

        29日黄昏，十五军先头部队四十四师攻占乐平。30日，军主力部队进至乐平以北地区。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蒋军的狼狈溃逃，使指战员十分鼓舞，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部队中产生一种大功告成的情绪，加上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影响到预定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断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如下指示：“应有伴随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

        正如刘伯承所料，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跑蒋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办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

        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之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慌，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辎重及小俘获所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

        在战术上，刘伯承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及时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5月2日，四十五师在漆工镇追上了敌一四三师。激战两小时，歼敌一部。为保持追击势头，军令该师以小股部队监视截留该部敌军，主力部队直奔上饶。

        5月4日，敌一四三师余部窜至德兴县龙坑岭，双龙亭崇山峻岭当中，企图凭险苟延。十五军第二梯队四十三师奉命攻歼，一二七团八连连长刘子林率领突击队，经过激烈战斗，攻陷敌双龙亭要点，为部队打开了通道。然后部队将该处敌军包围，首先通过喊活，劝告他们投降。敌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遂大部缴械，一四三师被全歼，俘敌师长阎尚元以下2400人。

        5月3日，兵团首长根据新的形势，令十五军不再进击上饶，径取横峰地区，相机占领铅山。此时四十五师已临近上饶。为大量兜击歼敌，改以四十四师执行此任务。四十四师于5月4日疾行140 里，奔袭铅山，歼敌交警第七、八总队1500余人。同时，四十五师攻占了横峰、上饶、葛源、广丰，并于上饶车站截击敌兵车一列，俘敌千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至此，浙赣路为我截断。

        千里追击。

        第四兵团指定十三军为右纵队，从长江南岸彭泽马填、马路口地区出动，沿石门街、陈营街追歼逃敌，向太阳进击。

        4月24日，十二军开始向南追击。25日拂晓，先头部队三十七帅，在石门街咬住逃敌六十八军的尾巴，斩歼一部。 26日，又在童子渡追上逃敌尾部，再歼一部。

        此时，军部获得消息：敌六十八军在景德镇稍事休息后，企图于28日经石镇街、万年向东乡逃窜，欲与白崇禧集团靠拢。军部令十二师加速前进，先敌出石镇截击该敌，遂歼敌六十八军直属队一部及联勤七分院等400余人。敌见此路不通，改循乐平、贵溪路线南逃。

        29日晚，十三军追至关王庙、朱山桥一线，在朱山桥地区扭住逃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部队当夜冒雨出击。

        30日，十三军某团三连进抵南江庄时，发现一股敌人，正由玉门山沿着公路逃跑。该连立即把三个排分成三路，勇猛冲上1000多米高的陡山，攀着树枝，爬下悬崖，直插敌群中间。第二排跑步前进，渡涉了深过胸部的水沟，敌人猝不及防，被压缩到了山凹里边，一齐举起手来，大喊“饶命”。部队从泥坑里拉出第一群俘虏时，其中一个胖子竞吓得哭了起来。在进行俘虏登记时，那个胖子开始说他是师部书记，负责登记的同志看他不像，就给他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这个胖子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呀！由小孤山撤退下来，一直连夜奔跑。那天坐船过河，我把骑的马也扔了，最后还是给你们抓住了。”

        桂系匪军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和他的残部，溃散在万年的万克园中。4月30日，被十三军二十七师咬住，大部被歼。战斗结束后，战士牛三保发现有三个敌人蹲在一个水潭子里发抖，一看见牛三保，就都举着双手爬了出来。

        第八连连长李德瑞走来时，其中一人看到李的胸章和短枪，晓得他是“长官”，马上苦笑着说：“我叫李德彪，和你的姓名差一个字，咱俩是兄弟哩！”李德瑞问他们是什么官，他结结巴巴地说：“排……长。”

        在押送他去俘虏营的路上，他叹息着说：“从安庆到现在，突了十几次围，还是被你们捉住了。”

