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一直是一个“难攻克的碉堡”。

        个中缘由，自然可以列举出千百条，但基于山西农村现状情况，往往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主观思想观念。直到今天，在当地“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当地，年轻人结婚生育，不生个“带把的”来“顶门立户”誓不置休，否则就是愧对祖先。

        二是农村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

        在今天，中国部分农村虽然已实现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效率，把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依靠人工劳作，凭借“人海战术”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仍是中国当前“三农”的主体现状。

        记得在民间有句谚语，说的是“无酒不成席”。

        但在山西农村，人们总是以“无儿不成家”这句话与“无酒不成席”在“真理度”和“表达力”方面相互佐证。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在田间挑水施肥、锄草垅田、收割庄稼物等“力气活”都要靠青壮劳力完成。但是，他们面临的现实是每到收割季节需要“硬劳力”时，“没劳力户”往往要付出随行就市的“劳力费”，雇人干活。

        再有，在农村，村民都面临着这样一个现实：“单门绝户”的人家在基本瘫痪的乡村秩序环境下，面对“村霸村痞”以及族姓之间或明或暗的斗争，往往倍感无奈。而“人丁兴旺，儿孙满堂”、“人多力量大”等中国农村老百姓纯朴而现实的“生存法则”始终主宰着他们的生活现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农村的工作既复杂又简单，有些道理根本没必要说透，否则，你就是“秀才遇到兵”。这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一生行事尊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一话粗理正、土味十足的“农式理论”。

        就说在李家东头大槐树下的李福林父子吧。年近六旬的李老汉当了一辈子坑下“老头”，坑下各行各业他样样精通，据说当地矿工在坑下都怕他。用工人的话说，“在坑下，他的话比矿长都管用”。

        后来到了1990年春，他又带领三个儿子在村西4里地的煤矿当了“老头”，继续干上了“入土”的坑下活儿。在平时，他们父子互相之间说话时还是脏话连篇，话里话外常常夹带“球里巴几”，骂骂咧咧。这一直成为村里人的“笑资”。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父子四个，两对“二杆子”！

        在大沟煤矿，能够像李“老头”这样做“大事”的人，在要家庄却不多。工人上班一天三班倒，他就和煤老板商量，要求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全部承包煤矿上的煤炭和焦炭的生产。当时和煤老板谈好的价格是每生产一吨煤炭可提成3元，每生产一吨焦炭可提成5元。煤矿上的生产工序非常复杂，李老汉因为“人多势众”，如果他能如愿承包，他就可以把自己众多的儿子们轮流分配到各个环节，监督生产。

        这真应了那句话：“上阵父子兵，挖煤亲兄弟。”

        山西煤矿劳动治安秩序的复杂形势，已引起当地公安部门的关注，这是由煤矿生产规律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客观现实决定的。

        矿区生产环境，是一个全国各地年轻人聚集的世界。基于各自思想素质、生活习惯和脾气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冲突时常发生，互相之间打架斗殴、拉帮结伙的情况很正常。

        有道是，“横的不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李老汉率领这三个“虎门豹子”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煤老板的忙，成为维持煤矿正常生产秩序的“地下警察”。如此一来，李氏父子也渐渐地成了这里名符其实的“镇矿老大”。

        事实上，在山西的一些煤矿上，一般都有像李氏父子这样以“兄弟连党”和“父子帮”式的因特殊关系而结成的特殊关系和组织的存在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煤老板的智慧，在自己的既得权力不被“架空”和财富收入稳定增长之间恰到好处地准确拿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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