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精锐雄师挺进大西北。钳马打胡，西北我军欲各个击破。专打老冤家，彭德怀敢一口吃掉胡宗南5个军。3个军陷入包围圈，胡宗南手下众将竟无一人知晓。扶眉大捷，西北战局的转折之战。马家军全线后撤，彭德怀决战平凉计划落空。

        1949年夏季，随着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跨过黄河，沉睡了亿万年的黄土高原，被催人奋进的进军脚步声震醒了，在隆隆的枪炮声中颤动。

        1949年夏，我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下，取得了陕中战役粉碎胡马联合反扑西安企图的胜利后，胡马集团迫不得已，全线后撤，在关中地区摆成了一个“哑铃”形阵式，企图再与我军一决高低。

        “哑铃”的南端是胡宗南集团主力和陇南兵团。位于扶风以南、渭河以北的陇海铁路两侧为李振的十八兵团，该兵团以4个军置于渭河以南的眉县、哑柏镇地区。陇南兵团王治岐军紧靠十八兵团，位于武功至扶风一线。另外，在西安以南至宝鸡对面的秦岭北麓的要塞地区约有敌2 个军防守。总兵力约7万余人，由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统一指挥。

        “哑铃”北端是两马集团，在西安以北的分县、长武地区是马步芳的陇东兵团的八十二军、一二九军，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统领。

        紧靠陇东兵团西侧的是马鸿逵援陕兵团的十一军、一二八军，由马鸿逵之子统领。这两股敌人虽然凶狠残暴，未遭我军致命的打击，但其保存实力的思想严重，与南线的胡宗南集团同床异梦。

        1949年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前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野战军、各兵团主要领导，还有各军军长、政委。

        此时正值盛夏，热浪滚滚，与会者身上都湿漉漉的。

        在这次会议之前，彭德怀就多次和西柏坡交换过意见，决定进行扶（风）眉（县）战役，先把胡宗南的主力消灭掉。

        会上，彭德怀不住地抹脑门上的汗。他分析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后，第一野战军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三军总兵力相比，数量差不多。而我军兵力可集中使用，敌人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下面的敌军主力，只有15万人。因此，我认为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端起杯子，“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继续说：“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只占相对优势，胡宗南虽然大势已去，但仍要作困兽之斗。而青、宁二马还没有遭到我沉重打击，尤其是青马战斗力还较强。因此，要把胡、马两个集团主力歼灭于一役是困难的，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话音一顿，彭德怀思考了一下，接着说：“虽然现在胡、马摆开了联合作战的架式，但胡、马之间，两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互存戒心，貌会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有意拉开一定距离，有利就捞一把，不利时就跑，谁受攻击谁倒霉，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老本钱去援救对方。”

        “那么，”彭德怀加重了语气，“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呢？这是我们将要进行战役的首要问题，它是能否正确选定战役目标，使整个战役顺利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是钳马打胡，还是钳胡打马，中央和彭德怀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早在陕中战役后，毛主席和彭德怀就开始考虑西北战场我军下步行动，多次互致电文协商。6月26日，毛主席致电彭总：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分、长（即分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即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王震一兵团、周士第十八兵团）全力及许兵团（即许光达二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杨得志十九兵团）赶到接替……

        从电文看，毛主席当时主要考虑两个问题：

        其一，西北我军自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兵力大增，达36万人。而胡宗南集团与两马兵团在关中地区总兵力约15万余人。关中地区敌我兵力对比为1比2.4 ，我不占绝对优势。因此，不能分兵以对，而应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集团。在此歼敌方针下，我获胜把握性更大。我若以四分之一兵力用于钳制，以四分之三兵力用于攻击，则打胡敌我兵力对比为1比5，打马敌我兵对比为1比4。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历来是毛主席所强调的，在西北战场上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毛泽东主要是从战略全局和西北战局，提出了“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基本立足点是：西北我军全面进攻的重点是在西北而不是西南，首歼胡宗南主力于关中地区后，可以基本上消除胡宗南集团对我向西北尔后作战的威胁。再以贺龙率十八兵团，尾追胡宗南集团残部入川，会同二野将其歼灭在四川。西北我军可以腾出手来，以3个兵团无所顾虑地向大西北进军，彻底消灭两马集团和西北残余敌军。至于胡宗南，虽系蒋介石嫡系主力，但已先后被我军歼灭20万人，战斗力大为削弱，不足以对我构成重大威胁，可以速战速决。

        彭德怀接到毛主席电报后，反复权衡，考虑再三，于当日向军委回电，就打击目标问题提出了两个建议：

        1.如两马集结乾县、永寿、分县、常宁镇地区，则以十九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两马主力。

        2.如两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显然，彭德怀是将以“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作为第一方案的。作为我军战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他这么认为自然也有他的考虑，这主要是从西北战场实际情况为立足点的。

        西北战场的关键是两马集团，解决了两马集团，即可基本安定西北，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青、宁两马远离自己老巢，人生地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特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在战场条件上比让两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同时，两马素有不合，指挥上各成体系，有利于我各个击破。

