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刚上班,一名售楼小姐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她惊呼:“有一个小区和我们打擂台了。”
我问:“怎么回事?”
这名售楼小姐指着远处说:“你自己去看看吧,那里也有了小区,盖得可漂亮啦。”
她叫琪琪,一个长得像安琪儿一样漂亮的女孩子。
我走出售楼部,沿着还没有来得及铺设柏油的黄泥路面向前走,看到距离“蔷薇花园”几百米的地方,也修建了一座小区。这段时间,我经常从这里路过,那座小区刚开始修建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就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讨饭丫头,而最近,当围墙建起来,小区的绿化布置起来,我才惊讶地发现,讨饭丫头变成了丰满少妇,那座小区的环境与“蔷薇花园”不相上下。
我走进小区,可是,看到偌大的小区里,居然没有售楼部。几名建筑工人正在清理垃圾,远处还有几名工人在拆除脚手架,一名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推着小车走过来,小车里装满了垃圾。我问他:“这里的房子怎么卖?怎么连个售楼小姐都看不到?”
他说:“这是限价房,不对外卖的,都是生活贫穷的人才能在这里居住。听说房子都分好了。”
我感到惊讶,买不起房子的人能够住在这么好的小区里,住在这样优雅的环境里,谁也不会想到的。这座城市里的穷人真幸福啊。
那名工人推着小推车继续向前走去,我又问了一句:“这里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方米啊?”
他说:“不到两千。”
我感叹不已,穷人仅用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买到和“蔷薇花园”一样高档的房子。我当时真有点沐浴在阳光里的感觉,差点就要热泪盈眶了。
我是在一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这座城市后,再次来到这座限价房的小区时,才恍然大悟。我看到了,应该是贫苦人居住的小区里,停满了各种高档车子,从小区门口鱼贯出入的,都是一些脑满肠肥的人,他们腋下夹着黑色的棕色的小包,一个个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和我们印象中的穷苦人大相径庭。
莫非这座城市的穷人都脱贫致富了?都过上了传说中的幸福生活?都食有鱼出有车?
后来,我询问了保安,保安才告诉我,这里确实是限价房,本来是要出售给那些买不起房子的市民,没想到却被一些人捷足先登,一人买了一套,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们最先了解最新颁布的条例政策,他们在政策还没有实施的时候,已经钻了政策的空子。
他们明明知道这是给城市穷人修建的限价房,是政府用钱来补贴的房子,他们不是穷人,他们是先富裕起来的一群人,但是,因为这样的房子有利可图,他们就冒充穷人,以合法完善的手续,以市价三分之一的价格,购买了这样一座房子。还有些人将到手的限价房转手倒卖,一下子就赚了几十万。而这几十万,是这座城市绝大多数人奋斗一辈子也无法赚到的啊。
那天,我还在这里见到了一位超市经理,据说他的名字都上了富翁排行榜,这名超市经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也有一套限价房。超市经理在不到1000米的距离内,就有了两处房产。
后来,我还听到了“蔷薇花园”的秘密。这是三年后,我重返这座城市的时候。我遇到了华舟,华舟是社科院一名副研究员。
“蔷薇花园”的老板叫郑途,他的哥哥是这座城市一家很大的公司董事长郑岷。
郑岷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树大根深,党羽众多,成了这座城市炙手可热的人物。历届领导换了好多茬,郑岷因为深谙官场之道,所以这几十年来都安然无恙。
“蔷薇花园”几乎是以零价格在本市的土地机构手中拿地的,又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各种审批手续,牵涉到房地产的所有部门和机构:规划、土地、城建、房管、消防等,郑岷都能搞掂。
我说:“怪不得‘蔷薇花园’有那么大的能量,原来背后有人啊。”
我又问:“现在郑岷还是公司董事长吗?”
华舟说:“去年郑岷已经退休了,平安着陆。他退休后,终于受到了调查,就在准备抓捕他的时候,他却溜到了加拿大,而他的全家早在他为官的时候,就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他们全家带走了几十亿的国家财产。郑途也去了加拿大,也卷走了几十亿。他们在加拿大都过着阔佬的生活,这些钱足够他们在加拿大生活几百辈子。”
我问:“都是哪些人移民国外?他们为什么要移民国外?”
