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酒酣饭饱、主客尽兴，已是月上中天时。

        大浦和秋姗都红着脸，他们互相搀扶着，告辞出了门；小町喝得又笑又唱的，稀里糊涂地被何四妈弄回自己的小屋里去；隆龙突然借着酒胆……放声大哭，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事情。只有曾佐的脸是喝得越高，就越发青。紫姨只好打发何四妈去厨房，用山楂片给他泡碗解酒的汤来。

        何四妈说：“隆龙这孩子，长不大啦！”紫姨摇摇头：“会哭了，就是长大了……”曾佐喝过山楂水之后，一双眼睛直瞪瞪地望着紫姨，突然涌出两滴泪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

        紫姨一见，心也酸了。

        她却做并不在意状，语调淡淡地说：“曾佐，这是秋姗让我转交你的——她抱歉晚了好些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啊！”

        曾佐犹犹移移的伸手接过一个朴素的纸包。打开来，是一条银灰色的羊毛围脖儿。耳畔只听到紫姨还在絮絮叨叨：

        “这是她跟那个薛护士刚学会的。人家巧手的女孩子，这么简单的平针儿打条围脖儿，两、三天的功夫也不用。咱们秋姗是初学，她笨，打了整整两个星期呢……”

        一轮好大好亮的中秋满月，正悬挂在皇粮胡同十九号院儿的上空。天上没有一丝儿扰月的云彩——明儿个，该是个太平的艳阳天吧？

        记忆中的（代后记）

        对皇粮胡同的描写，来自我儿时生活过十年的北京东四四条胡同——路面宽敞，十几棵古老的大槐树，夏天在我上学的路上遮下一片荫凉。我还记得，一座座广亮大门前，坐着历经沧桑岁月的门墩儿。有的石鼓上还蹲着呲牙咧嘴的小狮子……它们大都被抚摸得亮光光、滑溜溜的。因为路面宽阔，院落宏伟，大、小轿车进进出出。那会儿，算是一条颇有气派的大胡同了。

        这条胡同因为路面宽阔，院落宏伟，加之新、老居民们的社会地位，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最初一、二十年，小轿车和大轿车进进出出，那会儿算是那一条颇有气派的大胡同了。

        因为这条胡同解放前就多有旧官僚的阔大宅第，解放后，有几座两进、三进的院子，作为敌伪房产被政府接收，充作了公家的干部宿舍。我家居住的那个院子，就是其中的一个附有宽阔偏院的三进大院子。记忆中的那个大院儿，里面至少有大、小上百间的房子。踏上台阶走进大门，那块传统的避邪影壁正面，曾几何时被绘制了一个巨大的八一五角星。被胡同里的老百姓们昵称作“八一大院”。

        我家占用了后院儿的几间北屋，其中一间主房也是北京人常说的那种“大屋顶”。天花板很高，房间的面积也很大。那里曾经是父母的卧房兼客厅。就在那座大屋顶下，我和自己的兄弟姐妹，还玩过捉迷藏的游戏……很奇特的是，门前长着四棵名副其实的参天大树。在树下我听缠着小脚的老保姆讲过乡下闹鬼的故事；认识了喜鹊、乌鸦和胸脯上有片红色羽毛的啄木鸟……

        小学同学不少就是胡同里世代业主的子弟。我到过一位姓纪的男同学家去玩，他家那座美轮美奂的院子，就是我在故事《罪证》中描写的前朝公主府的原型。里面的红漆回廊、假山、亭台、松柏、梅花……

        纪家的“三太奶奶”，是一位拄着根雕花硬木拐杖的佝偻老妇人。三指宽的黑缎子“抹额”中间，还镶着一块翡翠帽花呢。她的滚边儿夹坎肩是发光的绸缎，古色古香的黑色百褶裙，裙裾下露出了尖尖的三寸金莲……这种人物形象和家居环境，让我这个革命军人的女儿觉得，时光是倒流的，是凝固的。我回家问妈妈，为什么我的同学要叫那个老人“三太奶奶”？妈妈回答我说，也许，你同学的太爷爷有三个老婆呗！

