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大安阁。几日后的早朝。

        大安阁位于内城北部，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建成，属上都大内，是忽必烈及其后来的即位者登极、临朝、议政、修佛事的场所。每逢重大事务，忽必烈都要在这里举行大典，或经常在这里与诸王、大臣聚会，接见外国使者。

        大安阁是移取金南京汴梁（河南开封）熙春阁的珍贵木材建造起来的，高二百二十又二尺，广四十六步有奇。建筑结构极其工巧，为柱者五十有二，居中阁位与东西。为楹者各二，所以蔽云日月而却风雨。阁有四层，梯道迂回五折。两翼旁构俯在上层栏构之下，有隆有杂，缥缈飞动。时人称颂“瑰伟为绝”。

        寅时一刻，忽必烈准时临朝。

        宰相入宫奏事。

        忽必烈汗一朝，宫廷有严格的制度限制。除了皇帝的贴身怯薛必须在场外，御史台属宫殿中侍御史要随同奏事大臣一同进宫。为防止泄密而限制奏禀现场人员，凡不可与闻之人，一律规避之。掌起居注的给事怯薛侍立殿前，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数记录。

        宰相奏事完毕，皇帝下达旨意。宰执们认为不当的旨意，可以覆奏，又称为封驳。中统四年（1263年）八月，忽必烈规定：“诸臣传旨，有疑者须覆奏。”因此，在国家大事诸如人事、赏赐、用刑等方面，经常出现宰执们封驳的事例。

        重大国策的决定，中书省官员需和枢密院、御史台等中枢机构的长官“集议”，然后将商定事项呈报皇帝。“集议”中存有不同意见，或者有人奏报“中枢机构”的宰执人员有不轨行为，朝廷允许“廷辩”，即当着皇帝的面儿各自申诉理由，理屈词穷者谓之“款伏（失败）”。宫廷中的辩论，往往言词激烈，特别在弹劾宰执官员时尤其明显。

        “三日一奏事，军国急务不拘于此限！”怯薛长唱着永远不会变化的议政礼仪台词，“置勤政簿，凡公议决定之事均载于簿内，翻译时不得增减！”

        刘秉忠侧跨一步，双手捧着奏折，出班奏道：“臣刘秉忠启奏陛下！”

        “爱卿有何本奏？”忽必烈示意怯薛长接过奏折，端坐于红漆御案后温和地问。

        “臣所奏之事与朝仪有关。蒙古国时期形成的宫廷礼节，沿用至今无所变，繁复且杂乱无章。自中统建元凡十年间，仍是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实有损大国威严，臣请规范之。今四海一家，万国会同，朝廷之礼不可不肃。臣等请求尽快制定朝仪。”刘秉忠扶笏而奏，神态严肃。这是近几个月来他与安童、廉希宪、姚枢、窦默、史天泽、张柔等宰执们反复商议的主题。尽管并非所有的蒙、汉、色目官员对此都持赞许态度，然而忽必烈已然认可，他们也就默不作声了。

        “如何制定，爱卿不妨细细说与朕听！”忽必烈声若洪钟，神态举止仍如年轻人一般富有朝气。

        “而今国泰民安，臣以为应派大臣和儒生，征召亡金故老，效法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而肆习之，百日可毕。一旦朝仪定立，必将恩泽四海，列国敬仰。请陛下准许秉忠等人收集散落民间的乐谱、乐器，以备朝仪使用。定制朝仪服色，立侍仪司，造内外仪仗。一月之后，恭请皇上、皇后在行宫观看秉忠等所立朝仪。八月，值陛下诞辰，立内外仗及署乐位，正式开始使用朝仪。自此以后，遇皇帝即位、元正、天寿节及诸王、外国来朝，册立皇后、皇太子，群臣上尊号，进太皇太后、皇太后册宝，暨郊庙礼成，群臣朝贺，皆如朝会之仪。而大飨宗亲、赐宴大臣，则用祖宗之礼法。国号、年号、帝号、殿堂规矩沿用历朝历代之制。”说到这里，刘秉忠退后一步，“臣奏请已毕，请陛下钧裁。”

        “好，很好。”忽必烈准奏。

        阿合马干咳两声，出列跪倒：“臣有一事启奏陛下。”他清了清嗓子，将两手放于地毯上，头在两掌间连连叩伏，肥胖的身躯和滚圆的臀部也随之笨拙地扭动起来。群臣中有的偷偷哂笑，有的侧目而视，有的恍若未见。

        “爱卿有事尽管奏来，何必行此大礼？”忽必烈看他这副模样，不觉大笑。

        “陛下！臣……”阿合马起身，已是汗流满面。

        “卿有事但讲无妨。”

        “臣本不敢说，既然陛下动问，臣不能不说。”阿合马终于拐弯抹角地绕到了正题上。“是这样，陛下，臣参中书省右丞相安童与一干汉儒重臣专与尚书省过不去，政令挟制，人事设障，让臣无从工作，无所作为。”

        “立尚书之初，陛下即诏旨明令，凡铨选各官，由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行中书闻奏。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属，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早料到阿合马会来这一手，从容地据理力争。

        “可有此事？”忽必烈问阿合马。

        阿合马似有无限委屈：“陛下曾对臣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

        忽必烈默然。

        “陛下！阿合马专横跋扈，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理应治罪。”安童忍无可忍。

        “尔等身居显赫之位，皆朕之膀臂，如何不以国家大事为重，专以尔虞我诈为乐？长此以往，国事何堪！况且，尚书省自行人事、财赋、国事之权，悉由朕之首肯。安童，汝年轻气盛，当自深省。”

        每逢关键时刻，忽必烈总要迁就阿合马。安童明白这与阿合马推行的震天响的“聚敛财富”政策迎合了朝廷日益庞大的财政需求有关，而这也正是阿合马一再得宠荣升，并且几经弹劾仍稳如泰山的真正原因所在。既然无法积极从政，安童不免心灰意冷。

        “两省分立，与国不利。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于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安童愤而自请削减权力。

        “准奏！”忽必烈降旨，“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委任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

        “臣——领旨！”阿合马志得意满，俯首谢恩。

        尚书、中书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将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却是扩大了阿合马的权力。元廷内部汉法派与敛财派的这一轮争斗，再次以敛财派的胜利告终。

        那么，此时此刻，朝中唯一能够节制阿合马，令阿合马望而生畏的燕王真金在哪里呢？原来，真金正与郭守敬奉诏巡视全国水利。次年，当他返回燕京时，阿合马权势更盛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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