华舟说:“现在从国内移民国外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企业领导,一种是富翁。因为移民国外最少也需要300万元人民币,普通人是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移民国外,有很多种考虑,但是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为了逃脱惩罚,这些人的钱都来得不干净,他们转移财产到国外,黑金漂白,此后就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因为法律和制度等对接上的原因,这些人在国外穷奢极欲,而国内法律却无可奈何。河南省的三任烟草局长先后移民国外,很多省份的建设部门官员争先移民,现在每年有几十万中国人移民,这里面就有一部分是官员和企业领导。还有一些人说,移民国外是基于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的考虑。在国外,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关系比较简单,没有迎来送往,没有溜须拍马和委曲求全,也没有必要违背自己的良心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更重要的还有食品安全,在国内,任何一种食品可能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都添加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东西,吃鸡爪可能会吃到福尔马林,吃奶粉吃到了三聚氰胺,吃火锅吃到了地沟油……这些情况在国外是难以想象的,因为这是最为人不齿的最违背道德的行为。”
移民海外,对于我等打工者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陌生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挣扎在死亡线上,挣扎在温饱线上,为了还债,为了能够让母亲生活幸福,也为了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城市人而拼命努力。我没有想到,当我为自己的存款单上的五位数字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单上已经有了八位数字,当我为了能够在这座城市有一份工作而看着别人眉高眼低的时候,人家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过上了外国人的生活。
这种差距,我用几十辈子的努力也无法弥补。他们的财富,是我几百辈子的努力也难以企及的。
这就是贫富悬殊。
在我当售楼先生的那段时间里,我还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水到底有多深,我还不知道我供职的这家房地产公司有着这么深的背景。
售楼部的门口经常有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女子,满脸皱纹,看起来很苍老。为了照顾她的生意,我每天都会买她一串冰糖葫芦,每次她把冰糖葫芦递到我的手中,都会慈祥地微笑着。我叫她王姐。
有一天,王姐没有来上班;第二天,她还没有来上班;此后的很多天,她都没有来上班。
听艾丽思说,王姐的儿子在高中上学,最近死于校园暴力,王姐万念俱灰,她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与世隔绝。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
琪琪说:“王姐的命运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说不定哪一天,王姐的命运就会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王姐已经五十多岁了,她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系着红领巾走进了校园。老师说,红领巾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爱护红领巾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王姐有一次过河的时候,红领巾随风飘进了河水中,童年的王姐牢记老师的话,奋不顾身地跳进河水中,只为了抢救一条鲜艳的红领巾。王姐差点被淹死,是一名路过的地主救起了她。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王姐一家人始终不敢去见这个救命恩人,因为宣传中说了,地富反坏右总是妄想变天,总是对我们国家怀有刻骨仇恨,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敌人,他们救起贫下中农的孩子,一定是别有企图的。不久,救命恩人死了,死于一次残酷的批斗中,而童年的王姐最终没有见到他一面。
童年的王姐还有一次面临死亡,是在官方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那时候,王姐差点饿死。
后来,“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王姐那时候刚刚上初中,也跟着高年级的学生一起砸烂文物,焚烧书籍,批斗老师,挤进火车里瞻仰革命圣地。她在一次去韶山的半路上,因为下车小便,火车突然开走了,将她和另几名女同学丢在了深山老林里。她们遭遇了狼群,一名女同学被狼吃了,而其余的人被伐木工人救活了。这群被革命热情燃烧得失去理智的人,最后还是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徒步赶到了韶山,站在伟大领袖出生的那座房子前,她们激动得泪流满面,差点昏厥。
接着,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王姐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城市,来到广阔天地里大炼红心,最脏最苦的活儿,她总是争着干抢着干,累得连月经都几个月才来一次。那时候,有一个充满了革命色彩的词语赞扬她们:铁姑娘,而现在,这个称呼则显得异常暧昧和尴尬。
她们无法忍受农村的辛苦,有人就通过关系回到城市,没有关系的就给人送礼,更有些女孩子用身体换取一张回城的通行证。王姐是最后一批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当早期回城的人或者考上了大学,或者参加了工作后,满手老茧的王姐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固守农村战天斗地。
