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子卖师讨宠，陈仪慷慨赴死。守卫大上海，汤恩伯有三个“高招”。

        毛人凤的任务只有一个字：杀！蒋介石秘密筹划第二个“花园日事件”。杀气腾腾的“十条”战令。李宗仁给部下“打气”鼓劲。黎明前夕，上海到处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汤恩伯，原名克勤，字恩伯，取有恩思报之意。浙江武义县汤村镇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论军事才华，他的军事理论远比实践好，训练远比实践强。行家和同行对他的评价是：战前冷静，或攻或守或进或退安排得井井有条；战时慌张，一打响就陷入混乱状态，不知所措；战后清醒，为失责战败或损兵折将找理由，推卸责任。李宗仁代总统视之为“最脓包”不过的一人。

        他靠“围剿”红军起家，八年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样在河南“养兵”，以准备抗战胜利后打内战，辽阔的中原被他败坏得一团糟。在河南他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犯下滔天罪行，河南人恨之入骨，把他与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大害”。1944年，他又造成了大溃退。就是这么一个屡败之将凭着他浙江老乡的身份，凭着他对蒋介石的极尽阿谀奉承的本事深得蒋介石的宠幸，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三大宠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陈诚和胡宗南）。

        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汤升官之快，当官之顺，官品之高，使同行们目瞪口呆，望汤兴叹，自叹弗如。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三天，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担当起防守长江和上海的重任。

        在国民党官场内，汤恩伯是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出名的。在蒋氏王朝在大陆行将垮台之前，他是少数几个仍对蒋家忠心耿耿中的一员。为了显示他的这种忠诚，他不借出卖自己的恩师、情同父子的陈仪。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陆军小学校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厅长、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徐州总司令、浙江省省长等职。

        1927年春，陈仪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杭州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军军长。1933年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来陈仪又先后担任过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教育长，成为国民党内政学系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1947年2月27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发动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平暴”，被镇压杀害的民众达万余人。事后为了平息台湾民众的愤怒，陈仪作为替罪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二.二八”事件对陈仪触动很大，当1948年6月，他再次主持浙江省政务时，对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在政治上想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这之后陈仪政治观念有很大改变，当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东南日报》上公开著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勘乱，人民遭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勘乱”战争说：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这时的陈仪已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由香港派人持亲笔函来杭州联系，希望他能仿效傅作义将军起义。陈仪表示他也不愿美丽富庶的杭州毁于战火之中，他愿做傅作义第二。但陈仪与傅作义不同，他手中几无可调之兵与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陈、汤关系之亲密为国民党上层人所尽知，没有陈仪就不会有汤恩伯。

        是陈仪在陆军小学当校长时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汤恩伯，然后出资资助并保荐汤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从而使汤恩伯迈出了一生仕途中决定性的一步。为了感谢陈仪，汤易字为名，以纪念陈的恩泽。回国后又是陈仪介绍汤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军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也多赖于陈仪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在山东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他的第一兵团中强悍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也被撤职，遭到冷淡，又是陈仪等从中周旋，大力保举，汤始能于1948年8月出任衢州绥署主任。

        陈仪家兄弟甚多，却无子嗣，因此陈一直视汤为义子，而汤对于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之于汤，可谓“恩重如山”，而汤对陈亦“感恩不尽”。陈仪与汤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因此陈仪对策反汤恩伯抱有绝对的自信，更何况陈仪知道汤恩伯在内心对蒋介石也曾颇有怨恨的。

