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没有给黑娃说过我的真实经历，没有说过我曾经是这个地方某个部门的副局长，曾经是这个地方文化圈子里的知名人物。我只说我是写书的，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像古代的游吟诗人一样游历全国，我向黑娃谈起了历史人物，天文地理，典籍掌故，世界风情，谈起了这个地方官场的种种传说，民间奇人的传奇故事。多年的暗访生活，让我应对各色人等游刃有余；多年的阅读经历，让我知识面拓宽了许多；当年我在这个地方部门任副局长的时候，就以才华出众而著称，而几年后再回来，更是显得卓尔不群。我明显比那些蝇营狗苟的官场人物和大字不识几个的煤老板，水平要高出许多。我不是自吹自擂，我只是实话实说。

        十几年前的官场，显得简练了很多。那时候全县吃财政饭的人，还不满5000。而现在，多年的计划生育让全县人口减少了很多，而吃财政饭的人数翻了一番。据说，现在的副县长也比原来的人数多了一倍，而科级副科级更是多如牛毛。在某一个局里，正科级的就有五人：局长一人，第一局长一人，享受正科级待遇的常务副局长一人，书记一人，第一书记一人，一副科级多达七人，而下面的办事员仅有三人。于是，单位所有的事务都是三个办事员干，十二名科级干部坐享其成。每一任县委书记临走的时候，拿了人家的进贡和贿赂，就会突击提拔一大批人，所以才形成了这种狭小的办公室里均是衮衮诸公的可笑景象。在我们贫困的家乡，只有官员和煤老板才是富裕阶层，而广大的底层劳动者懵懂无知地供养着上层人群，将上层人群当成了奋斗的楷模和成功的典范。

        多年的愚昧教育，让我们老家的人将贫穷视为时乖命蹇，人们的思维还徘徊在远古的奴隶社会。人们心中的成功人士就是张会长这样的人和煤老板，有能力就是能够办动事，能够赚到钱，而办事是否投机钻营，赚钱是否坑蒙拐骗，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一夜之间在人们的心中坍塌了。老实等同于愚蠢，善良等同于傻子，正直等同于二百五，有才华等同于神经病，而躲奸溜滑和见风使舵成为了聪明，贪污腐败和损人利己成为了能力。当我在民国年间的文学作品中读到那些作家对他们的故乡深深依恋深深怀念时，当我读到多愁善感的诗人将乡愁比喻成一枚邮票或者一条小船时，我只能一声叹息。我的故乡一点儿也不美丽，它已经面目全非。我不会怀念它，因为它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那时候，黑娃对我很赏识，我的卖弄让黑娃觉得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在进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总会让我参与。

        我见到了外界传说的黑娃的秘密。

        黑娃的印章果然很奇特，他的印章里果然有一枚大头针，他在摁印章的时候，印章就会将纸张戳出一个小小的针眼，不仔细看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连自己的名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黑娃，却能够想出这样的主意，黑娃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但是，我没有戳破黑娃的伎俩。

        黑娃的悍马里果然装着很多钱，这些钱装在不同颜色的皮包里，红颜色的装着50万，蓝颜色的装着30万，白颜色的装着20万，黑颜色的装着10万。10万以下的数额，黑娃耻于装起来。黑娃的车子里装着这么多的钱，还给人家饭店收银员一分二分钱硬币，简直太不厚道了。黑娃的任何事情都是用钱说话，他一遇到有什么事情要办理，就给钱。黑娃说，他不敢得罪的人很多，这些人都要用钱打发。而那些不同颜色的皮包，就是喂狗的骨头，就是阴间买路的纸钱，不同的人他给不同的钱，决定拿出哪一种皮包。那些人都知道煤老板是一块肥骨头，他们都像食肉动物一样盯上了煤老板，有的人是狮子和老虎，有的人是克服鬣狗和豺狼，它们只想讨一点儿残羹冷炙。黑娃是一块唐僧肉，每个人都恨不得狠狠地咬下一块来，生吞下去。

        我问，这都是些什么人？

        黑娃说，啥人都有，有的是得罪不起的张会长这样的人，有的是亲戚朋友，还有的是企业里的人。有钱也不是一件好事。

        黑娃家中有十几辆车，光悍马就有两辆，宝马是档次最低的轿车。黑娃家的宝马是厨师到菜市场买菜的专用车。

        关于黑娃的故事，还有很多。

        有一天，我跟着黑娃来到省城的办证中心，黑娃说，他需要办理这些证件，而只有这些证件齐备了，他的煤矿才能进行开采。

        黑娃告诉我说：“你只有来到这里，才知道煤老板有多可怜，这些穿着制服的人有多牛×。”

        在一个办证窗口，黑娃将资料递进去，里面一个皮肤白净戴着眼镜的人看了看资料，然后让黑娃等候，因为他的前面还排了很多人的资料。

        黑娃问，什么时候可以办理好？

        那个人说，快的话可能需要一个礼拜。

        黑娃嘴里嘟嘟囔囔，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开业，煤矿就会损失很多钱。

        黑娃看着我说：“你给这个人打电话，看他们几天能把这事办成。”他告诉了我那条短信中的电话号码。

        半小时后，在一家播放着轻音乐的清幽的酒吧里，我们与一名模样斯文的男子见面了。

        黑娃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对方爽快地提出了4000万的价格，4000万，是黑娃煤矿一年多的收入。黑娃低着头，没有答应。对方看出黑娃在犹豫，站起身来，准备离开。黑娃赶紧站了起来，他说：“你看你这人，刚说两句话就要走，总得让我想想嘛，这么大的一笔钱。”