        当从一个俘虏群走过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俘虏，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跳起来，马上向我方领队的指导员说：“报告长官，他就是师长！我们在安庆做生意时，被一七四师抓来挑行李，肩膀都压肿了。我们向这个师长要求释放，这家伙反而痛打了我们一顿。现在我们要揍他，请长官允许我们报仇！”说着他们俩卷起袖子，向这家伙跟前跑过来。

        指导员进行劝阻，他们还都愤恨的说：“不行，非揍他不行！”随后，从那个俘虏的口袋搜出了一枚黑色角质图章，上面刻着四个隶书体字“吴中坚印”。这样一来，吴中坚便不敢再抵赖了。

        十三军三十七师在5月3日解放贵溪。三十八师、三十九师主力穷追逃敌八十一师，合围弋阳。

        5月3日拂晓，三十八师先头部队一一二团一举突入弋阳。此时，敌八十一师大部已退过信江南岸、并纵火焚烧江上浮桥，企图阻我追击。一一二团以疾风般的速度尾追敌后，冲过正在燃烧的浮桥。同时，我三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也已抵达弋阳城南，对敌形成合围。敌六十八军副军长王振声、军参谋长社大中见逃窜无路，即率敌军一部向我投降，弋阳即告解放。随后，王振声等协助我军，乘坐汽车追回己越河逃窜的敌八十一师大部。此役敌投降官兵，有王振声、杜大中、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副师长刘青浦等以下4000余人。此后，我三十九师一一五团又出浙赣进入福建，歼敌500余人。

        十四军担任第四兵团后卫，循十二军路线日夜兼程前进，直出东乡、鹰潭。

        十四军先头部队四十师，于4月27日从至德下隅坡出发，向乐平、余江、鹰潭方向疾进。5月5日解放鹰潭重镇和东乡县城，敌人闻风逃走。

        此时，敌十八军所属七十五师、十八师，正在金溪、南城、临门地区设防抵抗。我四十师即于8日越过浙赣线，沿着鹰（潭）南（城）公路南下，部队排除万难，猛进穷追，三天两夜跃进了320余里，解放金溪、南城；沿途我军且战且走，歼灭敌七十五师一部。该敌的头子是胡琏，十八军已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兼十八军军长胡琏只身逃走。现在的敌军部队是刚刚重新征补起来的。因为他是头一年我军的手下败将，一路上闻风而逃，我军坐汽车都追不上。我军互相鼓励：“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5月9日，在金溪以北青原桥地区发现敌情，先头部队兴奋得忘了疲劳和饥饿，一口气追了三个小时，行进了55里，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扭住敌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在茅家岭地区歼灭敌人一个营。残敌南逃。我军解放金溪、南城后，敌向南丰逃去。

        久受敌人残酷压迫的江南人民，怀着重见天日心情，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我军开到哪里，鞭炮放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纵情地狂欢起来。

        我军到达铅山河口镇以东10多里的江村时，截歼从上铙逃向铅山残匪的战斗正在附近村庄进行着。在枪炮声中，江村人民举起挺高的竹杆，杆头绑着大块的红布，下面悬着九串鞭炮，村里男女老幼簇拥着战士欢呼。他们指着杆上的红布说：“红布就是欢迎红军回家。”

        我军开进河口镇大街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聚成人的海洋。成百成千的群众纵情欢呼，鞭炮不停地响了20多分钟。五里长的河口镇，完全沉浸在鞭炮硝烟浓雾的笼罩之中。

        许多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事先就准备好了粮食、柴草、鞋子等，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追击敌军的道路上，群众不但热情地送茶烧饭欢迎我军，还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修竣敌人破坏的桥梁，送情报，作向导，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战斗热情。

        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攻占浙赣线的上饶、贵溪、横峰的同时，第三兵团分别占领金华、衢县；由粟裕领导的渡江战役东路军和由谭震林率领的中路军于4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浙赣线上撤下来的国民党五个军包围于郎溪、广，经两天战斗，8万余入悉数被歼。5月3日，第三野战军的七兵团，占领杭州。自此，浙赣线800余里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被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