        都是六十年代初的记忆了——老胡同，老四合院儿和老北京人。

        很多年以后，我曾一度回到那条童年的胡同——老槐树所剩无几了，座北朝南的门洞和它们的门墩，要么消失了，要么破败了；“八一大院”还在，走进去，觉得已不似记忆中那么宽敞、整洁；我家门前那四棵参天大树，连树根儿都没有留下；胡同里的很多老四合院，因为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而增建的小砖房子，使原来的宜人景观荡然无存……尽管我们说，这就是历史，谁也无法令现实生活之水凝结不动。但我在美国的纽约和波士顿，看到过很多一百年前甚至将近两百年前的古老建筑。它们仍在为子孙后代们挡风遮雨，迎来送往……

        胡同的大量消亡，难道不是我们北京人的遗憾么？

        其实，我笔下描述的“十九号院儿”，是童年记忆中一个真实而难忘的地方。至今，我不知道坐落在皇城根北街的这个院子，建筑设计师是哪国人？只是知道它的拥有者或居住者们，曾经有洋、有中、有官、有民，皆非等闲之辈。住在那一片儿的老百姓说起这座十九号院儿，自始至终都怀着敬而远之的好奇心。当我走进“十九号院儿”时，共和国刚刚成立十年。院子的主人是我的亲姑父母。他们是打进北京城的，也是作为“敌伪房产”，这个院子被安排给了红色政权第一代公安部的负责人之一，安了家。从表面看，十九号院儿临街的大门，跟一般的四合院没有什么区别。内部的建筑格局，则大不相同……

        坐北朝南的正房，就是一栋大屋顶的主体建筑。中西合璧的建造风格庄重大气。屋顶的琉璃瓦是深绿色的，严丝合缝的青砖承重外墙，每块砖的体积足有常见砖头的六倍之大。从绿漆大门走进院子，不会碰见传统四合院的那面避邪影壁，有两棵桃树拱门。那是我姑夫打进北京城后的四九年栽下的“胜利纪念树”。草木有情，姑夫病逝后不出三个月，那两棵桃树随之枯死……

        从大门通过笔直的五丈水泥方砖通道，登上白色天然石材的台阶，推开宽大的两扇带硬木框的玻璃门，就能够直接进入铺满楠木拼花地板的大客厅，客厅的东西两侧是主人的卧室和书房……

        儿时的我那个大客厅里，见过许多位被历史记载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十九号院儿的厨房一一它是用真正的方形大麻石建在地下的，坚固得几乎可以形容它是一处“永久性工事”。要到厨房去，刮风下雨也必须步下一道长近两丈的麻石台阶。冬天供暖的小锅炉房也被很科学地隐藏在这座“工事”的里面。

        厨房直接通往餐厅的神秘渠道，是一个两层木格箱子的人力“升降梯”。每当饭厅里的人听到来自厨房的铜铃铛，就应该赶紧摇转升降梯出口边的一只金属摇柄，一下一下稳稳地……赶紧把出锅的菜肴，从一个直径两尺的垂直竖井中，趁热提升上来。那摇柄上的红木把手，早已被磨得光可鉴人。

        这是我有生之年亲眼见到过的最别致的一个厨房。

        小时候，每次在姑妈家赶上吃饭，我就期待那只铜铃铛发出的丁当声。然后抢先跑过去，握住那只金属摇柄的红木把手……公务员小李叔叔担心我体力不济，松手把那辣子鸡丁、酸辣汤之类，重新扔回厨师古伯伯那里。他把自己的大手压在我的小手背上，一起用力转动着，提升起冒着蒸汽、发出喷香的两层木箱子……

        我一天天地长大了。亲眼目睹了这个院子的春秋变迁……“文革”中，十九号院儿里搬进了“四人帮”在军内的亲信一家。当黑暗被光明所取代的一天，我看到，姑妈一家失而复得的十九号院儿和房间里包括壁柜在内的家具、设施，被糟蹋得惨不忍赌。就连同样也为“那一家人”奉献过甘甜的一架子葡萄，都未曾幸免……

        至今三十年过去了，无论是被赶走后又回来的，还是先赶走了别人，自己后来又被赶走的，相继也都走到了动荡人生的安宁彼岸。

        我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从遥远的海外走来一对中年男女。他们站在十九号院儿的门口，客客气气地请求姑夫的警卫员允许他们进院看看。用标准的国语说：

        “这里过去是我们家的……老宅。”

        九十年代中期，老北京改建的大潮汹涌澎湃。十九号院儿差点儿被彻底夷为平地。我毫不夸张地告诉读者：正在大铲车已经高高地、无情地举起那千钧一发的时刻，北京文物保护部门一纸“铲下留情”的红头公文……从天而降！于是，十九号院儿的座北朝南的主体建筑——远近一带被赋予雅号的那座“大屋顶”，得以幸存至今。