        对方很不满意地坐了下来，黑娃赶紧给他赔着笑脸。

        对方斜着眼睛看着黑娃，他说：“你可以想想，没有人不让你想。你的煤矿关停了，损失的不止一个4000万吧，你损失的是无数个4000万。说实话，找我们办事的人多的是。这次上面要煤矿整顿，全省关停的煤矿成百上千，我们的生意都在门外排队呢。”

        黑娃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少点儿？”

        对方以铁板钉钉的决绝口气说：“这是官价，一分钱不能少。4000万，我们给你把所有手续跑到头，你只等着领证就行了。没有我们的关系，你8000万也把手续跑不到头。”

        黑娃问：“咋就这么贵？”

        对方说：“没有熟人，你送钱，谁敢要？你烧香也找不到庙门。”

        黑娃连连点头称是。

        黑娃问：“钱给谁？给你？”

        对方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了，我就回去给我们老板打声招呼。”

        原来这个外表斯文的人，是一个小喽啰。一个小喽啰就这样骄狂，更何况背后的老板。

        蔡亮子后来听说黑娃花费了4000万元，办完了所有证件，煤矿没有停产，蔡亮子连连感叹“便宜啊，便宜”。蔡亮子找到的是另一个办证团伙，他花费的是5000万元。4000万元，确实是这些办证团伙的官价。每一个对于黑娃和蔡亮子他们具有生杀大权的部门，都有一批子弟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与每一个部门子弟组成的集团都有往来，他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煤老板只要找到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团伙，就能办到所需的所有证件。蔡亮子曾经给黑娃算过一笔账，4000万，40个证件，一个证件才100万，也就是煤矿几天的收入，确实是很便宜。

        黑娃是在一个月后才意识到，他和蔡亮子都被人骗了。

        原来，办理这些手续并不需要多少钱，走正常渠道，只是需要一个过程，而黑娃以为需要花很多钱，就去找掮客，结果被骗4000万。

        黑娃说，罢了罢了，只要能够继续挖煤，4000万不算什么。

        蔡亮子也模仿南方人说，四五千万，毛毛雨啦。

        有一天，我在蔡亮子的煤矿里，突然见到了长生。

        长生要来蔡亮子的煤矿当矿工。两年前，长生同村的五个人一起来到黑娃的煤矿挖煤，两年后，五个人走得只剩下了长生一个人，做矿工太苦太累了，他们相继离开。听说蔡亮子的煤矿工资能高些，长生就来了。

        长生和我因为搭救了黑娃的大犍牛，也受到了黑娃的特别照顾，他被提拔为矿井安全员，不用再挖煤了。然而，对骗子非常慷慨，而对矿工非常吝啬的黑娃，减少了长生的工资。长生被迫离开了。

        和所有的小煤窑一样，蔡亮子的煤矿也要先与矿工签协议。

        想要挖煤的矿工们排着队，一张落满煤末的木桌后面，坐着一个傲慢的、满脸横肉的男子，他的嘴角咬着一根牙签。每一个想要挖煤的人，都会从他手中接过二张协议表。

        我从蔡亮子手中拿过协议表，看到上面写着：“我自愿来到煤矿挖煤，生死与煤矿无关，不要赔偿，我保证遵守煤矿的各种规章制度……”

        长生做了一名矿工。他的煤老板是操他姥姥的蔡亮子。

        长生说过，他曾经无数次想过放弃，回到老家，做一名平安本分的农民，然而，各种名目的摊派让农民苦不堪言，种地种地，种地一年到头只能落个肚儿圆，连买件新衣服的余钱也没有。更何况，正在上大学的妹妹等着他每月邮寄的生活费，等着他提供异常高昂的学费。那时候，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花费，等于一个农民20年的收入。最淳朴善良的农民，处在这个社会的最低层，付出最艰辛的劳动，得到的是最微薄的收入。那些年里，农民的待遇是整个社会最不公平的。

        除了挖煤，农民出身的长生别无选择。对于没有本钱只有力气的长生们来说，挖煤是最好的，赚钱最多的职业。

        挖煤的职业危机重重，矿工们每天工作在800米深处，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他们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在与世隔绝的地球深处，死亡的方式有很多种，瓦斯爆炸、塌方、水淹、窒息……你能够想到的死亡方式，在这里都会发生。像操他姥姥的煤老板这样的小煤窑黑煤窑里，煤老板以最少的投资，追求最大的利润，提供的是陈旧简陋的设备，却要求矿工和机器超负荷运转。当国有煤矿的支架已经换成钢筋结构时，黑煤窑的支柱还是采用木头；当国有煤矿的运输工具早就换成缆车时，黑煤窑还是依靠矿工的肩扛背挑，甚至有的黑煤窑还把驴子赶进矿井里拖运；当国有煤矿依靠仪器来检测瓦斯浓度时，黑煤窑依旧是用矿工的鼻子来检测……

        操他姥姥的煤老板眼中只有钱，没有生命。他们在与矿工签合同的时候，就说“生死自己负责”，而出现矿难事故的时候，他们便将自己推得一干二净，有的煤老板不会赔偿死者家属一分钱，有的出于“人道主义”很“慈祥”地送给几千元安葬费，这就让矿难家属感恩戴德了。

        其实，操他姥姥的煤老板和矿工签的合同，像八国联军和满清政府签的一样，属于不平等条约。制定合同，必须有第三方的参与，这样的合同才会相对公平。就像我们现在打工的时候，要与公司签劳动局统一印制的合同，合同上有条款：“如果用人单位以不正当理由辞退员工，要给予员工赔偿金。”这样一条就保证了我们打工者的利益，这样一条也只有劳动局才会提出，用人单位是不会提出的，所有的用人单位都像操他姥姥的煤老板一样，恨不得将员工彻底榨干，然后一脚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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