        第二天，也就是6月27日，中央复电指出：如青、宁两马只作小的撤退，位于乾、永、常宁地区，而不是向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打胡、王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两马作大的撤退，则以执行第二方案为好。

        对彭总在第2方案中提出的南下汉中计划，中央军委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是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较为有利。”

        6月下旬，情况又发生变化，两马集团主力继续后撤，已退入麟游山区，并且兵力分散。怎么办？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这一问题再次摆到彭总面前，这两个方案，中央军委都予以同意，最后决断权现在就在西北我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手里。

        彭德怀陷入沉思。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两马不断后撤，将部队拉开配置在宽大正面上，但为践胡、马之约，暂不会远撤平凉。两马集团配置虽便于我军穿插分割，各个歼灭，但也有不利一面：我若以3个兵团正面进攻，敌必节节抵抗，这种平推打法对我全歼速决两马集团极为不利，我若以两翼迂回包抄，因正面宽大运动距离远，易被敌发现，也不易全歼速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我军追击两马，胡宗南集团的行动有几种可能：一是全力援马，对我翼侧、后方袭击，与两马协同作战；二是伺机进扰西安，企图“围魏救赵”；三是退据汉中，保存实力。这几种可能无论出现那种，都对我下步作战不利。如打马不能全歼，再掉头打胡，这时胡宗南集团更不敢与我决战。我军南下追击，会使两马获得喘息机会再次进扰陕中。加上打马比打胡费力，我十八、十九兵团仓猝应战强敌，准备不足，是兵家大忌。

        反复权衡，彭德怀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第一方案。他知道胡宗南错误断定我军难以一口吃掉他5个军，将5个军夹渭河成集团配置，这种部署有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战役预备队。留在秦岭和宝鸡的少数兵力只能起坚守作用，如扶眉之敌被我包围，敌无兵可援。而且胡宗南以3个军在渭河以北，2个军在渭河以南，而其又无大型渡河设备，遭我军攻击时，南北隔河之敌无法相互支援；其次，虽然胡、马联合作战，可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间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从其接合部迂回胡宗南集团侧后，切断敌人路；第三，陕中战役中，两马集团遭我打击，埋怨胡宗南行动迟缓，不作配合。如胡宗南集团遭我打击时，两马决不会轻易出援。

        想到这里，彭德怀冲口而出：“敌变我变，先胡后马，执行第二方案！”

        当即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扶眉战役方针呈报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准。

        我第一野战军前委和西北局负责人会议仍在进行中。彭德怀握拳往桌上一砸，与会者目光一齐注视着他。“根据战场形势和我军战略企图，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十九兵团牵制青、宁两马，第一、第二、第十八共3个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彭德怀坚定果断的声音在屋内震响着。

        先胡后马，是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并得到中央军委同意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步骤。当时彭德怀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和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胡宗南部经过一野的沉重打击，丢了西安之后，已成了惊弓之鸟，躲在陕西汉中，不会再对彭德怀构成太大的威胁。

        马步芳和马鸿逵却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强劲对手。凶悍的马家骑兵曾使红军西路军饮恨荒漠，马家骑兵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极其残忍，第一野战军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马步芳生于1903年，在蒋介石政权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或遭削弱，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庭武装势力，成为“青海王”。

        1930年，马步芳彻底投靠了蒋介石，从而积极与共产党为敌。1936年，在初次与红军接火时，马步芳指示部下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1937年4月，红军西路军遭到马步芳部的残忍杀戮。他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如扒心、割舌27人。他的兄弟马步流，还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对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除了枪杀、活埋外，从马步芳起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著名的红军将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马步芳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几乎成为共产党最为痛恨的人物。

        马鸿逵生于1892年，此人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达17年，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8岁那年，在西安行宫中得以见到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小德张等前清权贵们，二十出头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

        1932年，马鸿逵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他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

        马步芳被称作“青马”，马鸿逵被称作“宁马”。青、宁二马合称马家军。

        但二马互不服气，貌合神离，二马相互争斗由来已久。

        1949年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所遗之职，成为马步芳和马鸿逵争夺的目标，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达到了顶点，这便为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之间的“窝里斗”实在是他们自己消灭自己的一种内江。彭德怀及中央军委正是考虑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头吃掉西北敌军，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数十年后，当时的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上将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胡、马都希望对方首先遭到我军攻击，所以两军的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惧怕被歼而兵力分散。

        “……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会上提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因为我军只占相对优势，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

        张宗逊老将军作为战役的指挥者，自然对关键性的决策记忆犹新。

        散会后，彭德怀叫住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对两人说：“你们刚刚入陕，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休整。但西北地区8月份要进入雨季，至10月初结束，而且关中地区夏麦己开始收割。如果不在7月份开始战役，不仅将陷于雨季作战困难，而且夏麦也会被敌抢走。更重要的是胡宗南集团之所以敢与我强大兵力对峙，原因之一就是认定我们不能立即发起进攻，时间一拖，敌人可能就会逃跑。立即开始进攻虽显得仓促，但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两马，直接关系到我主攻部队是否能完成战役任务。对两马切不可盲目轻敌，要严防敌人从背后袭击，这是两马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说完，彭总将毛泽东于10天前发来的一份电报拿给他们看：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毛泽东想得实在周到。