        5月16日，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兵分几路，向浙江南部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指日可下。

        不知是何种心态所使，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可闻了，蒋介石却还在溪口没走。

        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是硬撑脸面给部下看？还是自知一去永远难返而对故土恋恋不舍的情愫使然？可能是兼而有之吧！

        几日来，尽管他用劲儿攥起那几月来越来越瘦弱的拳头说：“我要指挥反攻，我要看看他们怎佯攻下奉化？”但此时也只是一腔激愤。

        他的大公子蒋经国，则要比他现实。败了就是败了，该走还是要走的，难道不走要当共军的俘虏不成？

        共军的炮声越来越近，蒋经国耐不注了性子：“父亲，太康号前几天开到定海去了，俞局长和王世和的家眷都随军舰走了！”蒋经国最知道父亲的脾气，语气虽急，但仍没敢直言“走”的字眼，但含意很明显：这里除了我们家之外，再没有其他家眷了。

        “共军过了嵊县了吗？”看来蒋介石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共军如还没过嵊县，那害什么怕，来得及的。

        俞济时赶紧趋前一步说：“看情况共军已过嵊县，目标象是正向象山港挺进。”

        有了俞济时的这句话，蒋介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因为他现在离开溪口，空中和陆路都不安全，也不太可能。只有象山港水路一条道了。于是，蒋介石长叹一声，对蒋经国说道：“到你祖母坟前告别罢，你去把方良和孩子们也叫来。”

        儿媳、孙子都来以后，蒋介石领着一同来到苍松环绕的蒋母墓前。

        蒋介石刚一站在母亲墓前，就已经止不住老泪纵横。他撩起衣襟，颤巍巍长跪不起，倏地，大哭起来。

        要是蒋母在天有灵，也必为之感动万分。

        失败是痛苦的。而且败得这样惨！这一走怕是再不能为母亲尽孝了。

        蒋介石身后，哭声一片。

        对母亲的墓庐叩拜之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抉下，向山下走去。

        下了凤凰山，几辆轿车早已等候。

        蒋介石再回首望望这座美丽山峰，慢慢地钻到了汽车里。

        别了，慈庵，别了，丰镐房，此一别。今生再难相见。剡溪水淙淙长流，武岭山烟雾迷朦。蒋介石潸然泪下。

        蒋介石这次回溪口，给人讲是为了主持祭祖进谱大典。

        蒋氏的修谱之事早在1947年秋便开始了，由吴稚晖和陈布雷率领一批饱读经书的大儒主笔。这一修谱不得了，蒋氏和北京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攀上了亲。还引经据典，说蒋氏祖先原为周公旦的后裔。周公第三子封于蒋国（今河南固始县），后世子孙则以国号为姓，改姬性蒋。此后，蒋氏子孙绵延不绝，称得上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蒋介石对修出了这么让人荣耀的祖谱，非常满意，因而开祠堂门进宗谱的大典异常隆重，从上海请来了京戏班子，搭台鸣锣，一连唱了三天大戏。大开宴席，遍请宗中父老。

        在此期间，蒋介石遍游溪口名胜古迹，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那样的多情。每次都是恋恋不舍，流连忘返。他最常去的地方，除了蒋母墓，也就是雪窦山了。

        雪窦山，可谓溪口名胜之首，位于溪口镇的北方，是四明山支脉最高峰，海拔600 米。山中有一块百顷平地，古刹雪窦寺便建在此。此寺是佛教禅宗十刹之一。蒋介石为此寺题额“四明第一山”。寺前是一道深谷，崇崖壁立，如同斧削，这便是千丈岩。两条清澈见底的小涧从寺底左右环绕而过，在寺前汇合，由岩顶直泻而下，水石相击，喷薄如雪崩，此为有名的“千丈岩瀑布”。王安石曾咏诗赞美道：“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瀑布对面建有“飞雪亭”，也是山中一景。