        汤恩伯在他的从军生涯中曾大哭过两次，这两次均与蒋介石有关。抗战后期，中原战役失败，陈诚取代蒋鼎文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借此机会收拾已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此时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已达高峰，号称“大军40万”。在陕西商县油河镇，陈诚召开了中原战役检讨会。会上，陈诚指责汤恩伯，说中原战役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会上控诉汤“十大罪状”。不久汤恩伯经西安返重庆，又遭到胡宗南的一顿羞辱：汤当场气得痛哭。事后汤恩伯认为，陈诚、胡宗南之所以敢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羞辱他，使他无地自容，一定是蒋介石的旨意。1947年孟良崮战役失败后，汤恩伯被蒋介石电召到了南京，当着众高级将领面蒋大骂汤“无能”。据说上海曾有报载说，汤恩伯当时被蒋喝令跪下，连踢带骂，汤不是从房间里滚出来就是爬出来的。这一次汤恩伯感到极度羞辱，回来后伏在恩师陈仪的膝头大哭：“我汤某这么多年跟随委员长做牛做马，结果竟然不如一条狗。受此污辱，今后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我不如自杀。”陈仪则劝他与其自杀不如反蒋。汤恩伯也曾表示：“我听先生的，我还有两支部队，从今以后，我不跟老蒋干了”。以后这样的事又发生过数次，每次接受蒋介石召见回来，他都要对陈仪发牢骚，说：“我在蒋介石那里，连一条狗都不如！”“蒋介石召见，就像主人见奴才，简直是污辱”。陈仪曾一再劝汤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并商定以后只要有机会汤恩伯掌握军队、陈仪掌握政治，伺机起义反蒋。

        到了1949年初，陈仪认为策反汤恩伯反蒋时机到了。于是他一再劝诫汤恩伯要认清当前形势，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共举大义，并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属公物资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等等，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取消自己的“战犯”名义。汤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至于起义时机，因左右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尚未成熟，须宽限几天，并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这些不过是汤的敷衍。

        2月10日陈仪再次派丁名楠前往上海问汤面交亲笔信，信中提出“起义五要件”、“起义准备八要领”。拿到白纸黑字的汤恩伯证据在握后，立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乘专机往溪口蒋介石处送信。蒋于是派专机到上海接汤去溪口密谈，询问汤的意见。汤当即表示：“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并主动向蒋介石推荐周喦取代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的突然解职使联系陈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公恭断定汤已告密。胡劝陈警惕汤并表示只要他飞离杭州，过了长江，一切安全由中共负责，可陈仪根本不相信汤会出卖自己。2月23目，陈仪交卸完职务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自己的家。一到上海，陈仪即被毛森率领的特务逮捕。杭州解放前夕，陈仪被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军事法庭以“勾结共匪”罪名判决陈仪死刑。临刑时，陈仪十分镇静，神态自若，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而慷慨就义。

        汤恩伯上任之初就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积极在上海进行军事部署。这时，汤恩伯把备战活动的重点放在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上。他首先命令其所属工兵指挥部拟定计划，至于实施构筑则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的“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工事为蓝本，为此在开工前汤恩伯还派工兵指挥官柳际明飞往太原实地考察。

        1月下旬，大上海防务计划下达。汤恩伯任命自己的亲信、绍兴人吴本一担任工事工程的“经理处长”，并由吴本一负责与上海最大的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联系，承包号称“碉堡5000，活动碉堡3000”的工程营造。陆根记营造厂主要负责钢筋水泥工程的铺设，至于其余工事、阵地、明的暗的射击掩体、炮位以及遍及数十公里范围内的鹿砦、铁丝网则由军工或民工担任。这之后工事构筑紧张实施，日夜不停。

        到了3月，形势逐渐紧张，汤恩伯先后三次在上海金神父路复兴路口一座洋房里召集“联席会报”会议。“联席会报”制度自抗战胜利之后首先在上海开始，主持人分别由当时各军政长官担任。自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以后，“联席会报”多由汤主持。在这三次会议上，汤恩伯一再强调各部门必须紧密配合：（1）尽快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建筑碉堡和防御工事，做好防守准备；（2）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3）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木，以利作战；（4）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5）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守，支援前线作战。总之，一切活动都必须为固守上海作准备。

        在汤恩伯一再督促下，到4月下旬，上海的作战环境、工事碉堡、火力配备、兵力部署完全符合兵书教程，达到东方一流标准。阎锡山看罢以后，满有信心地说：“至少可以守一年。”