        十九号院儿没了，只有“大屋顶”还顽强地、孤零零地站在皇城公园的一片红花绿草中间。令人颇为费解的是，院儿里一棵高大的白皮松，还有高龄的枣树、花椒和柿子树……它们不但未受到丝毫伤害，还被细心的公园管理人员挂上了一块块小木牌子。就像对待故宫、北海、景山和颐和园那些已俱文物价值的古树、名树一样。

        十九号院儿幸存中的“大屋顶”，被改造成专门接待贵宾的茶室。里面所有曾经隔出房间和走廊的墙壁都消失了，整个主体建筑的内部空间，给我的感觉并非记忆中那么宽大。建在地下的石头厨房，成了几个单身员工的集体宿舍——他们对我这“路过的游人”称赞，住在这里真是“冬暖夏凉”呢！

        我听说，来到北京的游客只需花很便宜的费用，参加一个叫什么“胡同游”的项目，就会在四下通风的电瓶车上，听到年轻的女导游手指着十九号院儿的“大屋顶”说：

        “这就是老皇城著名的‘将军院儿’……”

        飘零在海外的我，无数次地梦见这座我美丽的院落……终于，我提笔让自己心中几个聪明、善良的老北京人，走进那座古老的“十九号院儿”里，来扮演我心中的故事、心中的角色——

        我写的故事，与自己在日本大量鉴赏推理文学作品有关。我很喜欢这种集社会、文化、民俗、知识、人情……于一体的传奇故事读本。这类风格的作品，极具挑战性——作者必须比一般读者要“狡猾”那么一点点儿。构思好一个完整、合理而又吸引人的推理传奇故事，是最艰难的脑力劳动。我始终对结构故事的能力极不自信，却无法压抑挑战的欲望。将近二十年，我在鉴赏了相当数量的日本推理文学作品后，终于第一次斗胆尝试性地提起笔来……

        我不喜欢读武侠小说。自己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位下肢瘫痪的神秘老妇人——紫姨。她那一头银发和终年坐在轮椅上的身影，是我生活中几位长辈的缩影——她们美丽、慈祥、睿慧、果敢、学富五车、从善如流……围绕在紫姨身边的几位中、青年：一个律师、一个警探、一个医生、一个记者、一个花花公子。他们就像桃太郎大战妖魔时身边的猴子和小狗们一样，各有所长所短。唯一共通的，无非是人类心中不应失去的正义、善意和友情——他们是我的“梦中人”罢了。

        紫姨和她的牌友们，不能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每次抗争的结局，都包含着无奈的妥协。他们这帮“好心人”，也未必就能保证好心不做坏事，违背初衷的客观结果层出不穷……我想，这就是人生永远无法逃避的遗憾——皆大欢喜的大团圆，那是自欺欺人的。

        让人物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是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过多顾虑到，对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代刑侦手段高度的科技性——指纹、窃听、录像、电脑、DNA……对于我，阿加莎和柯南道尔笔下，主人公们那富于综合素质的敏锐洞察力，永远充满魅力。如果我让自己的人物活在今天，未必就能够使得情商与智商本身的较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可以说，这是我对自己短弱之处的回避吧。

        也有中国的老师批评我：创作风格受日本推理文学的影响过深，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和谐感。因此我也曾担心，风格和结构手法的不同，会不会引起祖国读者的反感？书出了，我只能对作者说，创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是动情的也是认真的。一部讲故事的小说，首先应该好看，其次应该感人。两者兼备，真的很难。但愿能够给读者带来饭后茶余的消遣。我还想再接着写出四到五个发生在“皇粮胡同”的故事，不知是否因“江郎才尽”无法成章。

        作者往往会在一道篱笆后面，隐藏着真实的身影。期待着真正的知音能够听到篱笆后面那一声低婉的叹息……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责编崔卓力女士——的书名，是她为我确定的；书中几个小人儿的插图画，是她逼着我画出来的；文字存在的许多问题，是她点点滴滴提示我修改的……她是我这本长篇处女作的第一位知音。我还要感谢一个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北京胡同的人，他就是我的丈夫胜男。创作期间，他经常会关切地询问我：“怎么样，你高明地把人杀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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