        由西北上行，山岩壁立，陡峭险峻，攀上岩顶，便是一块平地，形同一巨大石台，称之为妙高台。台上古柏森森，台下鹰翔幽谷。举目四望，群山偃伏，山下田畦庐舍历历在目。1927年，蒋介石看中这块地方，就在山崖上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蒋介石和宋美龄夏天常来此避暑。

        此外，雪窦山还有“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景胜地。

        雪窦山真是处处是胜景。1920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回乡，曾咏诗鸣志，曰：“雪山名山东南最，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隐成莫退之。”

        如今，蒋介石功未成，也无法隐退在此了。

        蒋介石的车队，从溪口沿剡溪而下，40公里即到达宁波镇海港，这是从溪口出海的传统路线，但这次蒋介石没有走这条线路。他估计到，解放军一旦进军宁波，必然抢占镇海港，堵住宁波守军的出海口。那样，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逃出了。因此决定不走宁海而走象山港。从嵊县到象山港全是山路，这样靠两条腿走路的共军就跑不过他的汽车轮。他就可以从容地退出溪口，往象山港，乘军舰出海。

        蒋介石此次出走，就再也没有回返故里。

        5月25日，解放军第三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解放了溪口，或者说是进军路过了溪口。因为这里早已无国民党军队的一兵一卒了。

        溪口镇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部队进镇前，专门进行了纪律教育，防止战士们出于对蒋介石的愤恨作出影响纪律的事情。

        一八三团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镇。该镇镇长——据说才上任两天，是蒋介石离开溪口前特意挑选的一位出身贫寒的人——带着一些人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人镇。街上的行人不多，店铺照常开门营业。

        一八三团穿镇而过，继续向前推进。随后开进的六十一师师部和一八二团，驻在了溪口及其附近的村庄。六十一师的司令部就设在丰镐房。第二天，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等相约，到镇上各处转转。经镇上人指点，出镇登上白岩山，来到蒋母墓，看了孙中山的手迹，也看了一天前蒋介石挥泪洒别的坟冢。墓侧不远有几间平房，上有蒋介石亲笔题名“慈庵”，大家知道这里才是蒋介石真正的住所。

        进了慈庵，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表面看平平常常的几间平房，里面却十分豪华，家俱设备全是最新式的洋货，住在这里要远比住丰镐房舒适得多。

        师政委王静敏很有感慨，评论道：“这倒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

        在宋美龄的卧室，大家发现了一件奇事，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香，却搞不清这清香发自何处。还是师政治部主任李清泉眼尖，他发现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雅致的挂屏，上面薄薄地敷着一层土，一株不知名的兰花，就凭着这点绿叶青葱，傲然吐芳，满屋幽香盖源于此。这个发现使大家赞叹不已：“这个女人还挺有一套！”

        六十一师在溪口驻扎了两天，27日奉命攻取定海，全师向宁波集结。溪口是沿海到浙东山区的必经之地，再加政治的原因，这个小镇虽是个只有900人口的弹丸小镇，却留下一个营的部队驻守。

        桂林，文明路130号，李宗仁私宅。

        窗外淫雨淅淅，烟波弥漫，给人一种沉郁惆怅之感。

        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度过的，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抑郁沉闷。他很少出门，除了到楼下会客外，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或者坐到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院子后边雨中朦胧的杉湖。

        几天来，他还在回想着4月22日和蒋介石摊牌的情景。

        那天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小屋秘谈时，口口声声要把人事权、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统统交出来，但实际上老蒋的鬼主意早就打好了。

        仅隔一个多小时，吃罢饭大家都坐在会客厅里，蒋介石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是党国危亡之秋，党政联系需要加强，党内一切隔膜、成见是非应该消除，因此，中正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正当主席，德邻兄当副主席，今后凡是党的重大决策，先提到‘非常委员会’审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这也是孙总理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的具体体现。”