        蒋经国则吹嘘说：“它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以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马其诺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进攻，而在德国边境上构筑的防御工事。当1940年德国军队从阿登山脉直冲而下，法国灭亡了。这个防线根本未起作用。斯大林格勒之战，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德军遭苏军的重创，从此苏军转入战略进攻。

        蒋经国将上海工事与二者相比，他是非常希望上海之战能扭转蒋家王朝的失败命运，但这毕竟只是希望，蒋家要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4月28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了汤恩伯。

        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上海的防守准备得如何？”

        汤恩伯小心地回答：“根据总裁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的作战方针，我们已初步拟定了一份详细的上海防守计划，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计划书，只见上面写：“对共军进攻淞沪主攻方向判断：共军一定是沿着京沪铁路而来，攻击重点指向吴淞地区，目的是截断我海上运载线和国军退路，尔后将从以下三方向进攻上海。一，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二，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尔后西渡黄埔江，攻占吴淞，切断海上退路，再攻取市区；三，沿长江边直取吴淞，控制要塞，尔后由北向西南，攻取市区。

        “守备淞沪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控制。为此设定三道北——南垂直防线：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周家桥、漕河泾、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第三条防线，即为核心防线。

        “守备淞沪指导要领：凭借坚固工事及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团、营、连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结合优势火力，消耗敌人攻击力量，然后相机以强大的控制兵团进行局部出击，摧毁敌之攻势。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运输交通及后路的安全，以有力兵团配置于沪西北地区，并加强该地区之工事设施与海军及要塞炮之火力支援。浦东方面，必要时实行泛滥，节约兵力以加强浦西地区之作战。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己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阵地编成概要：整个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主阵地带——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塘桥镇、杨思镇至黄埔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 至6 公里，纵深内密布子母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明沟暗壕相连。为更好发挥活动式子母堡群火力威力，大部分地堡的射孔平行于地面，并在地堡上铺设草皮、庄稼等伪装。目的使共军部队临到近前发现工事却无法后退，使其所谓人海战术在这数百公尺范围内遭到最大的杀伤。

        另母堡内暗设多层火力射孔，居高临下，以保证在数百米范围内有效地控制各子堡的火力。母堡和子堡都设四面射孔，以便少数共军冲破火力网向前扩展时仍能从后面将其杀伤；另外，主阵地带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成抵抗据点。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市区核心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己选定有：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剧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的百老汇、北站大楼、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军队配置方案（暂定）：将整个淞沪地区划分为沪西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三个守备区，各以一个军为基干担任守备，以沪西北为重点守备区，以有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之作战。另外，视必要增设一个市区守备兵团，守备核心阵地。”

        尽管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绞尽了脑汁，但蒋介石看后仍不满意：“虽然上海地形易守难攻，工事准备也较周密，但当年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等地形如何？可以说是易守难守；洛阳的工事也可谓固若金汤。结果怎样？济南的内城墙怎样？高而厚，城墙上筑有三层射击装备并筑有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城墙上下可以构成严密的火网，结果怎样？上海的工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汤恩伯说：“济南战事若没有叛逆吴化文投向共产党，打开城墙缺口，本可以安然无恙。而洛阳固然有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但他们为防御共军人海战术，只注意地堡在作战时的相对独立，虽然，各据点间也编制成火力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射孔，用以瞰制射击和水平射击以及防御共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坑道攻击的壕底射击，这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不妥的是容易一处被破处处被破，而共军战术的一大特点恰恰是分割、切碎以吞食。因此，淞沪决战的阵地防御已经充分吸取前者之长处，并弥补了其之不足。”

        蒋介石又问：“计划书上说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其余兵种如何运用？”

        汤恩伯：“已命令各兵种司令作了计划，现已呈报上来。关于海军运用要旨，根据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报告：海军第一舰队与吴淞要塞炮兵配合，负责吴淞、高桥两岸地区的炮战及对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并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蒋介石点了点头：“这很重要。”