        蒋介石有时想得也挺周到，只是他想些什么，毛泽东都猜到了，他所想的也就失去了意义。有时不仅是失去了意义，而且钻进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

        这正是两人在战场上体现出来的差别。

        7月10日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扶眉战役打响。

        担任钳制二马的十九兵团首先行动，进至马家军对面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扬言发动进攻，以迷惑马家军，掩护主力行动。

        当日晚间，许光达第二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秘密迂回到胡宗南部侧后。

        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的公路，由东向西直插胡部纵深。

        王震第一兵团，从渭河南岸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

        一天之内，胡宗南的3个整编军突然间被解放军团团包围，这令他大惊失色。更令他吃惊的是，彭德怀不给他喘息的时间，亲自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彭德怀这么快就对他下手。他原以为解放军至少要休整一个月，而后再对二马发起攻击，因为他的5个军聚集在一起，解放军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一口吃掉它们。当胡宗南大梦初醒时，他的主力已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

        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很多次了，胡宗南总是被彭德怀搞得晕头转向，摸不着边际。若论战争智慧，彭德怀至少高出胡宗南两个档次。

        想当初在黄埔时，胡宗南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名气颇大，远远超过他的同期同学徐向前、左权、陈赓和另一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有过这种说法：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胡宗南在黄埔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和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也打过不少胜仗，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但因沾了和蒋介石是老乡的光，在黄埔生中胡宗南提拔得最快，远远超过他的同学。

        抗战中和日本人作战时，胡宗南不怎么卖力，自然尝不到胜利的滋味。

        再往后和共产党作战，就更糟糕了，除了1947年占领空城延安时风光过几天外，尽是败仗，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越打越狼狈。蒋介石不知道骂过多少次，“胡宗南无能，他辜负了我的期望”。可骂归骂，蒋介石照样用他。

        主要是他听话，把校长奉为神明，胡宗南确实对蒋介石忠贞不二。关于扶眉战役的进行情况，张宗逊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敌人未曾料到我军会那么快就迂回到它的侧背，而且将其扶眉地区兵力全部包围。当我军从敌一一九军阵地侧翼隐蔽通过的时候，敌军长王治岐认为这只是我们的小股地方部队；待我军已插到敌三十八军后面并发起攻击时，敌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也认为是我们解放扶风时留下的武工队，趁夜间袭扰；这一情况报告给坐镇宝鸡负责总指挥的裴昌会（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长官），他也不相信会有解放军部队跑到三十八军后面去，攻击三十八军军部。这样敌军就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当我军战斗在敌人纵深进行时，敌人没料到是我军的大举进攻；当判定是我军大举进攻时，也没料到己被我军全部包围。”

        胡宗南糊涂，他手下的将领也糊涂，仗还没打起来就一错再错，这仗还怎么打？失败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胡宗南急得浑身出虚汗，忙下令撤退。

        那3个被围住的军作困兽之斗，拼命突围，轮番冲击，尸横遍野。这也使正面封堵的许光达第二兵团第四军付出了较大伤亡，其中有一个百余人的连队，打得最后只剩下5个人，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后退半步！

        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至午夜，战斗基本结束。至14日，扶眉一带枪炮声完全沉寂。是役，一野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共歼敌4.4万人。

        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胜利。此战胜利，根本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彭德怀的一野已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

        自此之后，胡宗南一蹶不振。他奉蒋介石之命退到大西南后，曾经试图努力守住西南半壁江山，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配合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但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酷暑中的西柏坡没有一丝儿风。毛泽东热汗涔涔，他捧起一块西瓜，若有所思地吃了几口。

        周恩来兴冲冲走进毛泽东居室：“主席，扶眉战役大获全胜！”

        毛泽东的双眼中立即放出了异样的光彩，他放下手中的西瓜，高兴得站了起来，顿时觉得凉爽了些。

        扶眉战役的胜利，无疑是彭德怀在大伏天里，给毛泽东等人送来的一个又大又甜的消暑的西瓜！

        这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发了一份电报，由周恩来做记录：“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

        毛泽东深知，打马步芳、马鸿逵要比打胡宗南难得多。于是他又专门致电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急性子的彭德怀决定立刻发起打马战役。7月19日，在文广村高级军事会议上，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西北战场上的第二个回合，将在平凉一线寻机展开！”

        他分析道，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估计二马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

        按照彭德怀的布置，第十八兵团钳制胡宗南的剩余部队，其余3个兵团直捣平凉。

        7月下旬，2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朝平凉攻击前进。

        但出乎彭德怀意料的是，青、宁二马居然放弃了甘肃、宁夏的咽喉要地——平凉，率大军一路后退直入大漠。

        马家军看来要在兰州城下摆战场了。彭德怀希望落空，心中不免有几分怅然。但他知道，在大西北，与马家军的最后决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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