        蒋介石言毕，吴忠倍、王世杰等极力附和，而李宗仁却两眼直冒金星，差点儿没气得晕了过去。摊牌的结果，仍是要做一个傀儡角色。但蒋介石玩的把戏又让李宗仁有嘴咬人，而无处下口。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他是国民党的总裁并未辞去，蒋介石说同意把政府的权力都交给李宗仁，但并没有说把党的权力也交给李宗仁。现在党的总裁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做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同意呢？

        白崇禧后来得知了详情，骂李宗仁：“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起来。”

        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广西立法委员李任仁力劝他“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方是唯一出路。”

        黄绍竑也从香港给李宗仁捎来信，说：“共产党诚意和平，绝无假说可言。健生主张穿草鞋上山，实属荒诞之举。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无去广州之理。请德公早下决心，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并告诉李宗仁，他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起义。

        李宗仁心中一团乱麻，百般思量，最后还是只身乘车去了李任仁家。

        他对李任仁说：“近几日想来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先生所言极是，德邻欲和中共再开和议，能否烦你和北平取得联系！”

        李任仁为李宗仁的真情所动，慷慨应允：“只要为和平奔走，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当李宗仁准备让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联系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到桂休。李宗仁只好告诉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

        原来，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给白崇禧发报，让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

        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机无法降落，遂去了广州。

        在广州时，张发奎鼓动白崇禧，劝说李宗仁和老蒋公开决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进行谈判，只要中共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它八条二十四款的内容，都可以接受。

        张发奎的意见，白崇禧深表赞成，并和张发奎商定：李宗仁抵穗时，国民党党政要员，必去机场迎接。张发奎要预先在机场作好布置，到时发动突然政变，将老蒋的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悉数扣留。对有反蒋倾向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宗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政府通电，如何、阎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布通电后，即成立以李宗仁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被扣留的蒋介石嫡系作为送给中共的贽见礼。

        白崇禧正是带着这个大胆计划从广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阎锡山，则是另负使命，劝驾李宗仁回广州继续做他的傀儡代总统。

        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返回桂林不去广州，便派居正、阎锡山到桂林进行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正处在危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要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因为蒋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失去对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如果真的这样，上海一失，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里此时也不糊涂，老蒋是对人有利的事，只说不做；害人之事，防不胜防，只做不说。在最初阎锡山、居正和李宗仁谈时，李是一口咬定，无论如何不回广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胆计划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他也说不去广州。

        李宗仁经不住阎锡山的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于是向老蒋提出了六条条件，并让阎锡山整理成文件，叫《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让蒋介石签字画押后；即可赴穗到任。这六条是：

        一、关于指挥权：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二、关于人事权：全国官吏之任命，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三、关于财政权：中央金融、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宪法规定，由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工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以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阎锡山记完这六条纪要，虽然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己浑身冒汗。阎锡山问：“李代总统，有些字眼是不是再斟酌一下？”

        “不能再动！”李宗仁斩钉截铁，字字千钧。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两天以后，阎锡山先从上海飞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对六条的答复意见。

        阎锡山在客厅还设落座，就双手递给李宗仁一分函件，说：“德邻兄，蒋先生已同意交出一切权力，他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希望你尽快赴广州主持军国大计。”

        李宗仁接过蒋介石的复函，认真地阅读：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薄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埋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考。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成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委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规；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了六个条件，蒋介石答复了五条，而后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李宗仁把函件往桌上一放，未置一词。

        阎锡山见李宗仁心有不满，说：“关于蒋先生出国之事，他恳求德邻兄允许他居留台湾，现在国家败亡，他深感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

        李宗仁打断阎锡山的话，冷冷说道：“是呀，他居留台湾，我居留桂林，各得其所岂不正好？”