        汤恩伯继续说：“关于空军运用方法，空军司令周至柔己表态；空军将以四个大队，140架飞机，每日分三批，昼夜不停轮番协同地面作战。并己准备大批照明弹，防止共军趁夜间偷袭。空军基地除上海各机场外，还准备必要时利用闽、浙和盟军的‘海上基地’（即美国航空母舰）。至于炮兵运用要旨：炮兵司令邵百昌已报告说：总计各独立炮兵团和军、师炮兵共有大小口径炮约500门，准备每炮配弹300发，以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5门为原则进行配备，在阵地前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至于装甲兵运甩要旨：二公子（蒋纬国，装甲车副司令兼参谋长）认为，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为好。因为他认为以往作战，敌人每突破阵地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要吸取这些教训，只要各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或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由他们装甲车部队担任。”

        最后汤恩伯又悄悄地说：“必要时我们还准备把浦东战场从川沙到金山一段用海水完全封锁起来，节约兵力投入浦西作战。”

        蒋介石听了，忙说：“注意保密。”

        汤恩伯这里说的是“浦东泛区”问题。关于毁堤阻止敌军前进，蒋介石早就很有经验了。抗战初期，为了迟滞日军的西进侵南，蒋介石就曾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日军没有阻止住，人民却遭受了大灾。汤恩伯此时也想效仿蒋介石的一套。到了5月7日，汤恩伯总部派出爆破技术总队长社长城率人至埔东，会同三十七军参谋长李友杰、工兵营长漆有仁及浦东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等进行侦察，决定以奉贤乍林地段海堤作为爆破点，并运去了一车黄色炸药，具体爆破时间定在5月18日大海潮到来之时，后因人民解放军于14日已解放了该区，汤恩伯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对于汤恩伯来说，既是一种荣耀，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权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不是被共军杀死就是被蒋氏处死，因此自上任开始，汤恩伯就小心翼翼地准备着。

        但千里江防，一夜崩溃，他原先精心策划的以江防为外围，以京沪线为命脉，按梯次交替掩护，节节退守大上海的方略彻底失败，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同时也使他意识到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牢固的工事如果人心涣散也等于一堆废土，就像江阴要塞一样，因此防守上海除了需要固若金汤的工事，还必须有对党国忠心、对前途乐观的将士。

        4月25日，南京解放第三天，汤恩伯从南京经杭州辗转来到上海。同一日，汤恩伯就颁布了杀气腾腾的“战令”十条：“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连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汤恩伯命令此“战令”以石印印发至营。

        颁布完了“战令”，汤恩伯似觉还不够，又下令在部队中重新实行“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切结办法”、“保密法”、“防谍法”等，其中防谍法特别规定，凡发现“匪谍”及“通敌”人员，即由部队长就地处决，严格要求执行。

        针对完士兵后，汤恩伯想起了他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不知这帮“高级人员”们南京失守后是否还沉得住气。

        1949年3月下旬，为了收拢军心，重振士气，汤恩伯在上海开办了“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自兼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不久代市长）陈良兼副主任，工兵指挥官柳际明兼教育长。班本部设教育、总务两处，分别以许朗轩，陶一珊兼任处长。下设三个大队，以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分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中队、区队，中队及区队长由调训的师、团长选充。该班自3月下旬起共办过了3期，每期为时一周。调训对象为上海各部队团、科级以上人员。第一期尚有政工人员，后因政工人员不能保密，第二期起未再召集。

        按照训练班的纪律，全体学员集体住宿，平时不准外出，请假会客必须在专门的会客室。然而，人心慌乱，已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个“纪律”。

        学员们一周学习的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精神讲话等。政治课程主要由叶青负责，以其所著的《共产党批判》等反动文件为中心，对共产党进行污蔑抵毁。精神讲话，临时邀请李宗仁、胡适、陶希圣、吴国桢、谷正纲、邓文仪等担任。军事课程，为直接有关作战事项，包括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种、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由汤恩伯、陈大庆、桂永清、周至柔、邵伯昌、柳际明、蒋纬国、罗泽闿等担任。其中主要的军事课程由原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现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担任。