回到城市的王姐像个乡下人一样,举步维艰,唯唯诺诺,她尽管出生在这座城市,却已经被这座城市淘汰了。王姐的母亲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将她安置在了街道办的工厂里。每月的收入仅仅能够养活自己。工厂里还有一个未婚男青年,他们顺理成章地建立了恋爱关系。
那时候,大街上的高音喇叭整天播放着“晚婚晚育”,街巷的墙壁上刷着巨幅标语“只生一个好”,王姐坚决响应号召。所以,等到她结婚的时候,已经快要30岁了,而等到她有了儿子的时候,已经35岁了,属于高龄产妇。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王姐夫妻俩遭遇了下岗,那时候企业改制,无数人无奈地走上了下岗之路。因为他们夫妻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去农村战天斗地,而现在再想拾起书本,已是力不从心。没办法,夫妻两个摆了小摊卖夜市,却常常遭受驱赶,生意也没法做,摊子也被砸了。后来,丈夫去建筑队打工,王姐就卖起了冰糖葫芦。
王姐夫妻两个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唯一的儿子身上,儿子也很争气,他学习成绩很好,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死于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这些年愈演愈烈,很多不喜欢学习的孩子结成帮派,专门欺负一些弱小的学生,更有一些学生,和校外的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看到谁不顺眼就大打出手。很多行内人士分析说,这是学校教育出现了问题,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的品德教育,所以,校园黑社会异常猖獗。
王姐儿子所在的学校里,一批学生中的流氓和社会上的流氓沆瀣一气,拦路搜身抢劫,王姐儿子因为没有钱,遭到他们毒打。他们打完后,就去饭店吃饭喝酒,而王姐儿子死在了血泊中。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唯一的孩子,卖冰糖葫芦的王姐悲痛欲绝,然而,她又回天无力。这一年,王姐已经50多岁,她无法再生育了,她和丈夫都要共同面对凄凉的晚年。
琪琪说,王姐的命运,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因为响应计划生育,王姐失去了生育的时机,现在,她下定决心和丈夫离婚,让丈夫重新找一个女人结婚。如果女人没有生育过,这样可以再生育一个,然而,穷困潦倒年届知天命的丈夫,要找到一个没有生育过的女子结婚,这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
所以,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
琪琪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女子,在我们楼盘尚未销售完毕的时候,她独自创业,开办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
工作不忙的时候,我就会乘车来到琪琪的公司,了解房屋中介的内幕。
有一天,我看到房屋中介公司里走进了一个中年人,他因为要移民出国,所以把自己在小区的五套房子拿来出租。
琪琪问:“你要多少租金?”
中年人说:“一套2000元。”
琪琪看了看门外,看到没有顾客进来,就对中年人说:“这样吧,我们帮你出租,但是每套租金是2400元,你收取2200元,我们收200元。你看好不好?”
中年人说:“当然好了。”
第三天,我又来到琪琪的房屋中介公司,那个中年人的五套房子已经出租了两套,每套2400元,还有三套尚未出租。
我问:“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租了?”
琪琪说:“现在到处在拆迁,打工的人又那么多,有房根本就不愁出租。”
我们正在说话的时候,进来了一对夫妻,丈夫戴着眼镜,显得斯斯文文,妻子腆着大肚子,这样的人,肯定是急着租房的人。
丈夫问琪琪:“有没有附近小区的房子?”
琪琪装着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就剩一套了。”
“月租多少钱?”
“2600元。”
“怎么这么贵?”
“你也知道,附近写字楼多,上班白领多,小区的房子就很好租。”
这对夫妻犹豫了一下,准备离开。
琪琪说:“刚才还有一个人打过了电话,要过来看房子,人家一来,我就租给人家了。看到你们腆着大肚子不容易啊,我要不要让那个人不要来了?”
夫妻两个又犹豫了一下,然后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坐了下来。
琪琪的嘴角抖动着,竭力压抑住心中的喜悦。
妻子说:“能不能让我们看看房子啊?”
琪琪说:“没问题。”
琪琪带着那对夫妻走进了小区,我跟在后面。
在路上,我听到那位大肚子妻子说,此前他们看中了一套房子,交了半年的房租给房东,可是,等到他们搬家的时候,才看到了真正的房东。房东说,他们是把钱给了骗子,而这个骗子也是一名租房客。骗子的房租到期后,就以房东的身份在网上发信息,骗取了这对夫妻一笔钱,然后溜之大吉。
真想不到啊,骗子无孔不入,对孕妇也能下得去手!
我问琪琪:“怎么才能判断他是骗子还是房东?”
琪琪说:“租房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看他的房产证啊。没有见到房产证,怎么能交给他房租?你们太大意了。”
我们走进了那套住房,我看到空荡荡的房间里,窗户都紧紧关闭着。透过玻璃窗,能够看到外面马路上车来车往,但就是听不见声音。琪琪带着他们在主卧、厨房、卫生间进进出出,但就是不带他们进次卧。那对夫妻在琪琪天花乱坠的宣传声中,兴高采烈地回到房屋中介公司,顺利地签了合同。
那对夫妻喜洋洋地离开后,我问琪琪:“你为什么要关上窗户?为什么不进次卧?”
琪琪说:“带着顾客看房子,一定要关上窗户,这样顾客就听不到外面的噪声了。次卧的电线线路有问题,不能让他们进去,进去后也避免让他们开灯,即使他们开灯看到灯泡不亮,也要说灯泡闪了……总而言之,不能让顾客找到问题,这样他们就能顺利签合同。”
我和琪琪分别,走在大街上,心想:我以后租房,一定不会找房屋中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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