        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白崇禧突飞桂林。原来白是接行政院长何应钦的电报，匆匆返桂的。何告诉白，蒋介石答应给白崇禧3 万两黄金作军费开支之用，并又从台湾调拨一批银元供政府财政费用。因为阎锡山这次来桂林时，陈济棠也一同前往，白是回桂林让陈用黄金换港币的。当然，白拿到这批黄金，抗蒋的劲头自然也有所减弱，也顺便劝劝李宗仁回广州执政，看看事情的发展再说。但对李宗仁主张与中共重开和谈的意见，这时白明确表示反对。

        李宗仁此时虽为代总统，实际上是光杆司令。钱在蒋介石手里，军队在白崇禧手里。孤身一人，不论是与中共重开和谈也好，还是在桂林另组政府也好，都万难成事。而且，历史上从来都是李、白不分，分开就一事无成，如果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他这个总统不啻一块废铜烂铁。

        痛苦归痛苦，无奈归无奈，5月8日上午，李宗仁又登上去广州的“追云”号飞机。

        李宗仁自4月23日返回桂林，前后盘桓半个月，结果一事无成，在蒋的软硬诱骗、阎锡山的劝哄、白崇禧的逼迫下，重新到广州做了蒋介石的傀儡。

        正当蒋介石等在上海、广州、桂林勾心斗角的时候，第二野战军的千里大追击也正迅猛地继续向纵深推进。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5月初斩断浙赣铁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解放了赣东军事重镇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和鹰潭一线，控制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的联系，粉碎了敌人企图沿浙赣线再设防线的计划。此时，从长江岸边一直被解放军追击下来的刘汝明兵团残部及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李延年残部，因在浙赣线难以立足，都拼命地向福建境内逃窜。

        同时，第三野战军正准备围歼隅守上海的敌人。为了扩大战果，配合第三野战军主力作战，第二野战军首长，遂命令部队，以一部分兵力轻装前进，向福建境内追击逃敌。

        5月8日，第四兵团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电示十五军以两个师轻装昼夜兼程，务于10日前进至福建建阳，截断逃敌退路，配合友邻全歼该敌。当时，十五军各部正在上饶、铅山一带分散清剿，远者达百里，无法集结。遂决定一面前进，一面收拢。军首长严饬各师“每日行程百里以上”。并要求四十四、四十五师成两路平行追击，以便在夺取建阳的同时，形成兜歼敌人的态势。

        从5月8日起，四十四师兼程疾进，两天两夜强行270里，于10日强行包围了建阳城，突袭刚从水占（建阳东北）方向逃来的敌五十五军残部。稍后，与五兵团一部在此会师。

        四十五师部队，于5月9日上午横跨大松岭，越过闵赣交界处的分水关进入福建，即以每天90余里的强行军速度，晚上到达崇安县城，解放了这座产武夷茶的名城。各部进军神速，各连提出进军的口号是：“抬起两条飞毛腿，奋勇追歼捉战犯！”“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创造铁腿班，追歼作战作模范！”这时我军虽然从敌军手里缴获了一些交通工具，但大部队追击，主要靠的还是指战员的两条腿。

        十五军解放崇安、建阳两城之后，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是四十四师部队，于12日5时，自建阳公路向南疾进，13日晨6时，进占闽北最大城市及敌空军基地建瓯。刚从建阳逃来喘息未定的敌第六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儿小时前已经闻风逃走。在建瓯我军生俘其后卫五十五军八十六团及交警大队300余人，汽车10余辆，汽车修理厂一座。

        敌五十五军残部向山地遁逃，我军留下小部分清剿残敌，主力继续追击。

        我军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也加速了我军的追击速度，14日抵达福建北部重要军事供给地南平。此时，各路汇集来的残敌，自以为已经侥幸脱险，遂在南平停留喘息。直到四十四师的先头部队抵到南平附近，敌军才发觉。我军勇猛直入，残敌张皇夫措，溃不成军，又被我生俘600 余人，缴获汽车30辆。