        无论政治课程、精神讲话，还是军事课程，目的只一个：加深学员对共产党的仇恨，培植学员对“党国”的忠心和固守上海的信心。

        罗泽闿在4月上旬“作战训练班”讲作战计划时就曾说过：“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对我们很有利，在这里作战，我们能守也能走，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加上做好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愿意守就一定能守住，不愿意守，我们具有海空运输便利，可以迅速把部队撤走。上海决不像济南、沈阳、徐州、平津等地，可以把我们的部队卡断、包围或整个吃掉”。

        李宗仁也对学员们说：“国际形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

        轮训期间，学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参观徐家汇的木栅栏内城工事，以及到虹桥、南翔、月浦阵地去看地堡群和炮兵阵地。罗泽闿指着工事对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碉堡工事群，共产党还没有摧毁它的能力。上海地下水位高，不比北方。在北方，共产党攻城可以挖坑道，在上海他们是挖不成坑道的，所以大家不必惧怕共产党的土飞机。上海周围有数千米纵深的火网，共产党不是土行孙，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共产党企图用围城把我们困死，大家想想，我们的吴淞通道可以直通台湾，我们的美国盟友也一定会从海上、空中给我们以援助，台湾、美国盟邦，自由世界就是我们的大后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

        指挥上海作战的机构有三个。1949年1月前上海原设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由跟随汤恩伯多年的亲信陈大庆出任司令，统一指挥市区警备及淞沪防务。3 月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对淞沪防务直接进行指挥。4月下旬，上海又成立了另一个“淞沪防卫司令部”，由汤恩伯的于儿子石觉任司令。在以后的实际作战中，“淞沪防卫司令部”未有任何作为，这个机构完全是汤恩伯因人设事，为安置石觉而设立的。

        在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而费尽心机之时，淞沪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一刻也未曾闲着。

        4月24日，陈大庆命令国民党第三五三师师长欧孝全统一指挥第三五三师和宪兵第九团、吴淞要塞守备总队、交通警察第二总队、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装甲兵第四营，担任上海市中心区之警备，并限令在4月25日午后6时前控制各学校、工厂、仓库、公共事业、木城、桥梁码头，占领市区内各要点，坚固建筑物制高点，并严加守备。

        同一日，陈大庆命令下属在上海市大街小巷，贴满上海市“紧急治安”条例：

        “一、造谣惑众者处死刑。

        “二、集中暴动者处死刑。

        “三、怠工罢工者处死刑。

        “四、鼓动学潮者处死刑。

        “五、盗窃抢劫者处死刑。

        “六、扰乱金融者处死刑。

        “七、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

        “八、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

        4 月27日，陈大庆又签署第720号代电，要求上海市政府于三日内对各社团再进行一次总清查，就平日所得侦察记录务期肃清内部，以测安全；同时签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

        “（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

        “（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

        “（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

        “（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5月2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官，指挥交警第一旅（含交警第五、六、十八等3 个总队）及交第二、十五总队于5月1日前接防完毕；这与加强大队与正从宁波开来的交第八、九、十二总队和上海市区宪警及“民兵武装”担任社会秩序的维持、要点要线的控制以及镇压市区可能出现的“暴动”和骚乱。

        其中一个大队开赴闵行，以确保该处渡口，控制所有渡船。

        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副指挥官为毛森。在毛森的直接指挥下，上海市警察总局制订了应变计划并完成了部署。

        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奉命于4月26日下午6时前分别担任本城区内重要公用事业及仓库的监护。