        敌五十五军自皖南逃跑以来，被我穷追1600多里，至此终于全部被歼灭。

        十五军的另一路四十五师部队，于12日自崇安轻装取捷径前进，一三三团一昼夜急行150余里，猛扑建阳东北的水吉县城及其东北20里的回龙镇，全部歼灭正在回龙企图渡南溪南窜的敌京沪杭国道护路队、京沪杭编练团、京沪区军官教导团等部共10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这时由于建阳、水吉的迅速解放，由江山、浦城向闽南逃跑的残敌退路已被切断，残敌陷入包围，进退两难，经我一击，全部被迫向水吉以东山地溃散。我军跟踪追击，歼敌第九十六、九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2000余人。

        5月18日，十五军奉令结束福建境内的追击作战。经过各兄弟部队的协同作战，福建全境宣告解放。

        十五军渡江后，日夜兼程追击26天，前进追敌1500余里，进行主要战斗12次，歼敌120000余。部队整日处于阴雨泥泞之中，头上无伞，足下无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打，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

        千里追击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斗。我军指战员都表现了奋不顾身，坚决执行命令的顽强拼搏精神。当时，南方闷热多雨，又终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部队的每天增加着里程：120里、130里，后来增至一天急行军150里。大多数人的鞋子都跑烂了，指战员的脚上原来的血泡还没好，而新的血泡又磨出来了。在丛山深林里行进时，常常要“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之后才能通过。

        著名的战斗模范连队一三零团第三连，在向水吉追击的途中，沿着崇溪河的西岸，走过树木丛密的崎岖山路，黄昏到达目的地山边镇，刚要准备做饭，团长李钟玄在望远镜里发现河南岸有敌人在做饭，便向一营长蒋连义说：“部队不能休息，赶快想办法渡过河去，再追！”

        担任前卫的三连立即行动起来，指导员马上就集合了渡江立了特等功的十几位英雄水手，进行动员和组织，连长张小堆去观察地形，副连长刘贵明领着去找竹杆、门板作筏子。这时侦察连缴获了三只小船，三连立即乘船渡过河去，未发一弹便在上游俘获了七只船和120多个敌人。岸上的敌人象受惊的兔子，立即拼命向山地逃跑。

        和第一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看着地图马上命令：“我们爬过这座20多里的大山，迂回拦住敌人！”

        当时三连有20多人没鞋穿，打赤脚，一排有五个人脚上磨破了泡，二排有九个人的脚上流着血，三排排长董虎法、六班班长陈克清的脚痛得都成了拐子，一拐一拐仍跟着部队前进。

        副团长和营长商量，把任务交给二连或一连。三连连长、指导员听说后，立即代表全连向副团长请战：“我们是前卫连，任务应该交给我们！没鞋子，打赤脚没关系，只要看到了敌人，我们决不会让跑掉！”

        副团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又对他们说：“那就把脚破了的和没鞋子的留下来。”

        这一来，有20多个没鞋子和脚破的人都慌了。机枪手袁守生马上请求道：“我是机枪手，我不能留下！”

        六班长陈克清站了起来：“我是班长，我不能留下！”

        光着脚的段孝芳说：“我是淮海战役解放的，我应该为人民出力，我不能留下……”

        20多个人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指导员非常感动，就答应他们的要求，一齐出发了。

        他们轻装急进，迅速迫近残敌逃奔的大庙村和叶当村。匪军正围着大火烤衣服，有的在煮饭，有的在抢老百姓的东西，乱成一片。

        三连立即行动。副连长带二排沿河沟直取大庙，连长带三排通过稻田、水沟，拿下了叶当村，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有的同志过河沟时也掉了鞋子，脚踏在稻茬子都刺出了血。

        枪声一响，敌人大乱，刚进村子的敌五十五军残部340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都成了俘虏。

        这时候，村中敌人尚未杀死的猪还在惨叫，大米在锅里浸着，菜在锅里烧着。敌军俘虏惊奇地看着打赤脚的解放军指战员，感叹说：“你们真行：追的我们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厉害！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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