        第一总队所部署的沪南区——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等六分局辖区的各地区队都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斗体，截止26日下午6时，已经占领老西门华商电气公司办事处、方九霞银楼、生活医院等建筑物；占领中华路、黄家码头附近的建筑物；并在防守区域内建立多个防御据点——茂名南路长乐路18层楼、震旦大学制高点、宛平路衡山路比伽利公寓制高点、衡山路高安路华盛顿公寓制高点，上述建筑物被占领后，建筑物四周道路皆己堵塞，并配备简单的工事。

        第二总队部署在沪东区，该区的公用事业、工厂仓库甚多，最重要的是中纺公司，其次还有美商电力厂、英商自来水厂、煤气厂、电车厂、交通公司等。

        沪东区的守备分为四大据点，并掌握有力之机动部队，控制要道、桥梁及黄埔江面，在各防御工事处备有铁丝网、拒马、沙囊活动碉堡。在火力配备上，对交叉要道均构成可以斜射、侧射、消灭死角的配置。

        第一据点——以榆林路分局建筑为中心（包括自来水公司等）构成。

        第二据点——以唐山路附近建筑物为中心构成。

        第三据点——以杨树浦分局、扬树浦电力公司、煤气厂为主构成。

        第四据点——以提篮桥警察医院、监狱仓库为主构成。

        机动车队为区预备队，指挥地点在榆林分局附近。各区间的联络暂时还以电话为主，一旦电话中断，将以无线电传达。

        各机动车队、骑巡队、飞行堡垒仍属总局掌握。

        同一时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蒋介石召到复兴岛。蒋介石要亲自向他布置该局的潜伏和暗杀工作。

        蒋介石对毛人风说：“出于大上海保卫战的考虑，保密局上海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会名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看来他们是不想走的。你要监视他们，并马上造出名册，决不能把他们留给共产党。至于那些专门和政府捣乱的所谓民主党派分子，能解决的就解决，张澜、罗隆基、史良都在上海，要将他们都监视起来，到时候全部解决。你务必在上海亲自监督各项事宜。”

        很快，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118号家中会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

        毛人凤对毛森说：“老头子这次来，脾气大极了。刚才找我去，要我协助汤恩伯陈良两位抢运物资，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船只，并要我集中上海、宁波一带的交通警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统归汤恩伯指挥，其中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的工作。另外还命令我们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香港等地。可资本家又不是傻子，大部分早在去年12月就逃到香港，就连杜月签这几天也动身去了香港，真难办。关于物资和船只的事我让黄加持他们去办，其它各项事宜也都分配下去了。现在还有一件较重要也颇棘手的事，老头子认为非你莫属。”

        毛森：“请局座明示，我一定尽力完成。”

        “老头子说，我们过去的教训就是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过于仁慈，一句话我们杀人还太少。这次，总裁特别说明，凡有嫌疑者一律逮捕，对民盟的张澜、罗隆基等立即予以监视，等接到命令迅速解决，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毛森：“请局座放心。”

        毛森，保密局系统著名的“三毛”之一。1949年3月，正式进入上海福州路警察总局大楼办公。以办事效率高、心狠手辣著称。上任不到一个月，毛森就破获了自中共“李白台”之后又一座中共秘密电台“秦鸿钧台”。当时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一共只有三座。

        接到任务后的毛森很快就行动起来。

        监视史良的秘密报告发出。

        逮捕民主同盟领袖张澜、罗隆基的命令发出。

        一份份黑名单迅速排出，分布于全市的暗杀行动小组也随着黑名单分别就位。

        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警车鸣笛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4月26日，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共逮捕学生356人。

        进入5月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刽子手屠杀的枪声。

        一时间，公园、闹市如虹口公园、大世界，都成了刑场。

        5月7日，浦东戚家庙。中共地下党员秦鸿钩、张困斋、李白等13人被国民党处以死刑。

        截至5月20日黄昏毛森出逃，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里，至少屠杀了2000至4000人。

        毛森逃走时，仍不忘屠杀革命志士。5月20日，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在警察局的天井里就杀了9名政治犯。

        疯狂的大屠杀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这群困兽临死前垂死挣扎的病态心理。

        毛森大逮捕、大屠杀之际，上海市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也不甘落后。5月初，陈大庆又做出惊人之举，颁布《奖励检举共匪办法》。陈大庆认为，有了这个《办法》，共匪在上海该是呆不下去了。

        上海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5月11日晚，上海战役前一夜，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灯火通明，这儿正召开作战会议。

        参加人员有：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十二军军长舒荣、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炮兵司令邵百昌、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交警总队队长马志超、补给区司令黄壮怀、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部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警察局局长毛森以及各部部长、各处处长等70余人。

        汤恩伯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今天召集诸位是因为情况紧急。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我想告诉大家，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将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表态，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汤恩伯停了停，看了周自强一眼，说：“自强，把这几天共军情报给大家通报一下。”

        周自强站了起来，拿着教鞭走向地图，说道：“据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一科提供的共匪陈毅第三野战军各军目前所在位置如下：

        “三十一军——太仓、常熟间地区。

        “二十六军——昆山以西铁路两侧（该军第七十七、七十八师各一部曾在8日以炮火向我阵地进犯，迄9日2时许旋即沉寂）。

        “二十八军——苏州附近。

        “二十九军——吴江迄嘉兴公路两侧及嘉兴以东地区。

        “二十军、二十三军——主力吴兴、长兴间地区，一部吴兴以东震泽、南浔一带。

        “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孝丰、余杭及杭州一带，一部踞萧山附近。

        “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四军——似集结于太平、石壕间地区。

        “以上是敌方情况。

        “关于我军目前部署分配如下：”外围阵地：浦西方面由顾锡久军长的一二三军驻守。浦东方面，则由五十一军王秉锁军长部防守。

        “主阵地：沪西北方面包括狮子林、月浦、杨行、创浦由五十二军刘玉章军长部固守；五十四军阙汉赛军长部则担任沪西部包括大场、真如、北新泾等地的防守；吴仲直军长所部七十五军则固守沪南及西南部即虹桥、梅花弄、龙华；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一带由三十七军罗泽闿军长部担任防守；浦东北部的高桥由十二军舒荣军长部固守。

        “核心阵地：由二十一军、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驻扎江湾地区。

        “目前，徐庭瑶司令、蒋纬国副司令率领的装甲军部队之控制四川路以北通往吴淞港口的要道。”

        周自强讲完，然后低声问汤恩伯：“司令还有什么意见？”

        汤恩伯说：“五十一军王秉钺部调浦东川沙、接替三十七军防守。三十七军在浦东的防守向内收缩。好了，今天的部署就到这儿。总之，诸位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挽危局。”

        同一时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正紧锣密鼓地在上海市内举行“保卫大上海”的宣传活动。浩浩荡荡的化装游行车队绵延长达3 里。参加的单位有市参议会、总工会、学校，警备部政工大队、青年服务总队车辆90余。队伍前面有警察局11辆“飞行堡垒”开通，全副武装的宪兵队伍乘车殿后。

        一路上，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政务委员谷正纲的讲话：“上海600万市民们！上海同胞们！共产党的武力侵略已经扩大到上海了。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它没有国家的立场，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在4月4日公然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宣言，公然主张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拥护苏联，它要把中华民国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用镰刀斧头来做我们的国旗，大家想想，这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吗？……如果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大家想想，在这样暴力压迫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生存吗？所以我们要求市民们，坚定必胜信念，统一作战步伐，不投机，不妥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前线去，慰问将士，救护伤兵。上海的同胞们！我们要不分男女老幼、职业阶级、一齐起来，以600万人的力量，筑成一道铁的长城！”

        市长陈良号召全市市民：“一心一德，同舟共济，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放开眼光，加长视线，牺牲小我，保全大我！”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则说：“一切为了前线！全军将士发扬‘一二八’、‘八一三’伟大革命精神，救国家、救自己！”

        国民党的党政军已调动起所有的神经，要在上海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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